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薄熙来和汪洋都极力否认有“重庆模式”或“广东模式”的存在，但汪薄个人色彩极其浓厚的两种施政方式还是成为媒体和观察人士最为常用的政治缩略语。过去几年，围绕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和薄汪二人的隔空交锋一起，充斥着包括中共官媒在内各大媒体头版位置。
在对立分明的两派评论中，支持薄熙来和“重庆模式”的声调认为，在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社会张力已达极致情况下，“重庆模式”中的各项政策，无论是“唱红打黑”、“共同富裕”，还是“干部上山下乡”、推出“民主法治”，都切中了问题要害，不仅体现了薄熙来个人的政治魄力，对有效解决当前中国遇到的诸多难题都具有参考意义。
同时，薄熙来“重庆模式”中这些政策措施还被不少人认为是向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这种观点认为，在官方意识形态面临挑战、社会公平已成政治问题、道德滑坡极其严重、官僚主义饱受诟病、官商勾结贪赃枉法已相当严重情况下，“重庆模式”的建立和推广，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序的社会。
相对而言，汪洋的“广东模式”则被认为是更强调效率和更具开放意识。
汪洋在2007年到广东上任伊始就提出要“解放思想”和建设“幸福广东”的畅想。在过去几年，这一指导思想曾被认为只是一个老调重弹的政治口号。直到近年以来，这一思想的实质内容才开始落实，那就是中国的发展除了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就是对人民、对社会开放。
汪洋“广东模式”的施政理念在2011年下半年得到集中体现。在这一年的省内会议上，汪洋先后提出广东不搞运动式打黑，更关注做大“蛋糕”，并在去年11月份宣布放低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取消原来的主管挂靠制度。
在日前结束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汪洋再次明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一主题，广东也提出了今年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的工作安排。
但更引人瞩目还是“华都示威”和“乌坎事件”两个群体事件。这两次群体事件中，广东方面都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柔性应对措施。和原来的“刚性维稳”相比，这些措施被部分知识界人士总结为“柔性维稳”，被认为是广东模式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巨大进步。
在国内右翼人士看来，“广东模式”有利于建立一个更注重公民权利的现代社会，可以实现政府、人民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一个典范案例。
另外，和薄熙来相比，汪洋显然更具现代政治意识，也更受西方媒体欢迎。美国《纽约时报》就赞扬了汪洋在乌坎事件中的柔性态度，而前些日子的《华盛顿邮报》则对以薄熙来等为代表的“红二代”崛起深表忧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国内外右翼力量赞扬的，却是另外一个现实：汪洋“幸福广东”的理想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很大问题，从2011年开始，广东省内就骚乱不断，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让人很难和“幸福”二字联系起来，而受到右翼知识分子广泛批评的“重庆模式”却在薄熙来的强推下在重庆落地生根，风平浪静。
虽然有评论指出广东遇到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广东走在全国的最前列，这些问题只是较早爆发而已，并不代表这些问题就不会在内地省份发生，但现实情况下，这些问题的频发发生，还是让很多人对汪洋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考虑到中国还不是民选政府，决定薄汪政治前途的关键力量依然掌握在北京的党内高层而不是右翼知识分子或民众手里，尤其是当这些怀疑如果是来自北京的话，就更容易对汪洋的政治前程形成杀伤力。
老牛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在北京党内有人就开始以乌坎骚乱为例对广东进行批评。党内这种观点认为，自薄熙来到重庆后，派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基层，把很多问题都解决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而汪洋到广东后，虽然提出了不少口号，打倒了不少贪官，但广东官员的贪腐和官僚主义作风依然严重，大量社会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群体事件从发生到爆发，甚至快要形成燎原之势时才会引起高层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对比广东、重庆两边的社会氛围时，我们也一定要关注到中国的政治空气。
中国是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中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保持着与时俱进这个政治特质，但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秩序与管控仍然情有独钟。而且自从中共从“文革”中走出来之后，党内就社会管理问题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就是为了要发展经济，一定要保持社会的相当稳定。为此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不惜牺牲了两位总书记，并不惜开罪知识界和西方，镇压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学生革命。
那么，今天中共对稳定的要求现在有所松动吗？显然没有！
我们从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高层提出“社会管理“理念和不断加大的维稳开支就可以知道，虽然中共在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在进行积极探索，但对社会稳定的要求一刻都没有放松。
从外部环境上看，从去年开始在西亚北非等地了“茉莉革命”，外部市场（主要是欧美）的严重不景气，又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形成巨大压力。虽然今天中国还不存在发生“茉莉革命”的政治基础，中国经济也依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但毫无疑问，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还是对中共高层构成了强烈刺激，强化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警惕和危机意识。有关这一点，我们从胡锦涛今年发表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元旦讲话就可以嗅出这样的味道。
更为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就要召开中共十八大会议，这是中共在新形势下进行代际交替的一次重要会议。为给会议顺利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共一定不会允许出现过强的政治噪音或社会动乱。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中共对管理创新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变化，可能会把工作重心从政治天平的创新端，向更趋谨慎保守的稳定端悄然转移。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个原因，不久前还针锋相对的汪薄二人，居然在北京高调握手言和，强调双方“合作愉悦”。而与此相反的，正如贾明所言，国内知识界中左右两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对垒却愈演愈烈，政治官僚和知识分子在相同政治情势下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让人感叹不已。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能理解为何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能获得党内六位常委力挺，而汪洋的“广东模式”会在党内引发质疑。
当然，这种质疑目前在党内还没有形成一种压倒性力量。但出于对中共思维的精准把握，老牛认为这对汪洋还是会构成了一种政治或心理压力，同时，这也是汪洋必须认真面对并尽快解决的问题。
就算“团派“出身的汪洋获得了胡锦涛的支持，如果这种骚乱频发的状态得不到有效解决，延续到十八大之前的话，也不排除有断送掉汪洋前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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