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宣威浦在廷后人，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投身革命的浦氏三姐妹。“从浦代英、雷迅（浦石英）、卓琳（浦琼英）三姐妹的人生旅程，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她们三姐妹在漫长岁月中的心灵成长过程，从她们身上可以形象地看到中国妇女追求自身解放的艰难和曲折，感受时代的急遽演变和发展。”这是著名学者郑易里的评价。就读昆华爱看书的浦琼英（卓琳），女，云南省宣威市榕城镇下堡街人，生于1916年4月。有兄承统、承纲、承绪，姐承静、二姐菊英（早逝）、三姐代英、四姐石英。1923年孙中山由香港回广州主政，委任浦在廷担任广东省烟酒公卖局局长及全国总商会副会长。浦在廷公务在身，便来信要其子承统去广州替他主管“大有恒”火腿罐头公司。琼英在母亲和兄长的带领下，绕道越南及中国香港，到了广州。琼英和母亲在广州住了一段时间后，返回昆明。1923年琼英入昆华女中附小读书，并继续在昆华女中读初、高中。从1928年起，琼英和两个姐姐，接受了音乐老师赵琴仙（共产党员）的教育和影响。
“那段时间，我、石英、琼英最高兴的事情是能够看到一些进步书刊。除了《斗争》外，四哥还为我们订了有名的《东方杂志》、《少年》等公开发行的刊物，他总是鼓励我们多看书，尤其是要多看有进步意义的书。那时候，琼英总是捧着一本《妇女与社会》，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放下。这些书刊回答了许多我们急于想知道的问题。现在想起来，我还是非常感激四哥的，没有他的引导，我们姐妹三人不会那么早地就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清楚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从整体上了解中国是什么样子，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是浦代英在回忆录《无悔的岁月》一书中对当时接受进步思想熏陶的描述。琼英自幼活泼开朗，非常喜欢读书，成绩优异，特别喜爱体育运动。体育老师很快就发现这个结实的姑娘有很好的短跑条件，并建议她专门练短跑。琼英愉快地接受了老师的这个建议，在老师的辅导下，刻苦训练，短跑的成绩很快得到了提高，先是在昆华女中的运动会上拿到了第一名，后来又在昆明市的运动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1930年琼英参加省体育运动会，被选为少年组50米短跑运动员入云南代表队，成为昆华女中有名的短跑健将。
1931年，南京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会，各省都要挑选代表参加，琼英作为少年组50米短跑的选手被云南省代表队挑中了，并于九月初随代表队出发。此次赴南京参加运动会的云南代表队一共25人，当他们到达南京时，因“九一八事变”，运动会已正式决定不开了。领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大家宣布了这一消息，说:“情况就是这样，愿意回去的，跟我们一起走，人多，凑在一起安全一些；不愿意回去的，比如有亲友可投的，也可以留下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都安全，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不要离开队伍，尽量争取一起回去。”
结果大部分人都表示要跟着队伍回去。琼英想到北平去读书，因为她知道李含珍表姐当时就在北平。于是她找到领队，用平静的语调说:“我决定不回去了。”“你？”领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琼英是整个代表队中年龄最小的。“你是说你不回昆明了？”“是的。”琼英说有一个亲戚，她马上给父亲写信，争取父亲的同意。“不同意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是要去的。”领队看没有什么可以说服琼英回去，也就不说什么了。琼英第二天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知”父亲她的这个决定。
通情达理的父亲还是同意了他溺爱的这个小女儿的选择，并且告诉她，她的开销问题由他来想办法（关键是怎样送达她的手中）解决。浦代英在回忆录《无悔的岁月》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卓琳留京求学的全过程:一九三零年底，云南省党组织被破坏后，我四哥曾约他到我们宣威的老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在宣威住了两个多月，然后去了四川。以后，他又经重庆到了上海。郑易里非常支持琼英的决定，并且尽可能地对她的生活进行了安排。琼英在上海呆了个把月的样子，终于登上了开往北平的列车。临走的时候，郑易里和她约定:她在北平的开销，由他负责汇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四哥想出来的好办法:郑易里和我们家有生意来往，我们家把火腿罐头寄给他，他再按时给琼英汇寄生活费用。如此，琼英这个用自己的勇气和魄力选择了崭新的人生之路的十五岁的小姑娘，正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向她的未来之路进发。我们人生道路的下一次汇合，已是五年后。考取北大奔赴延安琼英到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了几个月，1932年考入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通过两次学生运动的洗礼，琼英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为她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琼英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她想学好理工科，走实业救国的科学救国道路，也成为了北大物理系中唯一一名女生。同年，琼英的姐姐代英、石英也同时到北平读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姐姐代英去了延安。琼英和石英，因石英病住医院，所以停留北平。逃出北平后，她们想青年学生的前途只有一条，就是去延安，去投奔八路军，去投奔革命，去抗日前线。由于去延安的路已不通了，她们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又从济南坐火车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因石英坚持死也死在延安，故一同去了延安。琼英姐妹与一队青年学生一起，从西安步行7天，于1937年秋末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琼英和石英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著名妇女领袖蔡畅亲自给她们讲授妇女运动课程。经三四个月学习后，琼英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并担任陕北公学一期十二队队长。1938年初，琼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由于琼英天性活泼、聪明好学、应变能力强，上级领导人认为她有进行敌后秘密工作所需的各种长处，所以把她调到特别班进行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去从事抗日工作。这时，因工作需要，琼英改名卓琳。
1939年夏末，经人介绍，卓琳认识了邓小平。革命的共同理想和对生活的共同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当时的中央高级领导人，为他们的婚礼，举行了简单的聚餐。毛泽东和夫人，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欢聚一堂，为他们的新婚祝贺。婚后不几天，卓琳随邓小平赴太行山区抗日前线，在一二九师做抗日妇女工作至1946年。1946年一二九师大军南下作战后，卓琳留华北局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她从华北局赴上海。接着由上海赴南京，从南京随一二九师经汉口、长沙向大西南进军。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她便在重庆工作，曾任小学校长。1952年至1966年随邓小平调中央工作，1966年至1973年“文革”中与邓小平一起到江西南昌拖拉机厂做工，1973年回北京。1975年当选为军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6年离职休养。卓琳除在重庆工作时任小学校长外，以后的时间皆为邓小平的秘书。
战争年代琼英跟随邓小平天天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她就深入群众，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和妇女工作。琼英在战争年代先后生了3个孩子，为了工作和适应战争的需要，都是在孩子生下来不久，就送到农村的奶娘家去哺养。直到1945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琼英才从农村把3个孩子领到上海。
作为浦氏后人，卓琳十分关心家乡建设，1992年6月至1993年9月9日，琼英和姐姐代英先后4次给宣威“希望工程”捐款共7600元，又捐资3300元给宣威植树造林。1994年8月，宣威撤县设市庆典时，琼英母女题词祝贺，卓琳题词:“改革开放、富民兴邦”；其长女邓琳题词:“前程似锦，再展宏图”；次女邓楠题词:“励精图治，繁荣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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