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变化

香港在变化，但这是无奈和缺乏方向的。就好像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少年，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方向。因为就算无法预估不同选择之间的结果，但原地踏步将会付出更大代价。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却步不前，那么香港在思维层面更可以说是长时期停滞。香港的领导阶层曾以为在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后，其他一切疑难杂症都会迎刃而解，这无疑高估了香港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更反映了一群井底蛙缺乏世界和历史认识的幼稚观点。

香港累了！

2010年6月香港通过的的政制改革方案应该说是这次变化的起点，更适当的说法是中共与香港民主党就政制发展所达成的协议成为驱散阴霾的第一道曙光。对民主党来说，这是迈向广泛民主选举的重要步伐，因此不惜背负被其他民主派成员指责其出卖民主而接受妥协。对中共来说，这是突破政制改革长期陷入胶着状态、消除海内外对其为香港政治冲突罪魁祸首的责难、让改革向前推进的关键步伐，因此值得让步。对香港市民来说，这是两股主导香港命运的力量能够坐下来寻求共通点、将香港从对抗中解救出来的里程碑式发展，因此值得欢迎。三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它可能是香港回归后最符合大众期待的政治事件。

但要更好地理解这次变化及其意义，我们应该从公民党和社民联在这段时期内一连串战略失误来认识。首先是他们提出的五区总辞，迫使香港市民就政制发展与政府的冲突升级。他们一方面过于自信香港市民会支持将政制议题激进化，另一方面又低估了香港市民被民生困扰的忍受力，在这个时候还浪费公帑进行这种符号式的补选来宣泄。其次是社会抗争暴力化。他们以为民间的怨愤自然而然会转换成对建制的冲击，为了满足意识形态的诉求，一小群人企图劫持弱势群体与政府进行暴力对抗，直接挑战社会秩序，结果激发了民众的普遍反感。最后，在菲佣居港权和港珠澳大桥建设环评问题上，彻底暴露了他们对香港市民利益的忽略。本以为能够站在道德高地的原教旨民主派，无视香港市民对自身利益的焦虑，以意识形态来对抗经济利益，让香港市民突然发觉这部分民主派和香港社会现实的疏离，以至决心以行动对其提出警告。月前在香港举行的区议会选举，绝大部分以公民党和社民联等背景参选的议员败走麦城就是很好的证明。

幸好作为温和民主派的香港民主党在政制改革中能够做出关键的抉择，而且在市民所反感的激进和原教旨行为中采取了独立立场，才能够保住市民对该党的认可。这除了反映他们处事的务实，也帮助他们从多年来民主派激进化的困扰中突围，以理性回归重新成为民间反对力量的主流。民主党精神领袖司徒华在民主党和中共达成妥协之前几天曾经这样说：“香港政制原地踏步将持续消耗香港的元气，这不能够说只是中共的责任，我们也需要向香港市民交代。”他还表示，意识形态不能够偷梁换柱取代原则----“香港必须往前走！”这位正版的“香港良心”认识到香港再也无法承受这种煎熬，但包括极端民主派在内的不少政治人物却依然云里雾里。一些人怪责民意如流水，但却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教条主义已经和真正的民意越行越远。

香港累了！只是不少政客和原教旨民主主义者看不见，也感觉不到。

在回归之前，香港由来自英国的总督、他领导的公务员、外来和本地的资本家、为他们服务的专业阶层共同管理。由于当时香港主权形态明确，殖民地专制，因此决策显得简单，社会共识的代价可控。香港回归后，为顺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香港的决策体制走向多元，加上管理结构重组，不同阶层的政治意识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一致，政治矛盾成为常态。

除了宗主国的总督换上了港澳办、小圈子选举的特首以及新兴的专业政治阶层所形成的铁三角外，各种新兴民间力量对回归后的政治管理结构形成了多维度、独特的影响。香港社会要逐步适应民主化政治的多变性，其过程本来就代价不菲，再加上需要面对来自外部力量所引发的经济转型，就更让转型过程的危机感无限扩大，香港市民对此的焦虑可想而知。

如何认识香港在“新国际”里的定位？

在回归之后，香港人的生活品质在绝对值和相对值上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这不需要专家都可以轻易察觉到。在这个过程里，香港的精英阶层和领导者没有起到力挽狂澜的积极作用，民众感觉到无助和缺乏方向感。如果这还不算糟糕，那么政治争吵则彻底蔑视了香港人的敦厚和容忍。在回归前，香港还有某种优越感，但在回归之后的十几年，这种优越感已经被彻底消减。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表现所致，香港是非战之罪。但为什么新加坡或者韩国却没有受到这种影响？我想问题还是来自内部，让我们尝试从两个经济角度来检视个中的原因。

首先，香港的经济发展动力经历了结构性衰减。以金融和房地产作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持续集中了所有发展能量，形成一块大磁铁，将其它产业，特别是近年蓬勃发展的零售业和旅游业价值快速吸纳。以中港紧密关系所推动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为例，表面看似欣欣向荣，一部分人的危机感可能比前几年减少了，但实质上却是全港市民都在为大资本卖命，不但个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还经受着慢性通缩的煎熬。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没有增加，低收入的岗位竞争激烈，社会消费表现实际被外来购买力急速增长而呈现的繁荣所扭曲，香港市民只能够艰难度日，有苦自己知。由于领导层缺乏前瞻性思考，且生活在远离现实的上流社会，市民就更看不见改善现状的可能。

其次，经济效益持续向某个阶层倾斜。香港经济长时期处于低迷状态，以过去十五年为例，平均年增长为1.21%，而同期新加坡却是4%，泰国为4.9%，韩国4.8%，印尼8.2%。如果以1989年作为基数，香港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了2.5倍，达到每月33,000港元，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只是上升了1.8倍，还是在9,000元的水平，两者的差距显而易见。而在贫困线下的家庭在过去十年却一直停留在20%，也就是有超过一百多万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仔细考察这些数字，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处于贫困线下的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增加了20%，44岁到65岁增加了40%。由于人民币对港元的持续增值，而香港的生活又高度依赖内地，特别是中下阶层，让引入性通货膨胀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由于企业收入丰厚，以至经济数据表面虽然是正增长，但却掩盖了庞大的普罗大众收入的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下降。香港人长时期被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所遮蔽，以为香港的经济体制得天独厚，如果有问题也是自己的竞争力不够。但这种遮蔽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旦大家有所觉醒，社会不公平的真正理由将被彻底暴露出来，届时社会冲突将成为普通民众的唯一选择，我们应该还记得当年五十万人上街游行的激动场景。

香港曾经以自己的国际地位为荣，但这种“国际地位”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香港应该反思这种国际性是否已经随着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彻底破灭而一去不复返，或者作为西方自由经济的代言人，眼看着资本主义的“没落”而成为失去方向的无主孤魂。回顾历史，这样的国际性显然是浅薄和表面的，而只有不思进取的人才会活在幻象和过去中。当伪装成国际的西方、或者假借全球化而事实上只是西化的谎言最终被揭开，香港就必须接受幻象破灭的残酷现实，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和地缘定位。

香港当然要保留国际化的角色和作用。但什么是国际化？香港要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国际和有了中国的国际已经不再一样，更何况中国不单是代表了经济数据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而且更包括以中国为首的新一代正在崛起的国家。表面上这里所说的是所谓的金砖四国（或五国），其实是一大批将会改变以往的国际的“新国际”的国家群，它将是一个更符合民主意义、彻底改写被西方严重扭曲的传统世界格局的新国际。香港曾经被“旧国际”所迷惑，要从这种意识形态中逃脱出来需要极大的政治和精神力量。香港有这种力量吗？

什么样的领袖才能引领变化？

香港需要真正的领袖，不是公务员转型，更不能只是依靠企业家。公务员给予香港的是执行力，企业家帮助推动经济的发展，但他们都无法提供香港发展的方向和战略思维，为香港的整体发展着想。一些人曾经提出这样的假设，香港是一个高效率的城市，由于一切比较完善，因此最重要的就是管治团队的稳定，这样香港就能够借助祖国的东风持续繁荣。事实上，这只是短视者、官僚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狭隘观点，正所谓鼠目寸光。曾荫权是一名公务员，这并不表示他不能成为特首，但如果他只是将特首当做“一份工”，那他就无法成为一名领袖，而这正是香港所需要的。香港公务员团队是优秀的执行者，但他们的主管并不必然拥有优秀政治领袖的条件。董建华可能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但要他洞察香港的历史机遇和风险却显得期望过高。

此次香港特首选举不仅仅没有显示走出困局的可能，相反，候选人之间的竞选手法和政纲所能够反映的却依然是小国寡民、五十步笑百步。《苹果日报》的“猪狼之争”虽然煽情，但离题并不太远。如果香港的精英被这样冠以称谓而没有给人突兀的感觉，那是多么悲惨的现况。更为让人尴尬的就是当我们看到政协委员之间互相攻击，以至直接、露骨地把自己的媒体作为政治工具，其中更隐约地看到即将退休、却依然恋栈香港话语权的国家领导人在幕后指手画脚，让人们意识到除了在经济上赤裸裸外，原来在政治上我们也可以同样地赤裸裸。这是否让《皇帝的新衣》的作者都慨叹不如？也让我体会到弗里德曼（Milton Freeman）评价香港为最资本主义的地方时，其背后的真正含义。

在香港回归之后，不少人认为香港的领导层就是北京说了算。这虽然不能够说全对，但至少在感观上不能说错。首两任特首显然就是中央的意思。但关键不在此，而在于香港人普遍认为这就是北京希望看到的香港领导者。从香港选拔的政协委员就很好地证明了这种观点。事实上，香港人很难认同这些政协委员中的大部分人能够代表香港在北京议政，但却只能对此感到无奈。经过这次特首选举，人们就更不再疑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中共可以选择无数优秀的管理者来治理内地，让经济蓬勃发展，却为香港做出这样的安排。当然，这种判断并不一定科学，但他们的心情应该可以被理解。

由于内在发展动力面临转换的需要，同时又被各种强大的外部能量所包围，香港将长期处于探索自己定位的阶段。这种社会必然需要高瞻远瞩的领袖以及具有优秀执行力的团队，才能够为香港作为七百万人的理想家园如何发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高地和样板如何发展、作为国际新格局中亚洲的一个新中心如何发展去寻找答案。香港的现状说明了这种思维的缺位，其中最让人担忧的就是究竟中共或者香港的精英阶层对现状的认识是否依然停留在过往的时空里。

区议会选举结果曾经让我以为暴力政治诉求已经被选票彻底否定，这是香港政治的一次觉醒。

但在特首选战中，建制派之间的语言暴力和形象攻击却在提示我们，有些人还没有从激进民主派的惨败中吸取教训，以为市民认识不到斯文败类的真正面孔与社民联的恶行恶相并无二致。其实不要小觑选民的意识，“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当民意要算总账的时候，将会找到机会狠狠地教训他们一番。

香港需要转变，却步不前解决不了香港的问题，更延缓不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挑战。如果香港的精英们不能够认清自己的任务，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思维，以崭新的分析框架来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未来，知难而进，有所作为，否则香港将会继续付出庞大的代价。香港回归已经十五年，“六四”也已经发生了快二十三年，当年积极推进香港民主化的人不少已经年过六十。就套用内地政治上的惯常用语“不折腾”来给自己一些提示，才能够改变态度，解放思想，更好地认识香港的需要，更好地迎接香港的转变。

香港需要发展，但这并不只是让地产商多建几栋摩天大楼、五星级酒店、超级名牌商场，而是应该思考如何让香港的人口“品质”和竞争力不断提升，譬如让香港成为一座大学城，引领知识经济的前沿发展，或者成为中国最发达先进的医疗保健中心、符合世界最高标准的生态环保大都会、代表中国最潮流和现代的设计之都，甚至成为联合国在这个蓬勃发展的亚洲建立地区总部的落脚点。就好像纽约和日内瓦一样，让香港成为区域和世界发展的管理和交流场所，让香港人能够为这些发展贡献脑力量。这一切不单是香港希望做到的，而且是香港应该承担的任务，是依靠中国内地这个庞大的经济和政治母体所应该拥有的抱负。

香港需要提升生活品质，而这种品质必须是建立在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之上，而不是建立在GDP数字增长上而已，更不是没有全体民众参与的经济繁荣。香港要推进一次文化和思想革命，不能只沉溺于政治竞争的氛围之中，却无法找到发展所需要的团结力量和统一思想，来摆脱资本和财富的局限和羁绊，让人民幸福和社会安定能够成为发展的真正主题。香港应克服夜郎自大意识，将自己真正提升到国家层面，作为世界大国的核心来规划自己的地缘角色。

香港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贡献者，如果当年有些人曾经妄自尊大，今天的中港关系应该给予他们一定的提示。对于今天的八零后和九零后，他们可能无法从现状的对比中看到当年香港那种傲慢的依据，那就更应该认识到两地的关系，从一个更具有历史性的视角来重新考察和理解，而不是妄自菲薄。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发展依然可以作出极大的贡献，只要假以思考和实践，新一代香港人可以比他们上一代更具时代性和更符合中国发展的历史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