评论家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下《南京安魂曲》这部书。过去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来源于课堂、博物馆、少数史料，但它们对我的震撼不一定比得过这部小说，优秀的艺术才更近于真相。这部书有助于我们真切地进入那个黑暗时代，有助于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通向何方
老高按：关于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长篇小说新作《南京安魂曲》中文译本，我写过两篇博客文章《著名作家哈金终于在中国得到热烈肯定》和《 中国读者是否能接受哈金〈南京安魂曲〉》。其中第二篇，受到一些网友跟帖激烈抨击甚至破口大骂。
一度甚为活跃，却突然“顿悟”老-穆说：“历史就摆在那里，平平淡淡，但比任何小说情节都要真实，震撼。偏偏有人就喜欢虚构，再把虚假伪造毫不可信的‘小说’情节来代替历史。”
13579aaa说：“看来还是汪精卫充满哈金所敬仰的人文主义情怀，建立个汉奸政府，全中国为日本做顺民，建成个普世社会，大东亚共荣啊。以哈金这种脑残逻辑，居然还写小说，居然还有人给他捧臭脚。这世道什么地方出毛病了吧？”
对一部反映历史的文学作品，见仁见智，都属正常；看都没看，或者道听途说，就信口臧否，也大有人在；还有人“凡是老高支持的，我就要反对；凡是老高反对的，我就要支持”，更让我乐不可支。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部作品得到海内外比较多的中英文读者和媒体的重视。10月18日，兰登书屋在推出这部小说（英文版）时冠以“一部震撼心灵的史诗小说”。美联社书评说：“不熟悉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在纪念受难者和英雄的路上，哈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赫芬顿邮报》在推介这部书时附上了一段书摘，那是小说中最常见的写景状物、烘托气氛。《柯克斯书评》和《图书馆学刊》也都给了这本书星级推荐……
在中文领域，海外的《明镜月刊》记者专访了哈金，写出了长篇报导；该刊还评选十大用外语写作的华人作家，即将公布，消息人士告诉我，李翊云、哈金等作家入选；而中国大陆也有更多的媒体、文章来推荐这部作品。像中国青年报社旗下的《青年参考》就翻译了美国《华盛顿邮报》介绍《南京安魂曲》的文章，文中说：
踏入人类历史上最绝望、最黑暗的泥沼，需要作者付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出人意料的是，哈金却意外地冷静，出奇地克制。逐一攻克这些难题，正是他在新书《南京安魂曲》中为自己定下的目标。
哈金对中国近代史烂熟于心，用大批典型人物，探讨他们背后的文化融合与冲突，仿佛以记录文化转变的轧轧声为己任。
在全书的情节安排上，哈金收发自如，用简洁而不失灵动的笔触，将大屠杀的悲惨场面陈列在读者面前。“弹片在空中飞散，像黑色的花儿盛开”。年轻妇女因被反复摧残而精神崩溃，暴力在蹂躏她们身体的同时，也毁灭了其中的灵魂。最令人叹息的要数魏特林的命运她遭受诽谤，黯然回国，在精神病院里了却一生，成为这场悲剧中千万受难者中的一名。
中国《南方人物周刊》更刊出《文学苦行僧哈金》的长篇人物特写，对他创作这部作品的甘苦详细询问，其中有几个问答颇有点嚼头：
人物周刊：巫宁坤先生为您的好几部作品写过书评，其中有说：“十年前才开始用英语写作，哈金现在已经登堂入室了。”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哈金：那些都是他对我的赞誉。不管一个作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总有一些不安感围绕着他。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他当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朋友到他家时看见他躺在地板上落泪，因为他的诗集刚刚得到一个负面的评价。
人物周刊：您写了六部长篇了，最钟爱哪一个？
哈金：我想是《自由生活》吧。那个也很难写，全是日常的东西，靠小东西撑起来。那本书光校样我就改了六稿。
人物周刊：能用一个词语概括居留美国25年的生活吗？
哈金：这太复杂了。至多，我能说“重新活过”。
人物周刊：2004年您曾经应聘过北大，但没回音。这些年还有回国任教的想法么？波士顿大学会是您的退休之地么？
哈金：我不认为我还能够回国教书，一个人在路上了，就很难回到原点。13年前我拿到了终身教职，所以什么时候退休由我自己作主。最近收到香港一所大学的邀请，一年去讲学两个月那种，我没有接，因为我不再年轻，时间精力都有限，我想多跟家人在一起。
最近读到几位文学评论家关于《南京安魂曲》的座谈，正如《南方日报》编者按所说，座谈“不是捧场，不是炒作，是要正视淋漓的鲜血，要正视惨淡的历史”。他们肯定了这部作品的贡献，也指出了其不足，像王秀云就批评说：作品的“旁观者角度”“这种选择本身就使作品质地大打折扣”；中外很多杰出作品“我们既能看到战争对人类的戕害，又记住了那些散发人性光芒的人物。很遗憾，哈金能做到，却没有做”，等等。
这里将这篇座谈纪要转贴如下，几位学者的发言，能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家在面对和处理历史悲剧题材的复杂性、艰巨性。
“新华网”刊登《南京安魂曲》中文版封面。
南京大屠杀：文学如何面对历史悲剧
师力斌、吴晓辉、王秀云、张颐雯，《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编者按：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我三十余万同胞死于屠刀之下，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惨遭涂炭，日军恶行令人发指。七十四年过去了，但文学仍然记忆犹新。两位海外华人，严歌苓和哈金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读到了令人震撼的东西。历史悲剧国人不应该忘记。同时，文学如何面对历史悲剧成为一个重要话题。为此，我们特邀请《北京文学》副主编、知名文学评论家师力斌及其三位同事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这个对话，不是捧场，不是炒作，是要正视淋漓的鲜血，要正视惨淡的历史。我们相信，尽管对话者观点各不相同，但话题本身包含了某种不能忽略的同质性意义。以此纪念74年前的死难同胞。
华人作家应如何书写中国的创伤
师力斌：文学会记住历史，让昨日重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和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这两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作品的相继问世，引出一系列话题，比如，作家的胸怀抱负、历史观、题材、叙事立场、宗教信仰等。
吴晓辉：《南京安魂曲》给了我们什么？二次大战结束后，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反思，在文艺作品上像荣获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由犹太裔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德国首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冠军的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创作的深受欢迎的小说《朗读者》、波兰籍导演波兰斯基根据自传改编的《钢琴师》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敬意。这些作品以个人在战争中选择了去拯救、去反抗、去牺牲、去自省来反思这场战争。她们的行为显现出无法遮蔽的人道主义的光辉，而《南京安魂曲》以直面二战背景下中国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为目的，以宏观悲悯的视角为我们拉开了历史的帷幕。她无疑具备以上反思二战的优秀作品的品格。反观近几年国内的有关作品，令人震惊。如影片《南京，南京》以三十万中国人生命为代价去救赎一个日本反战士兵的灵魂。导演将自己拔高为一个地球人，在故事中以上帝的叙事视角一表自己的悲悯情怀，这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而由中方投资、德国人导演的《拉贝日记》，为观众讲了一个优等民族以拯救者的姿态对弱小种族的施救故事。从细节到叙述视角都是俯视的。在这里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似乎不适用于中国人。以上两部影片中我看不到一个中国人活得有人的尊严。在此是否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历史观？
张颐雯：提到历史观的问题，这部小说的角度是特殊的。主人公是在美国人开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屠杀期间的安全区工作的中国女人，这种身份本身在那个时代、那种境况下就极其特殊。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文学文艺作品，多从类似视角出发来做，比如《金陵十三钗》，比如《拉贝日记》，还比如这本《南京安魂曲》。为什么现在准确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文献多记载发生在安全区、基督教会的史实，多是欧洲人的记录，而那时亲历屠杀的中国人的记载、第一现场的记录却非常少而且缺乏系统，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仍留在南京的中国人多为社会下层，他们缺少必要的文化资源，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幸存者留下的多为口述、片段的记忆，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写出更有价值的文字，被屠杀者的最真实记忆被大量抹掉。可是欧洲人、基督教会却作出更系统、更细致的记录。而日方的记录则是对事实的篡改。从这个意义也可以看出，历史是由强者写出的。今天，中国人应该更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探索历史真实，接近历史真相，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书写历史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哈金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书写中国的创伤，但他已经为还原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作出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而且确实相当成功。
师力斌：的确相当成功。
作为中国读者，应选择面对史实
吴晓辉：讨论《南京安魂曲》还要考虑作者创作背景和他所拥有的历史资料。因为《南京安魂曲》并非是一个战争为背景的虚构小说。这点哈金在书后作者手记中作了详细标注说明。我认为客观、冷静的纪录片式风格奠定了小说的基础。
其实我更想探讨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如何面对历史的悲剧。此前，我通过微博、当当网、和朋友间的推荐等不同渠道听说过这本书，内心一直准备找来认真读一读，只是这个想法一拖再拖不敢面对。至今南京大屠杀己经过去74年了，亲历这场浩劫的人恐怕在世的没剩下几个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南京大屠杀的了解大多源于国内一部分教科书、抗战回忆录和从西方译介过来相关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并不包括在台湾的国民党记录的那一部分。恐怕普通人更多的是通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拍摄的抗战故事片了解的。而我所接触过的一小部分二战纪录片、文字、图片中血腥和残酷很难令人从压抑痛苦的心境中解脱出来，上世纪90年代前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在着手纪录调查这一史实时因内心承受不了而选择自杀作为解脱，如今面对我们被披露出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作为一个中国人回避史实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选择面对。
张颐雯：这是一定意义上的“主旋律”小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下这部书。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来源于课堂、博物馆、少数史料，但它们对我的震撼不一定比得过这部小说，优秀的艺术才更近于真象。这部书有助于我们真切地进入那个黑暗时代，有助于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通向何方。
吴晓辉：《南京安魂曲》的出现为我们敲了一记警钟，一段时期以来文学、出版界一些同仁、新闻媒体一直在跟踪诺贝尔文学奖，他们似乎是把此奖作为判别文学高下的一把尺子。我更关心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回望我们的历史，在五千年这把历史尺子之下，如何衡量现实与历史的关系？
如何面对战争创伤，如何避免民族虚无主义，建立民族自信，站在一个中国人立场重建历史观是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张颐雯：很多朋友称赞小说后半部分精妙的情节，包括女主人公和她儿子日本家庭的复杂情感关系，揭示了大时代中放大了的复杂的人性。在这一点上，倒并无太多令我赞叹之处。其实很多小说都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达，印象里除了国外的小说，中国作家蒋韵的小说《英雄血》，还有一些新作家的作品都对这种复杂有了很多探索。
王秀云：对二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少艺术家都在做着自己的表达。矗立在我们心中的作品有《苏菲的选择》、《朗读者》、《钢琴师》等。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既能看到战争对人类的戕害，又记住了那些散发人性光芒的人物。很遗憾，哈金能做到，却没有做。是重大历史事件本身的震慑力和作者个人的成功影响了人们的判断？我不愿意认同这一点，但我需要对文学本身拿出诚意。
没有“国破山河在”，“感时花溅泪”就是为文轻薄
师力斌：严、哈的两部作品再次证明，文学不是不可以写重大题材，尽管太多的重大题材让我们糟蹋了。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的创伤性记忆，不应当从文学中消失，正如鸦片战争题材不应该消失一样。大题材是大作家的试金石，像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前我们太注重怎么写，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文学走过了西方文学几百年的历史，各种方法、流派、风格，全数登场。而《南京安魂曲》没有什么手法，老老实实地写，一笔一划，一针一线，完全是一部纪录片。看完像自己亲历了一场大屠杀，长吁一口气，庆幸自己活着。一个作家没有大关怀，写不出大作品。没有“国破山河在”，“感时花溅泪”就是小情小调，就是为文轻薄。
张颐雯：是的，《南京安魂曲》最成功之处恰恰是它平实、冷静，近于纪实的写作手法。有朋友说：汉语文学自汉赋以来中了大讲修辞之毒，至今还喜欢夸张修饰大用形容词，而漠视简单的真实；哈金因为语境之转移，成功解决了这个痼疾。此话说得中肯，现在，就连纪实文学也充满了大量编造的细节，高强度的抒情，尽力拔高的意义。文学作品出现了不少伪激情和被激情。《南京安魂曲》却在尽量用眼睛、用双腿、用双手、用鼻子、用皮肤以及一切感官所及之处说话，用事实说话，这是小说的新鲜空气，可惜它出自一个海外华人之手。
师力斌：哈金近十年来在国内期刊发过几个中译中短篇，比如《武松难寻》、《作曲家和他的鹦鹉》、《牛仔炸鸡进城来》、《主权》等，都是这个风格。
王秀云：《南京安魂曲》最高的价值，在于一位曾经是中国籍的作家，完成了对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民族伤痛的小说书写。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充满敬意。但我对哈金的期待不仅如此，我希望他张扬起文学的野心，给予这段历史一些更充分的表达，能够让读者看到区别于《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史料》等资料性历史的东西。很遗憾，《南京安魂曲》的前半部分，还是停留在对那场屠杀的图景式描写，宏观的、个体的血腥场面集束涌现，展现着一个作家鲜明的、甚至这个题材本身就已经注定的立场。他甚至还是沿用了《拉贝日记》、《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这些一再沿用的旁观者角度，用外国人在安全区如何艰难救赎中国人的切入方式。这种选择本身就使作品质地大打折扣。
师力斌：我还是认为，恰恰是这种局外人的立场，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和可能性。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像张颐雯所说，受难亲历者的书写当然最好，可是限于历史的条件已经很困难，此种情况下，哈金“局外人”的冷静、“客观”的叙述有独特意义。他当然有控诉，但同时更在于挖掘战争对所有人的伤害，包括对侵略者本身的扭曲和驱使。复杂性使小说的内涵丰满起来。而我们的许多小说常常满足于在既有的思维轨道上快乐地前行。
王秀云：后半部分增加了一些小说元素，人物活了起来，但还不够。叙述很快，有时感觉浮光掠影；几个人物似乎浮游在远处的舞台。整个过程我感觉作者不在场。没有把自己和人物、和那种惨烈的历史记忆融入到一起。据说哈金在写作过程中哭泣32次，我能理解这种感情，但哭泣能够代表作家人性的悲悯，不代表作品的高度。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