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幸福广东”的口号尚未发挥太大的影响力，相较之下，“唱红打黑”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受到媒体、中央的重视。孙雁表示，重庆在民眾诉求、抓治安、抓精神上都已经有具体的方法，而且薄熙来敢说敢做、有成果、不太被外边的说法约束住，其他地方就比较缩手缩脚，怕太左或太右
重庆的“唱红打黑”打出知名度，也打下薄熙来的政治标记。相较於重庆的硬手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想以“软实力”带动广东的產业转型与民生发展。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政治学教授孙雁对记者分析，重庆和广东，一个内地、一个沿海，各自提倡不同的概念，这样的竞争有正面意义，可反映出老百姓的想法，不过相较於重庆，广东物质化的程度更高、竞争更激烈，想提升幸福指数，恐怕更困难。
孙雁為中国廉政与少数民族问题专家，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政治转型、比较经济转型等，著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再评估》、《当代中国的腐败和市场》等。
对於中国经济的飞快成长，广东的贡献功不可没。不过，在经济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后，广东开始注重其他的项目，目标提升自身的“软实力”。继推出建设 “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等战略，期望强化文化產业和影响力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11年初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论，目标“十二五”期间加快广东的转型升级，促进民眾生活幸福。
过去广东给人的印象总是经济飞速向上，多年来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自1989年开始在中国省级行政区中的经济总量总是第一位。但在“十二五”规划中，GDP的增速调低，广东开始将“幸福”当成重点，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成长，而是定下扩大内需、和谐共享、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绿色发展等战略，汪洋强调：“让群眾幸福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不过，许多分析指出，经济快速增长是中国政府“维稳”的方式之一，如今放缓GDP的速度，恐让原本被经济成长掩盖过的矛盾与衝突爆发。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政治学教授孙雁对记者分析，广东的GDP几乎都是靠外来的农民工所创造，而非广东本地人的贡献，如果要放缓GDP的增速，最多就是让这些外省的农民工没工可打、回到自己的家乡或移往其他省分，因此对广东本身的影响不会太大。
“幸福广东”的重点在於民生。广东先前由於一味追求GDP，不仅发展成果分配不均，只有珠江三角洲区域获得充分开发，社会公共福祉也偏低、环境议题被忽视，“幸福广东”重点将放在就业、公共教育、文化发展、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社会保险等事项上，其中，不少专家认為改善住房应放在首位。
孙雁对记者指出，如果广东在放缓GDP后，将重点放在民生建设上，则农民工可以转向建筑业，不过最终，广东的劳力仍应该走向高技术。“广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从劳动密集型產业转向技术密集型產业。广东目前没有顶尖的大学，也没有太多技术好的白领工人，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相对来说，政府不再一味强调经济发展，或许能缓和族群间的衝突。2009年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汉族与维族工人的群殴事件，引发极大的关注。根据官方通报，共造成120人受伤，2名维族工人死亡，是新疆劳工输出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民族衝突。
孙雁指出，虽然中国的民族优惠政策，立意在於保障少数族群，但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比如影响外界对受惠者能力和资歷的信任、受惠者本身也丧失一定的上进心和竞争动力，或是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歧视。因此中国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应在政府发放的户口本及个人身份证上，一律免填“民族身份”，消除族群歧视，促进公民平等，像美国就并未将少数族裔的身份印在个人证件上。而研究也显示，与中国政府预期的相反，经济发展反而会“加强而不是减少中国一亿多少数族群的族群意识及相应的族际衝突。尤其是西部开发计划实施以来，族群地区的新老矛盾在经济开发中集合成四方面的积怨：宗教文化、资源分配、族际歧视、族群自治”。因此，如今广东放缓经济成长速度，孙雁对记者解释，原来国营企业裡固定的工作没了，少数民族就必须去市场上找工作，而市场上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少数民族保障名额，如此将降低民族间的分野。
抗衡“红色重庆”
在“幸福广东”的口号打出之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已高调推行“唱红打黑”，孙雁对记者表示，“幸福广东”之所以提出，主要应是与“红色重庆”相抗衡，但“幸福广东”还未见到比较具体的作法，更多只是概念上的提倡，目前来说，可能口号或作秀的意味更大一些。
但总体来看，孙雁认為“幸福广东”的提出仍有其意义。“它显示出各个模式的竞争，刚好一个内地、一个沿海，不同模式和表述，相互竞争，更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真正意愿。”
相较於“幸福广东”还在概念阶段，“唱红打黑”则已有许多具体措施与成果。身為重庆人的孙雁告诉记者，重庆老百姓普遍支持“打黑”，很少听到批评意见，即使有反对者认為薄熙来的作法比较铁腕、专制，但中国整体而言本来就不是个民主国家，因此大部分人仍然拥护这样的强人政治。
广东过去经济发展快速，贪腐也不时传出，其中深圳前巿长许宗衡的贪污案最為重大。不过，孙雁认為，虽然经济成长带来许多牟取利益的机会，但广东省的市场化也相对快速，贪腐情况不一定比其他地方严重。“市场化比较快的话，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减掉贪腐了，因為很多事情必须依照市场规则来做，一分钱一分货，政府的权力会越来越小，外商会增加，这些都让贪腐情况变少。”
重庆的“打黑”普遍受到支持，“唱红”则较具争议性，批评者认為，“唱红”是搞“文革復辟”，是作秀，包含了政治目的。孙雁认为，“唱红”的形式主义成分较多，但重庆的老百姓对此也不是太在乎，因為唱或不唱，和具体的民生关係不大，“想唱就唱，不唱也行”。孙雁认為，虽然“唱红打黑”被质疑在作秀，但好的方面是，薄熙来并非光说不做，“如果一边作秀、一边实际做事，那还是可以的，至少他让城市大幅改观”。
“唱红”属於精神层面上的强化，广东也旨在提升精神层面的“幸福感”，但孙雁认為会比重庆要困难些。“重庆和广东不太一样，重庆原来是比较贫穷的城市，广东则外资多、工作机会多，所以重庆提出‘唱红’比较合理，因為在人民不是很富裕、没有太多机会的时候，精神层面就比较重要。”
孙雁对记者举例，许多重庆人认為唱红歌唱到最后，能把精神唱出来，“就好像原来的西藏人民一样，虽然很穷，但有宗教支撑著，他们不觉得不幸福，不丹也是如此。”一个地方越是物质化、竞争越大，则人民的“不幸福”指数也越高，因此广东若想提升幸福感，恐怕比重庆要困难。
“幸福广东”也引发了路线上的讨论。《明报》评论员孙嘉业指出，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朱国明强调，广东要建立多元共治，学习境内外的经验，但朱明国的一番话与中央政法委高层表示“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不能误信西方国家為中国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表态大不同，因此到底只是表述不同，还是思路的不同，有待观察。
孙雁对记者分析，广东是经济特区，地理位置也比较远，因此向来获得的自主权较多，在政治、经济上，中央对广东的试验空间都比较大，因此可以探讨与中央不同的路线，也可以提出多元共治的想法。不过目前“幸福广东”的口号尚未发挥太大的影响力，相较之下，“唱红打黑”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受到媒体、中央的重视。孙雁表示，重庆在民眾诉求、抓治安、抓精神上都已经有具体的方法，而且薄熙来敢说敢做、有成果、不太被外边的说法约束住，其他地方就比较缩手缩脚，怕太左或太右。
“重庆的作法挺有风险的，广东的风险就比较少。”虽然部分人将“幸福广东”视為汪洋争取老百姓认同，以取得政治局常委门票的手段，但孙雁对记者指出，只要能真正把老百姓生活搞好，有其他目的也没关係，只是目前看来，能不能寄望汪洋还有待观察。“汪洋之前也在重庆做过（市委书记），当时并没有太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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