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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林彪集团--许世友保卫毛泽东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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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秘密谈话,毛泽东批评许世友: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他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明确讲到仍有“两个司令部”存在。不言而喻,毛主席认为林彪已充当了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8月31日,汪东兴主任的孙秘书打来电话,说有架飞机去南京接许司令到南昌。许司令正好没有外出,听我一讲,好像心里有数似的,什么也不问,只要我一个人跟他去。许司令的车子24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开动。我夹好平时总是“整装待命”的文件包,照例带上他那支不离身的猎枪,登车直奔机场。许司令一到南昌,就被汪东兴、韩先楚等接到毛主席的住地。谈话时间很长。记录稿要参加谈话的领导亲自抄写和保管,回去只在指定的小范围内传达。许司令对汪东兴说:“你还不知道我,字是认识不少,写字不行,要不你给我抄一份,要不就让我的秘书抄。”经汪主任同意,我抄了一份,抄好交给许司令看。他一再嘱咐要保管好,要绝对保密,说:“泄漏出去杀头!”那次谈话的内容早已解密。我抄稿时印象较深,现在还能记住的,大致有这些──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指出,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并从理论上揭露了“天才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

  针对林彪及其同伙的恶劣表现,毛主席说,庐山会议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到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就去找他们。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同时又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为首的改也难。”讲到军队,毛主席提了3点要求: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他警告林彪一伙:我就不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话讲到这个份上,可见毛主席对事态向好的方向转化已不抱多大希望了。

  许司令也受了批评。

  讲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讲到对下级要和气,军阀作风要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也听也不听。

  讲到希望高级干部今后要多读点书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没读几本书也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事关重大,刻不容缓。许司令只在南昌住了一晚。9月1日,他便乘专机返回南京,当天下午即向军区和省的主要领导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几位领导同志听了传达,都为我们党的最高层再一次出事而担忧,心情很沉重。按中央办公厅的安排,王洪文也从上海到南京听了传达。

  毛主席南巡谈话,那时还属于最高机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般来讲,把该传达的精神按规定范围传达下去,剩下的事情只是保密和待命,但许司令却没有到此为止。其后一段时间,他先向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永银当面交代: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部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同时,他断然改变视察苏北的预定行程,不到徐淮地区,只到离南京较近的扬州地区;把我留在家里值班,随时和他保持联系。事后看,这几项部署都是至关重要的。

  上海紧急召见,许司令警告王维国:“不要搞阴谋诡计!”

9月11日凌晨,我被一号台的铃声惊醒。一看表,正好两点钟。总机接转上海的电话,说有客人要见许司令,要他上午赶到,来得越快越好。

  肯定是毛主席到上海了。我马上叫总机找许司令。不料跟去的秘书缺乏经验,没让通信部门给许司令的住地架电话,一下把我急出了汗。还有什么既快速又有把握的办法?脑子转了几转,对,找扬州市委书记陈敬义同志。我托他转告:家里有急事,请许司令速回。上海方面没有派飞机来接,坐汽车要七八个小时,再快也得下午赶到。乘火车呢,不知许司令几点钟回南京,能不能赶上车次也是问题。时间紧迫,我赶紧找作战部派值班飞机。值班飞机是总部派给各大军区使用的,苏式伊尔-14型,由空军负责养护和驾驶。

  9时15分,许司令回到中山陵八号。进门就问,飞机到了没有。我回答没有飞机来接,是乘空军的值班飞机。他一听就不高兴,说:“要汪东兴!”他亲自打电话要飞机来接,汪主任说飞机不在。

  没有办法,只好乘空军的值班飞机去上海。还是要我一个人跟着,交代我带好小型电话保密机,还有他的猎枪。

  在乘车前往机场的路上,许司令责问我:“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你也看到了,怎么还乘值班飞机?”我保持沉默,心里却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要到专机吗?当时觉得委屈,后来却不能不佩服许司令的敏感性和警惕性。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汪东兴和王洪文前来迎接许司令。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也在场,不知他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几个人乘汽车前往吴家花园火车站,毛主席的专列就停在附近一条专用线上。汽车直接开进月台。下了车,汪东兴招呼许司令和王洪文上专列,让我去车站会客室休息。毛主席的专列紧挨着车站会客室,车厢门口距离会客室门口不过十来米。我手里提着电话保密机和许司令的猎枪,肩上挎着一个小旅行包,站在会客室门前,目送许司令、王洪文在汪东兴引导下走向车门。一行人走了四五步,汪东兴在跟上来的王维国面前伸手一挡,说:“你也去休息吧。”王维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下子站住了,过了几秒钟,转身朝着会客室晃悠过来。我还站在原地。迎面看着被挡驾的王维国,他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既有不情愿,也有无可奈何,却绝少那种情况下应有的尴尬。

  走进会客室时,我跟在王维国身后,只见他往沙发上一躺,腿一跷,莫名其妙地“哎”了一声。12时45分,许司令和王洪文由汪东兴陪同走下专列,面向车门站着。我赶快迎了上去,等候吩咐。不多时,车上传话下来,说毛主席让大家吃饭去,不要等他。许司令本想去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时,空军某军军长郑长华也赶到了。王洪文问:“要不要王维国、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司令说:“可以。”

  赶到锦江饭店,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饭还没有做好。王洪文觉得脸上无光,当着众人的面把他的秘书批了一顿。等着吃饭时,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顿饭直到下午两点半才算吃上。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很少讲话,气氛异常沉闷。座上有五六位都是1斤的酒量。往常这种场合,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至少干掉七八瓶茅台酒,今天却连一瓶也没喝了。吃过饭,许司令就要回南京,谁也留不住。登机前,许司令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道别,握一个人说一句毛主席讲的“三要三不要”。第三句的上半句“要光明正大”刚出口,握到了王维国:“不要搞阴谋诡计!”许司令提高嗓门说出了下半句。

  得悉林彪出逃,奉命严控机场、码头两天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回顾那几天许司令的日程,可以感觉到,气氛很紧张。

  9月11日:毛主席在上海紧急召见许司令等人,秘密谈话近两小时。随后,突然发车离沪北上。下午3时许,许司令从上海急飞南京。4时15分,他赶回中山陵八号寓所。刚进门就要我整好他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心得体会,还有抓“五一六”的情况报告,跟他去南京火车站。一路上,他像是在闭目养神,眉宇间却透出平时少有的焦虑。赶到车站,等了一会,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汪东兴从车上走下来,告诉许司令:“主席已经休息了。”有的书上写毛主席召许司令上车谈话,不对。许司令没有上车,只把带来的材料交给汪东兴,请他转呈毛主席。一份读书心得,一份抓“红”的报告,显见许司令记着南昌谈话时毛主席对他的批评,表明自己知错即改的诚意,让毛主席放心。实际上,这时毛主席关心的抓“红”,已不是“五一六”问题了。再看许司令赶在专列前面去车站迎候,似乎还有什么话,想再和毛主席面谈一次。

  9月12日:许司令整天待在中山陵八号,哪里也不去,交代我一定要听好电话,坚守岗位。他自己坐在屋里,不看文件,也不找人谈话,例行的散步也取消了,从早到晚一个人闭门沉思,好像预感到有大事要发生。傍晚时分,偌大一座宅院静得出奇。我想去看看许司令,见他房门紧闭,遂止步。窗外落霞消退,夜色降临,一种莫名的沉重感如暮霭般弥漫开来,渐渐笼罩了四面八方。

  9月13日:清晨5时,一号台的电话响了。在黎明前的寂静中,铃声显得突然而急促。一接,是北京总机,说周总理让许司令听电话。许司令还没起床,我跑上楼去敲他的门。他一听是总理的电话,一骨碌爬起来,动作非常麻利。我先跑下楼请示总理要不要加密,总理说要加密。事有不巧,原来好好的加密机怎么也加不上密。可以想见我当时的窘态。最后,总理说,不要加密了。虽然没有挨批评,却叫我自责了好久。许司令很快下楼,拿起话筒:“总理吗?我是许世友。”“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跑了。”总理的声音清楚,因为没有加密,话讲得含蓄。“毛主席下面经常生病的那个人跑了。”“知道了。”许司令表情严肃,却无意外的惊愕。

  “你们要看住所有军用、民用机场,码头,”周总理说,“不要让飞机和舰艇跑了。发现可疑的人和飞机立即扣下来。可派陆军进驻机场。”“请总理放心,我立即布置。”许司令放下电话,叫我即找肖永银速来中山陵八号,然后缓步上楼,坐在餐桌旁等着。这张圆桌既是吃饭和请客的桌子,也是小范围谈工作的桌子。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永银很快赶到,许司令让他坐下。“肖永银同志,刚才总理来电话说,林彪跑了。现在保密,只能你一个人知道。”许司令一口气往下说,“你通知南空,飞机一律不准起飞;通知东海舰队,舰艇一律不准出海。如果跑掉一架飞机、一艘舰艇,惟单位领导是问。舰艇好办,一个人开不跑。飞机的机动性大,一个人就可以开,如果冲上跑道,你拦都拦不住。总理指示让陆军进驻机场。我看每个机场派一个陆军营,乘大卡车进机场,就把卡车停在跑道上。”肖永银说:“这个办法好。”许司令让他先给南空和海军航空兵打个招呼,以免陆军进驻时发生误会:“你马上回去部署,要加强值班,你要待在作战室,我今天也不外出。部队进机场后,立即向我报告。”许司令送走肖永银,又嘱咐我不要离开电话机。有生以来我从未经过这么严重的突发事件。方才一阵忙碌,这时仿佛刚刚清醒,只觉得背后汗津津的发凉,心脏仍在怦怦急跳。相比之下,深感许司令处变不惊,应急不乱,心理素质超乎常人。我做了几次深呼吸,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应对还可能出现的非常事态。

  上午9时,作战部报告,陆军部队已进驻机场,卡车按规定在跑道上排好。有的机场干部欢迎陆军进驻,还给安排了房子;有的有点抵触情绪,问陆军为什么来控制我们机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可疑情况。许司令叫我马上接通北京的电话,他要直接报告周总理,同时还想了解一点林彪逃跑的具体情况。总理很忙,没有找到。许司令又找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总机很快把电话接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李主任奉中央命令正在那里坐镇指挥。“请你报告总理,我们已按他的指示部署下去了。陆军开到机场,大卡车停在跑道上,万无一失。”许司令报告了南京方面的落实情况,接着一字一句说道:“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这次通话,后来又被“四人帮”怀疑是许、李两人搞串联,专门派人去沈阳,要李德生同志写这次通话的内容和证明。

国贼暴毙人同庆,将军品诗意味长。

  9月14日,许司令仍未外出。下午6时30分,周总理来电话通报:“叛逃的那个人已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摔死了。同机叛逃的有他的老婆、儿子等人。飞机着火,人烧焦了。共有9具尸体,8男1女。”“好!”许司令说,“摔死了好!”周总理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得知林彪折戟沉沙,许司令很兴奋,要我立即通知军区领导和省委常委,晚上8点来中山陵八号听传达。会前请几位领导喝酒庆贺。这天大家特别高兴,平均每个人喝了1瓶多茅台酒。由于几天来过分疲劳,这回他真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讲话时舌头根子发硬,但还能听懂是林彪带着老婆、儿子逃跑了,而且摔死了。讲到飞机摔下来的地方,只记得是蒙古国的什么汗。我在一旁提醒:“温都尔汗。”“对,对。”他说,“就是那里。”

  许司令海量,难得一醉,醉了醒得也快。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喊我上楼,问我昨晚开会话讲清楚了没有?我回答基本清楚了。他交代我要加强警戒,防止林彪死党狗急跳墙,干坏事……政治局开会研究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许司令奉命进京。周总理特别嘱咐,不要乘飞机,要乘火车,顺便带着王洪文同车前往。军交部准备了公务车,加挂在特快列车后面。这节车厢备有单人房1间、双人房1间、4人房两间,还有伙房和卫生间。单人间内置大床1张、写字台1个,浴室和厕所是专用的。车尾是会议室兼餐厅,很宽敞,十几个人开会、吃饭不显得拥挤。周围有玻璃窗,外面的景色尽收眼底,所以又叫望车。

  王洪文当过兵,所在部队的前身是华野九纵,许司令是华野九纵第一任司令员,两个人的辈分相差很多。在老司令、老首长面前,王洪文“造反司令”的威风抖不起来,市革委负责人的架子也端不起来。可能他以为与许司令同起同坐,总得显出自己是个人物才不失平衡,就找个话题拉扯开来:“上海的王维国肯定是林彪死党,我老早就发现他不正常。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却反对上海警备区和大军区!哪有解放军反解放军的?我是军队转业干部,至今对解放军还很有感情。”

  王洪文一面套近乎,一面显示自己“水平”不凡,“老练”有余:“王维国在市公检法‘支左’,好多事都鬼鬼祟祟,也不向我们报告。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你,他总想往专列上钻,幸亏被汪主任挡住了。”许司令本来就沉默寡语,对这种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更不爱答理。任凭王洪文自卖自夸,他只是听着,不置可否。到了北京,坐上中央办公厅的汽车,直接开进中南海,停在万字廊会议室门前。开会时,政治局委员除了林彪的死党黄、吴、李、邱,差不多都来了,还有部分领导列席。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开门见山,总理简要通报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经过,然后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周总理说,这个通知经主席批准已印发,先传达到省、军一级。

  当晚,毛主席接见与会人员,讲了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接着又讲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还交给许司令10本《天体运行》,让他转送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接见后继续开会,气氛非常活跃。叶帅说,陈老总得知林彪摔死,随口吟出白居易的《放言诗》:“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更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有人又念了一首乔冠华改动的唐人诗,原诗是:“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改后为:“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会上,周总理讲了逮捕林彪死党和战备问题。不觉子时已过,与会者仍兴奋不已。夜餐上了酒,众人频频举杯,庆幸林彪这颗隐藏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自我引爆,庆贺党和人民取得了胜利。

  许司令对那首讲王莽篡政的唐诗特别感兴趣。回南京后,嘱我用毛笔写在四尺宣纸上,贴在小餐厅兼会客室的墙壁上,他每天看几遍,念几遍。有客来访时,还讲给人家听:“你看林彪像不像王莽?在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他‘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多谦虚!真像王莽‘谦恭未篡时’。识别一个人也不容易,正像诗里讲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更待七年期’啊!”

  巧布天网,逮捕林彪死党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贯彻下去后,各地开始揭批、清查。首先逮捕林彪死党。上海的王维国和杭州的陈励耘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罪在不赦。林彪摔死后的第三天,周总理就通过电话,密令许司令采取措施,一定要防止这两个人逃跑。在中南海万字廊开会时,周总理又面命许司令负责逮捕王维国和陈励耘,由王洪文协助。许司令遵照总理的指示,责成王洪文控制王维国,并给杭州的熊应堂打电话,要他控制陈励耘。特别向他交待:“你要保证陈励耘不出事。否则,找你算账。”

  从北京返宁途中,许司令在火车上和王洪文连夜制定出一套逮捕王维国、陈励耘的行动方案:以看中央文件为由,先在上海诱捕王维国,然后把陈励耘“请”到上海抓起来。因陈励耘尚在浙江省委第二书记任上,第一书记是南萍,看文件“请二”不“请一”不合惯例,为避免打草惊蛇,干脆两人都“请”,委屈南萍“陪绑”一遭。

  到南京时,天刚透亮。

  一夜没怎么合眼,许司令毫无倦色,前脚进门,后脚就把肖永银和保卫部长李书和找来,一五一十做了交代,让他们依计行事。

  许司令嘱咐道:“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你们带的人越少越好,回来由上海警备区派车,让好八连护送。”并让肖永银通知驻在苏州的某师监视硕放机场,通知上海警备区监视相关的敏感部位。

  肖永银回去安排妥当,和李部长带上几名随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上海,住进了延安饭店。经过研究,确定在锦江饭店动手。

  许司令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好,依然精神抖擞。刚把逮捕林彪死党的任务布置下去,就召开军区和省委常委联席会议,传达中央通知精神,研究贯彻意见。接着找军区下属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谈话,有的请来谈,有的在电话上谈,向他们通报林彪逃跑的情况,要他们认真学习中央通知,抓紧做好清查工作。

  对和林彪有瓜葛的人,他反复教育启发:“自己有什么问题,如实向中央讲清楚,争取主动。”

  许司令一面逐个单位传达贯彻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一面时刻不停地关注着肖永银他们的捉捕行动,从早忙到晚,根本不知疲倦,完全是当年打仗那股劲头。锦江饭店是一家高级饭店,专门接待高规格的内宾和外宾,上海市革委会的重要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王维国接到王洪文的电话,一听是请他到锦江饭店看文件,根本没起疑心,带着秘书和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很快赶来了。一进门,秘书和警卫就被领到休息室休息。王维国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一眼扫见肖永银和王洪文坐在一起,感到大事不妙,刚想转身,预先埋伏的警卫抢步上前扭住他的双臂。“?嚓”一声,一副?亮的手铐铐住了王维国的双手。肖永银随即宣布:“你被捕了!”

  从杭州到上海,汽车要跑4个多小时,陈励耘和南萍还在途中。肖永银担心半道生变,假装从南京给熊应堂打电话。“听说上海有个中央重要文件,请南萍去看,是否确有其事?”

  “有,是南萍和陈励耘去。”

  “走了多久?还有什么人?”

  “各人带着秘书,南萍还带着老婆到上海看病,走了快两个小时了。”

  “南萍挺有心眼。”肖永银放下电话说,“带着老婆绝不是看病,是准备通风报信的。”

  这里正在议论,门卫报告,南萍、陈励耘已经到了。南、陈二人走进会议室,看到肖永银在场,猛然一愣,站住了陈励耘倒比较老实,一听肖永银宣布他被捕了,好像有准备似的,自动伸出双手。警卫给他戴上手铐,押走了。南萍稍后出来,他老婆见他好好的,当着好多人的面,一头扑到丈夫怀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出来,不知是哭还是笑。

  抓了王维国和陈励耘,肖永银即向南京方面报告:“许司令,你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两东西都弄到手了,很顺利。”又说,王洪文要请他们吃晚饭,吃过饭他们就回南京。南京这边一直在等电话。肖永银报告人抓到了,许司令脸上的表情仍不轻松;听说要留他们吃饭,眉头皱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对着话筒说:“肖永银同志,你们立即返回南京!不要晚上走。你懂我的意思吗?回来时你们走北路,从嘉定、常熟、沙洲、江阴、镇江回南京。我让张明带部队走南路,从溧水、溧阳、宜兴、无锡、苏州返回,造声势策应你们“是,我们立即返回。”肖永银马上领会了许司令的意图,“上海警备区董常云副司令带好八连护送我们,保证把那两个东西弄回南京,请许司令放心。”

  有了万无一失的把握,许司令向周总理复命:“王维国、陈励耘已被抓起来了,正在押送南京的路上。”张明是华东战斗英雄,着名的“洛阳营”营长,时任某军军长。许司令选用政治上可靠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参与这次行动,显见他是把逮捕林彪死党当做一场战役来打的。早年在九纵给许司令当过副参谋长的叶超同志曾回忆说:“我接触的许多高级领导中,没有谁像他那样熟悉地图。一有空,他就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打孟良崮时,华野来电话找许司令,他不像我们要看着地图讲话,好像把地图印在脑子里似的,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行军,参谋带着向导在前面带路,走了一段,许司令说,路走错了。我赶快骑马去问,果然提前转弯了,还应再过一个山头才对。”

  这次许司令指定一条押送路线,一条佯动路线,沿途10个地名,随口就来,一点不差,使我领略了他这手看家本领真是过硬。

  捉捕行动开始时,王维国和陈励耘还没有被免职,兵权在握,可以发号施令。逮捕他们,确有可能狗急跳墙,而这次行动没出一点疏漏,像“天网”一样罩得严严实实,真不能不佩服许司令先期筹谋之深思熟虑,坐镇指挥之严谨缜密。突审真凶,窥见血腥谋杀内幕王维国、陈励耘被押送南京后,军区成立了专案组,由保卫部长担任专案组长,对他们进行审查。总政李德生主任传达了周总理的批示:“不许搞逼供信。”许司令几次出面给王、陈讲形势、讲政策,显得很有耐心。王维国见大势已去,交代了林立果向他们传达林彪手令──决定在上海杀害毛主席的罪恶事实。他们研究了3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40式火箭筒攻击毛主席的专列;二是用改装的100毫米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趁毛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在车上用手枪打。如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附近的铁路涵洞放炸药,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派飞机轰炸火车。

  陈励耘招供:9月8日,于新野给他打电话,要调笕桥的飞机去执行反革命任务。

  “我听了很怕,”陈励耘说,“不敢给驾驶员讲,推说驾驶员不在。”

  搞阴谋搞到如此程度,真可谓丧心病狂!请看审讯中的这段对话──

  许司令:“你不知道这是犯罪吗?”

  王维国:“知道。已经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心狠手毒,不干也活不了。”

  许司令:“你谋害毛主席,是犯了弥天大罪,党和人民不会饶恕你,林彪他们会放过你吗?”

  王维国:“林立果讲过,事成之后大家都是开国元勋,把罪加到军区头上,就说大军区搞叛乱。”

  “三曹对案”证实,在9月8日那天,林彪亲笔写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交由林立果具体执行,要在上海市郊置毛主席于死地。9月9日,即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司令的前两天,这道手令下达给了王维国。许司令看过王维国的交代材料,对我讲:“当时幸亏把他带去吃饭,不然的话,毛主席还真危险呢!”我问道:“你在机场上和他握手时,说了一句‘不要搞阴谋诡计’,是不是有意的?”许司令说:“就是有意点他一下!毛主席和汪主任那时就说这个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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