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革”结束以来，因为一场骚乱而召开政治局常委闭门会议，乌坎是第二次。上一次发生在1989年夏天，以“六四”悲剧收场。这一次，以乌坎为“实验田”，中共积极改变策略，柔性应对，通过沟通对话，使危机迅速化去。这两场骚乱虽然在背景、性质、规模、诉求等方面各不相同，但由此讨论中共在应对危机上策略的积极转变，还是颇有意义。
引发世人广泛关注的广东乌坎骚乱，官民双方通过达成妥协，最终以非暴力方式获得解决。人们普遍认为汪洋在处理这场骚乱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其实事件背后，来自中共高层、具体说就是汪洋老板胡锦涛的遥控指挥和政治支持，才是事件得到妥善解决的根本原因。
为解决乌坎骚乱，中共中央在12月18日专门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等听取了广东方面的工作汇报，同意了广东省委对事件做出的定性，并做出了妥善解决乌坎骚乱的决议。
依据这次会议精神，12月19日，广东就成立了以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的工作组和村民自选的理事会沟通，由汪洋坐镇广州指挥。外围层面，调动了驻粤两个集团军各一部兵力机动策应，以应不时之需；同时，《人民日报》等中央官媒也开始解禁，对此事进行总结讨论。
因为这是一次高规格闭门会议，各常委对乌坎骚乱和广东省委的态度如何还不得而知，媒体有传说周永康在会上对汪洋颇为不满，老牛实在不知道这个消息从何而来。老牛只知道，相对于以往类似事件往往以激烈对抗和悲剧收场，该事件的解决方式确实是一大进步。舆论正是从这个角度，对汪洋多予褒奖处理，认为此处理方式证明了汪洋的政治魄力和开明意识，从而可以为汪洋在明年十八大上晋级常委插旗加分。
其实在更深一层看，乌坎骚乱妥善处理，不独对汪洋本人，对中共和民众都有标杆意义。
对中共，几十年来在社会管理上最让人深恶痛绝的毛病就是缺乏包容性，对任何不同意见都习惯性上纲上线处理，手段极其僵硬。近十多年来，中共通过与民夺利，收割经济成果，变得财大气粗后又多了个“花钱买稳定”的新毛病。
这两个毛病交织，在当局“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指引下，懒惰而又身陷具体利益不能自拔的中共官僚们就形成了颇具当朝特色的“两个凡是”理论：“凡是用钱能摆平的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凡是用钱摆不平的就是敌我矛盾。”
对民众，拜“两个凡是”所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和当局讨价还价的机会。于是社会进入恶性循环，一件群体事件的发生，往往从官民双方的心理博弈开始，进而上升到行动对抗，再到其中一方情绪失控，另一方强硬应对，使得事件失去和平解决的弹性，最终酿成悲剧。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民众的弱势地位和毫无组织，往往沦为最大的受害者，而强势一方的中共，也收获了暴虐、专制、野蛮、原始等等诸多恶名，常为人所不齿。这一点，从二十多年前的“六四”，到今天的乌坎骚乱都是如此。
在这次乌坎事件初期，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并没有脱离这种惯性。地方政府先是打算用钱收买，在收买难以满足村民要求后，又开始实行暴力弹压，抓捕村民代表，威胁严惩。当局这一举动引发村民大规模抗议与封村行动，双方矛盾升级，外电介入报道，事情进入更高级层面。
现在回想起来，汪洋批准村民游行示威可以作为整个事件的一个拐点，从这个拐点开始，为类似事件探索新路子的意图开始流露无遗。具体来说，当局采取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从原来的强势弹压，改为对乌坎“围而不攻”，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同时对网络舆论进行封锁，以防事态扩散。
第二步：汕尾市政府声明收回已转让的404亩土地，承诺在征得村民同意后再做处理，问题的源头得到有效处理；与此同时，汪洋也把事件定性为“村内利益纠纷”，懂得国内政治游戏规则者都知道，这实质上为下一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垫定了基础。
第三步：12月19日，中共一方面在乌坎外围紧急布置了两个集团军的各一部兵力，以防事态恶化失控，一面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工作组与村民谈判，答应村民的各项诉求。如此一来，事情很快得到妥善解决，中共控制的官方媒体也顺势解除舆论封锁，开始总结讨论乌坎事件的经验教训。
更让人意外的，中共官方同意了乌坎在骚乱过程中自选产生的村民理事会，这是中国境内第一个官方承认的基层村民选理事会。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文革期间除外），这是第一次真正伟大的尝试。
就这样，一场危机消弭。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汪洋当初批准村民游行示威是否有来自更高层的授意。而且乌坎骚乱自始至终，汪洋都躲在幕后指挥，这和今年广东另外两场大的骚乱中汪洋的做法不无二致。这都增加了我们判断汪洋解决类似冲突的政治能力。
尤其是乌坎骚乱发生在胡锦涛提出“社会管理”概念不到一年时间、在周永康领衔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两个月时间节点下，这就使得这场骚乱的特殊解决方式很有看点。
总结乌坎骚乱暴力解决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中共把乌坎当成了一个创新社会管理的试验田。
老牛记得当初胡锦涛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被很多人解读为中共将强化社会控制。现在看来，胡锦涛社会管理的本质，与其说是加强社会控制，倒不如说是在新形势下探索社会管理模式的积极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场骚乱解决方式的转变，对中共来说真是一场实践的检验。
当然，对中共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出现下一个乌坎。中国有很多基层政权，现在都已经被贪腐攻陷或基本陷入瘫痪，尤其是一些官僚做派，贪腐蛮横品行不堪，官民冲突非常激烈。中国这么大，不可能任何一个基层政权发生的骚乱，都要提升到中央层面解决，这就要求中共的基层政权和官僚，要尽快提升执政水平，加快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否则的话，那非把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常委们都累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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