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国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超过2.9万亿，同比增长106.2%，比2001年增长20倍。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从2001年的16.6%猛增至2010年的76.6%.这背后，除了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和土地财政外，是否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土地出让金与极力膨胀的城市
近日，中国指数研究院等机构数据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130个城市共录得土地出让金1 .86万亿，同比减少13%.加上其他未统计城市，预计2011年全年，全国卖地收入同比将缩减两成（约5000亿）至2.4万亿左右。因此，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为，土地市场在严峻的市场环境及政策环境下，复苏有待时日，土地市场进入名副其实的“寒冬期”。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在土地出让金收入前十名的城市中，同比减少的基本上都是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而二三线城市，却依然在较快地增长，比如昆明同比增长147.6%、沈阳86.8%，苏州、重庆也分别以20.4%和10.1%比率增长。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上海北京等土地市场黯淡，固然有着严峻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应该还是在于这些一线城市经过了多年的大发展，土地的资源日渐减少的缘故。而此时，二三线城市就趁机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总体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却又是因为一线城市的比重太大，它们一减少，就带动了整体总数下降。
对比近些年的数据，2010年全国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超过2.9万亿，同比增长106.2%（2009年为1.5万亿元），比2001年增长20倍。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从2001年的16.6%猛增至2010年的76 .6%，甚至在最为发达的诸如北京上海也是如此，北京是近70%，而上海是53%.由此可以看出，现在地方财政上还是主要依赖土地财政。但这些年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财政的快速增长，又是怎么来的呢？
经过这三十多年突飞猛进的城市化，城市就像是一个被注入膨大剂的西瓜，迅速膨胀。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每年扩大938平方公里，进入21世纪后（2000～2007年）则平均每年扩大1861平方公里，几乎加快了一倍。但这样的城市化却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市民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 .1%，但人口增长只有30%.于是，这些土地是怎么来的，便成为最重要的症结了。
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城市建设，原有的城市空间早已捉襟见肘，反反复复拆毁重建也无法解决需求，于是只能向周边的城郊村扩散。但在国家耕地红线制约下，不能随意打耕地的主意，因此就在宅基地等上大做文章了。这就让现在很多地方的城市化，更像是一种“圈地运动”，将农民驱赶出土地，然后整合出宅基地等用来充当城镇建设用地，造成大量的农民失去了立足之地。如山东诸城率先撤销全部行政村，小村庄合并成大的农村社区，引导农民集中到中心村居住，赶农民上楼。还有重庆等地以土地换户口等方式。最后逼得国土资源部在去年的12月28日不得不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坚持项目管理、封闭运行，凡集体组织和农民不同意的，不得强行开展。严禁强拆强建、强迫农民住高楼。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但这却还不是问题的全部。
土地问题成群体事件重要诱因
就在“圈地”的这个过程中，征地与卖地的一倒一卖成为了问题的病灶。在禁止流转和买卖的土地制度下，农村宅基地在市场上的价格低得可怜，因此政府实际上只用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从农民手中取得土地所有权。然后，政府再变更土地性质使之能参与土地流转，土地价格就不是一番两番而是十倍、百倍地上翻了，这也是土地出让金能够达到如此庞大数额的原因。
有人说，过去用剪刀差掠夺农民产品，现在同样是在用它掠夺农民土地，而且这把剪刀还更大了。在这大剪刀差之下，农村和农民面对强大的城市经济体，被源源不断地攫取了太多的资源与经济利益。正如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所建构的“中心-边陲”模型一般，现在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正如一个“中心-边陲”的体系，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不得不依附或被剥夺而造成的，在这个“中心-边陲”的结构里，边陲就像没有自控能力的卫星一样，它们的发展“会相当受限于本身的卫星地位”，处于这样地位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低度发展”。如此，问题自然丛生。
这些年快速的城市化“圈地运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因土地而起的各类事件。于建嵘等学者研究发现，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问题涉及巨额经济利益，也就决定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比如从去年9月持续至12月的“乌坎事件”，土地问题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诱发因素。
如今，一线城市的住房销售额和房价已显著回落，这不仅给地产开发商造成财务压力，也令依赖土地销售创收的地方政府承压，不得不开始“割肉”，下调地价，或以出让更多的土地来维持这种创收。还有，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偿还地方债务的风险在积聚，一旦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地方债务将很难偿付。去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时，首次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底数，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在如此巨大亏空中，审计查实，有351亿元债务资金被投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和“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项目。而这种形势下，不难预料，早前大量被政府征收的土地的补偿以及后期的安置、土地闲置等，就更将成为问题，新被征收的土地，又将会更加被强制贱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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