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坚持“人民公社”模式的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城市的味道越来越浓，这个“人民公社”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诱惑。
2011年12月崖口村以2.3亿元（人民币，1美元合6.39元人民币）的底价将519亩地（1亩等于666.7平方米）卖出，这块地正是2008年崖口村被政府征用的1.17万亩地的一部分，崖口村村支书谭伟钦表示，“45万一亩呢，我们征地时才多少？不过5万块一亩，一下翻了差不多10倍。”
2008年，这块地被征用时，还曾引起一场风波。正因为这场风波，任职37年的老村支书陆汉满最终“下岗”，崖口的“人民公社”模式也走向了不可预测的未来。
最美村庄，鸡犬相闻
西边的云梯山下、京珠高速穿行而过，轻轨可直通广州；东边伶仃洋莽莽苍苍，隐约可见香港大屿山岛，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村庄里，村舍、农田、围田，一一排开，供自行车行驶的“绿道”穿行其中……这是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被誉为广东“最美村庄”的崖口村。
不过，崖口村的出名，更在于它一直保留着“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全国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流时，崖口村在村支书陆汉满的带领下，保留了“人民公社”模式。
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崖口村有四五百青壮劳力流失到香港、澳门，如果分田到户，剩下的老弱劳力不能独自耕作，无力缴纳公粮。此外，村子里一直有白泥资源（一种炼铝的原料）出口，这可补贴集体生产的低效益。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政府并未强行解散人民公社。
现在，崖口村分成三级管理：村委会、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分属各生产队；队长分配每日劳动项目，考核和计算工分；每年早稻和晚稻收割后，生产队总算一次工分；生产大队再核算整个公社的劳动成果和工分。村委会向生产队收购粮食。生产队再根据社员工分分配收入。
不同的是，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崖口村，在经济上实行“一村两制”：在农业生产上，实行“计划经济”；耕地以外的滩涂、养殖场、工厂等土地，全部出租，实行“市场经济”。出租土地的收入，一部分给全体村民分红，一部分用来补贴低效率的农业生产。
具体的补贴是，村委会以高出市价几倍的价格，向生产队收购粮食；当村民购买粮食时，又以低于市价数倍的价格出售。而且，村子里的“两头人”----60岁以上老人，18岁以下孩子，有免费的口粮供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认为，崖口村的“人民公社”， 是一种抵抗外部风险的福利----它提供给了村民失业保险机制：当村民不能或者不想去市场就业，就有权利回公社劳动获得收入。
目前，崖口村在社村民平均月收入1,500元左右，比在工厂打工低。不过，农村生活不必像在工厂那样紧张、急促，崖口村因此被周围村庄羡慕，村民的公社生活还被编成顺口溜，“一个月过年，八个月赌钱，三个月耕田。”
学者俞胜认为，崖口村“保持着完整的拥有自然基底的农业聚落”，而另一些村庄，“景观破碎化，变成了半城市化的地区”。
囤地、租地，不卖地
当高层楼盘沿着海岸线逼近时，崖口村依然保持着背山面海，春耕夏种的田园风光。不过，崖口村并没有陷入贫穷。
当珠三角其他村庄几乎都走上土地种工厂的道路后，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却反其道而行：陆汉满不断围垦，“囤地”。
1990年前后，珠三角地区兴起了一股房地产热。崖口村周围很多村庄都被征地了。被征地的村民，耕地全卖，一夜暴富，住进新楼，以收租作为生计。
这个时期，崖口村也险些失去大块土地。
1990年，崖口村向县政府申请获得1.5万亩的滩涂围垦权。围垦后，这块地49％的使用权归镇政府。
不久，镇政府与开发商合作，瞄准了这块地，想用8,000万元买下崖口村另外51％的土地使用权。
这个方案被陆汉满拒绝，其他村干部也同意陆汉满的意见。崖口村的方案是：8,000万仍然留在镇政府手上，镇政府每年向崖口村交租，每年租金645万元。但附带条件是，如果镇政府拖欠租金3年，崖口村无条件收回这片土地的全部使用权。
当时看来，这个方案对镇政府有利，因为8000万存入银行，每年利息支付租金还有余，但崖口村也没有风险，土地使用权仍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时的镇政府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国家宏观调控，该房地产项目刚启动就夭折了，镇政府交不起租金，1998年，崖口村收回了这1.5万亩的滩涂使用权，招商引资重新发包出去建了养殖场。
这是到当时为止，崖口村收到的最大一笔租金，这笔租金除了用于补贴农业，剩下的按人头均分。
商业气息侵蚀“人民公社”
在珠三角，陆汉满和崖口村延续“人民公社”模式的同时，并不能完全抵御市场经济的影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崖口村的生产队一直保持着几百人的劳动力。不过，大多数村民并不在生产队做工。谭伟钦称，1980年全国公社解散时，18岁的他就离开了生产队，在村子里一家港商开的毛织厂上班。1983年至1985年，公社劳动力年平均收入是900多元，而像谭伟钦这样在工厂每天上班10多个小时的，年收入有2,000多元。
1980年代末，当年到香港、澳门打拼的村民，有人陆续回来了。他们在村里建了当时最漂亮的房子，有的还当了老板，在村子里办了工厂。
村子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城市味道越来越浓，在商业气息中，人心浮动，这个“人民公社”时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诱惑。
当年拒绝8,000万元买断1.5万亩滩涂使用权事件，也引起了后遗症。
8,000万元，对当时月收入几百元的村民，是个闻所未闻的天文数字；这么多钱，竟然被村委会拒之门外，无论如何让人心理难以平衡。
2001年，3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向上级投诉陆汉满领导的村班子，头一条就是，“村干部贪污腐败，8,000万不知去向。”
调查的结果，证明了陆汉满的清白。
2011年9月，中山市市委书记薛晓峰在崖口村调研时表示，在新一轮发展阶段，崖口村只靠出租土地发展农业的优势越来越弱化，村集体财力和人才实力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了较大差距，村民的发展意识也产生了变化，“崖口模式应适时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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