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抛开党和政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因此只能由他一人负完全的责任”的观点引发争议。有中国学者认为，“文革”说到底是制度悲剧，其灾难不能由毛泽东一人负完全责任----当时中共党内高层全部领导人，都要负大小不一的责任。整个民族也应当自我反省和忏悔。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12月17日发表广东信孚研究院研究员李悔之的文章认为，十年“文革”灾难，毛泽东诚然要负最主要责任。但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人们应当心平气和地承认：包括受害者刘少奇在内的当时中共最高层领导人，都应当对“文革”分担大小不一的责任的----“红太阳”从延安升起，毛泽东从此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独裁者，与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领导人曲意逢迎和无原则迁就是紧密相关的。“文革”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毛泽东并没有“抛开党和政府”----《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包括后来被打倒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全体一致通过”中的一员！与会者没一人举手反对！
李悔之表示，“坚持党的原则”历来是共产党人最引以为豪的。然而，明知毛泽东悍然发动“文革”，是与“党的原则”严重对立的；明知“文革”必将带来一场举国浩劫，却没有一人站出来“坚持党的原则”，这确是令人遗憾的。身为中共党员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了苟全功名富贵不惜放弃共产党人最引以为豪的“原则”，甚至主动逢迎、助纣为虐，难道事后就不应当为最终酿成举国灾难的“文革”负一份责任？在一言不慎便可能灾难临头的严酷政治斗争面前，要人人都学林昭、张志新，那是苛求。但学习拒绝举手的陈少敏却不是苛求。
李悔之认为，在那场举国陷入红色恐怖的武斗之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广西“吃人狂潮”和惨绝人寰的北京大兴惨案，只是无数惨剧中的典型案例----在历时十年的“文革”中，无数人惨死在武斗之中。上下级彼此告密检举，亲友“大义灭亲”的告密揭发，为了自保的落井下石……人性之恶淋漓尽致地总暴露。然而，“文革”之后，先是一切罪恶归于林彪和“四人帮”，后是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毛泽东，除了以巴金为首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作出有限的忏悔之外，当事人几乎人人皆以“正确路线代表”和受害者自居----这一点，尤以统治阶层者为甚。
李悔之指出，十年“文革”灾难，只是列宁以来国际共运无数灾难中最为特出的灾难之一。由列宁创建，斯大林“发扬光大”，毛泽东原封不动照搬的领袖高度集权制，是酿发“文革”的制度温床。制度决定一切！----在领袖“一句顶一万句”的极权体制下，甭论是谁坐在金字塔顶尖，都可能成为“李泽东”、“刘泽东”、“邓泽东”……都可能发生类似“文革”的灾难。发生这样的灾难，归根到底是个别领袖之过？还是制度之过？是当今中国人应当认真反思的历史话题。
更重要的，是要反省制度本身。否则，会重新陷入恶性历史循环之中。尤其是在当今贫富悬殊超越极限，阶级矛盾、官民矛盾、社会矛盾越来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不但当执者要反思，要忏悔，要改过自新；整个民族也要反思，要反省，要忏悔。否则，一场比“文革”更严重的灾难，或许会不经意间在这个国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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