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7日，今天是我父亲过世11年的日子，我习惯说这是一个纪念日，而不说忌日。每个人对自己的父母肯定都有很多的记忆，曾经的和正在发生的，我现在有的只是回忆。
我父亲是桂林人，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在广西省教育厅的一个文官。我奶奶一共生了5个孩子，只有一个男孩，排行第二，就是我父亲。爷爷本来想送我父亲去英国读书，后来解放了，就全完了。
我父亲17岁时来到清华大学，后来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辈子。
南方人的瘦小身材和并不英俊的相貌使我父亲的婚姻问题一再搁浅，一直到30岁才经人介绍认识了我母亲，但是他们的婚姻遭到了我姥爷的强烈反对。我跟我姥爷没仇啊，他 这么干不是跟我过不去吗？！，幸亏我母亲坚强地站在我父亲这一边，才有了以后的我。结婚那年，我父亲32岁，算是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党的晚婚号召，尽管他也没想过会这么晚。后来母亲曾经跟我说过：“那些女人的眼睛都瞎了，你爸爸这么好的人，她们不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的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旁边一个叫鲤鱼洲的地方劳动改造，也包括我的父母。1969年，我的爷爷在桂林被批斗至死，我父亲不被允许回家探望。那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年，爷爷没能看到他三代单传的长孙问世。
我就是在江西的劳改农场里出生的，生下来就不会哭。当时接生的护士倒拎着我的脚，用铁砂掌猛击我的臀部，我硬是没哭，靠，真是个坚强的孩子！结果还是那个护士嘴对着嘴从我喉咙里吸出一大口痰，我才有了第一次的呼吸，我已经顾不上恶心了。后来那个救了我的命的护士阿姨成了我的干妈。
劳改农场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当时我父亲和十来个同乡都没有手表，只有一个共用的闹钟，每天下地干活的时候就把闹钟摆在田头，看点收工。有一天我父亲开着拖拉机上了田埂，结果那个闹钟就变成了一块铁饼。十几年后他给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哈哈大笑，一个小孩子是不能理解当时的困苦的。父亲的一个姓陶的老乡就是在农场削竹子的时候被竹屑扎瞎了一只眼睛。
我生下来就是个自虐的料。6个月的时候得过病毒性心肌炎，1岁的时候头上又长了一 个大疖子，远看跟俩脑袋似的。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当时在医院给我做手术的时候，血喷了一墙，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呀。出院后，母亲抱着我这个满脑袋绷带的可怜虫，从江西挤火车回到了北京。
我父亲在清华大学的土木结构工程系工作，是研究抗震抗爆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参加调查组去了灾区，回来告诉我看到整卡车的抢劫犯被拉去枪毙。后来我看到父亲的那本关于唐山地震的书里，照片上一地的瓦砾，满目都是废墟。他还给我捡回来一口袋玻璃珠，一年后我成了那片儿孩子里的弹球霸主。
1977年，我们家买了第一台9寸黑白电视，我记得很清楚，是昆仑牌的，225块钱，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每月45块钱。这台电视在那时的清华校园里是第三台，也算是爆炸新闻了。其实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节俭，所有的家具和衣服都是父亲亲手做的，我们用平时的省吃俭用，换回了电视和冰箱。
记得当时父亲把黑白电视摆在楼旁的空地前，高高地架在桌子上，周围的几十家住户每天晚上搬着小凳子来看电视，那场面真是壮观。父亲还找来了一个巨大的凸透镜，切割好，安上底座，摆在电视前，屏幕就被放大了。困苦的环境总能激发劳动人民的智慧，记得那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把蓝、黄、绿三色的塑料片贴在屏幕上，到处都是土造的彩电，家家全是蓝天、绿水和黄脸婆。
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父母带我回桂林老家。当时生活物资匮乏，我们的行李主要是北方的各种蔬菜和两只老母鸡。火车上有规定不能带家禽，所以父亲在出门前给那两只鸡灌了两杯白酒，然后装在大提包里，一上火车就把提包塞到座位下面。30个小时的路程，那两只喝醉的老母鸡睡了一整天，终于醒了，时不时发出发出“呃~~~”的怪声，象打嗝似的。每次鸡叫的时候，父亲就轻轻胡噜着母亲的胸口，瞟着对面满脸疑惑的乘客说：“唉，你怎么又吃多了。”母亲就一边不好意思地点头，一边猛踹脚下的提包。
在桂林，我第一次看到了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小鹿纯子简直成了我的青春偶像，迷恋得一塌糊涂（用我们药检所杜勇同志的话说，就是“纯洁得一泡狗屎！”）。连续剧还没演完就要回北京了，我那叫一个不情愿呀，好几次想跳下火车跑回去接着看电视。
那时侯清华还算是北京的郊区，如果有谁去三环内办事，我们都叫“进城”。有一天父亲骑车进城办事，一直到晚上9点还没回来，我和妈妈都焦急地等待着，我眼圈都红了，生怕父亲骑车出什么事。后来他终于回来了，一进屋就从提包里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说：“小威，我给你买了这个，你看喜欢不喜欢。”我一看，是《排球女将》的原声带！高兴得我两眼放光！原来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了原声带的广告，就剪下来一直带在身边，然后
骑车跑遍了西单和王府井的音像商店，拿着广告去询问，终于为我买到了一盘！望着还没有吃晚饭的父亲，我嘴里没说什么，可心里充满了感激。
母亲的乳腺癌转移到腰椎和四肢骨骼，行走不便，父亲就买了一辆旧的小三轮车，在后面的车斗上安装了一把靠背椅，每天骑车拉着她去看病，或者去散心。改革开放后，不少企业慕名来请父亲下海，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到处忙碌，只想留在母亲身边照顾她。
1989年的夏天，北京经历着动乱，我经历着高考。我是一个从小没有因为学习让父母操心的孩子，即便是在复习的最后阶段，每天中午还抽时间去清华校园里看看大字报。当年的高考由于时势的原因变得很特殊，特殊在我们填报了两次志愿，第一次在考前，第二次是在考后。因为有不少学校增加了军训一年，所以等于是已经知道了各校的分数线再报名一次。我所在的清华附中里有不少的清华子弟，家长们跟负责招生的叔叔阿姨关系都不
错，这个面子总还是要给的，所以每年的清华大学的调档线基本都出自我们学校。
我当时的分数比清华的录取线高出20分，除了建筑系要加试美术，其他的系几乎可以随便挑。但是我从没有要进清华的打算，因为在我眼里这里并不是什么全国顶尖学府，而是我的家，是一个我摸爬滚打了19年的大杂院，我可不想再呆在这儿了。当时父母的身体都不好，他们希望我能学医，将来家里也有个依靠。我很痛快地答应了，自己也希望长大了能为父母做些什么，可是没想到我还没有毕业，他们就双双撒手而去了。
母亲去世的当天，我得知父亲诊断出肝癌晚期。在办完母亲的火化仪式后，父亲自己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当时病房的护士惊愕得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满脸笑容如此开朗的人，竟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
我父亲生命的最后6个月，是在医院中度过的。他住在人民医院白塔寺的老院，我当时在人民医院西直门新院的骨科做毕业实习。每天下班后，我都会骑车去找父亲，陪他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给他讲每天的新鲜事。晚上，我就睡在他的病房里。
那时侯，经常在下午和傍晚的时候陪着父亲坐在病房的院子里。每次都是我先把躺椅搬下楼摆好，然后再搀扶着父亲走下去。到后来他本来只有90斤的体重瘦到了60多斤，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抱着他下楼放到躺椅上。
我用随身听录下了我和父亲在最后几个月的谈话，为了给自己留下照片之外的记忆。父亲说他对我很放心，自己也很坦然，我们聊的大多是养猫和种菜的事，还有父亲对自己年少时的回忆。我听得出在他的声音里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留恋。
父亲聊累了，就把头靠在躺椅上，微闭起眼睛休息。下午的阳光洒在他消瘦的脸上，微风吹动着他额前几缕花白的头发，前额和眼角是岁月刻下的年轮。58年的风雨，一段漫长而又短暂的时光，曾经有多少幸福美满的甜蜜和无法成全的缺憾都埋藏在他的心里。并且最终伴随着他的生命而消逝，不会再有人知道，也不会再有人提起。
我静静地坐在父亲身边，抚摩着他干枯的手背，我仿佛看到岁月在他身边卷起的一缕尘沙，将他带走。如同清风卷起一片落叶，毫无声息地在空中飞舞着，最终消失在遍地的枯黄之中......
11月7日，我对父亲的纪念日。既然是纪念的日子，就不想说太多伤心的话。我欣赏西方人对死者的哀悼方式，所有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对逝者的回忆，有欢乐，有慨叹，也有会心的微笑。
记得在父亲去世前的两个多月，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小威，我想回家看看。”我们一起回到居住了十四年的房子，这里曾经飘荡过我们全家无数次的欢笑，如今，母亲 已经不在了。菜园子里依旧一片花红果绿，因为我经常会来浇水除草。父亲高兴地看着架上的葡萄和丝瓜，一边用手抚摸着，一边告诉我葡萄该掐尖了，枣树要喷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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