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在与张爱玲相遇之前，除了玉凤，又经历了两度婚姻，一度离异。
1932年，胡兰成南下广西，次年转百色的广西第五中学任教，与全慧文结合，生儿育女。胡兰成北归，然后到上海《中华日报》，抗战发生从上海到香港，两年后再回上海，来去拖儿带女的，就是这个在广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兰成投身汪伪集团，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报纸总主笔，做了汪伪国民党“中委”，以后又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一下子做官发迹，身份与广西时期那个中学教师已大不相同，与香港时期那个六十元港币月薪、害着眼病可怜兮兮的小编辑更大不相同。中国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讨小老婆，何况像胡兰成这样陡然一步登天的？与中国一般男人的举动无异，胡兰成也在此时“休掉”了旧妻，别有怀抱。当年玉凤的担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头，享受的却另有新人，这一命运，玉凤没来得及遇上，却降临到了这位“百色”妻子的头上。
全慧文应该要比时时生活在贫苦困窘中的玉凤要好，不过好得也有限，她跟着胡兰成流离南北，先从广西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再度北归回上海。可当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时，一切却随之而去，没有她的份了。全慧文为胡兰成生养了最多的孩子，胡兰成现在大陆的六个子女，全慧文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不知胡兰成是否给过像样的“遣散费”？她自此以后的命运如何？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近年公布的回忆说，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抚养。[1]不知其病是否与胡兰成有关，或与此次离异有关？是因病而离还是因离而病，不得而知，但胡兰成对其的不仁不义那是毫无疑问的。胡兰成对此无一句话可说，在其回忆中无一词辩解。
胡兰成与全慧文离异大约在1941年，在其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后期。胡兰成将侄女青芸和儿子阿启从家乡嵊县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应该就在与全慧文离异之后的事。全慧文离开，子女却未带走，全留给了胡兰成。胡兰成身边少不得女人，对子女却无多少兴趣，他经常在上海、南京两地跑，子女需要有个家，也需要有人带养，侄女青芸已长大成人，将青芸和儿子从胡村接到上海，两家合为一家，由青芸做家长，正是一举两得再理想不过的事。
在与全慧文离异前后，胡兰成搭识了舞女出身的应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过程，应的来历，胡兰成从未细说过。从他以后逃亡日本与佘爱珍结合之际，应英娣又再度出现，可以猜想，胡兰成与应的结识以及其后的婚姻，与佘爱珍大约不无关系。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游广阔，与舞女这辈人自是熟识。胡兰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应英娣是与他共富贵始终的，似与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兰成与应英娣结合，应自然不肯走进胡兰成上海的家，胡兰成也不会愿意将应英娣带进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没有母亲的孩子中，他娶这位战时夫人本不为儿女。他将前两次婚姻遗下的儿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给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带着新娶娇妻往南京安家。此时他被解职宣传部次长后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长，法制局长需长驻南京，而法制局长职又实在轻闲，每日只需办公三四小时，他与应英娣别营安乐窝，陷入温柔乡中很过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笔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 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笔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2]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荡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3]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5]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相知相爱
按照胡兰成自己所记，他知道张爱玲，欣赏赞叹之，以及其后的主动谋面相见，其过程是这样的：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糊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6]
胡兰成被免法制局长，是在1943年春天，苏青的《天地》月刊创刊号是在1943年10月10日，胡兰成“坐监牢”是在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按以上所记，那么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文章，是在1943年的10月，真正见面是在1944年的年初，过完农历春节以后的事了。
不过，笔者总觉得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时间上比他自己写的还要早上几个月。证据有这样几项：
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绍胡兰成义母时已提过，张爱玲于1943年10月所写的《金锁记》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显然就是胡兰成的义母。这是内证。
二是外证，就是张润三文中所说的，胡兰成宣传部的同僚们唆使胡兰成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张爱玲，1944年年初才见到张爱玲本人，那时胡兰成早已不是宣传部次长，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长后也已去职半年多，若有同僚为应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兰成和张爱玲“大闹特闹”，那不会是宣传部同僚而应该是法制局同僚。若张润三所记不错，是胡兰成的宣传部同僚唆使应英娣“大闹特闹”，那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相识相知在时间上应该就要早于1943年10月，应英娣其时还与胡兰成宣传部同僚间有接触有来往，胡兰成宣传部同僚与其之间的恩怨还未被彻底忘记和了结。
另外，还可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胡兰成“坐监牢”期间，张爱玲与苏青曾到周佛海家去为他说情。以张爱玲的个性，以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个当时上海风头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们会为一个从未谋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说情？而且说的是什么情，是她们全无关系也不感兴趣的有关汪伪政府内部的事？
说情一事，可能还有其他内情，不像仅仅是两个才女的“怜才”之举，因为若说胡兰成是有才华的，可此时的胡兰成还未表现出怎样的才华，他为汪精卫“和平运动”造舆论声势的《战难，和亦不易》的时论，总不会引起张爱玲或苏青的兴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约也不好意思提，事实上张爱玲、苏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艺性的批评文章当时还只有零碎几篇。他的诸多政治论述，是在他到武汉《大楚报》时期写就成集的，他那自以为可与张爱玲作品媲美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张爱玲、苏青究竟“怜”他的是什么“才”？“怜才”又从何说起呢？
这样看来，张爱玲和苏青为胡说情一事就颇费人思量了。
极有可能的是，在胡兰成“坐监牢”之前，他已经和张爱玲相识，两人之间已见过面，或者，至少两人之间已相知----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坏的揣测，就是他们三人包括苏青在公开场合、在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其间，还有就是类似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类的地方，胡、张或胡、苏或胡、张、苏三人之间相互见过面。张爱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传奇》的前面，写过一个简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开始就是：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张爱玲公开如此声明，没有作为“文学者代表”去参加什么大会，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从私生活、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上谩骂她为“文化汉奸”虽事出有因，却无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她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其他相类似的公开场合是否涉足过呢？因而就在这样的场合结识了胡兰成？张爱玲不曾，比张爱玲更早活跃于战时上海的苏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识相知，胡兰成却不直说，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里仍以胡兰成的记述为准。
从胡兰成记述来看，胡兰成当时并不认识苏青，而苏青是知道他的。胡兰成担任过《中华日报》总主笔和《国民新闻》报总主笔兼社长，也在一些杂志上写过若干文艺性文章，加上又在汪伪政府中任过宣传部次长和伪法制局长，算得上是汪伪时期的“闻人”。苏青不认识他，却特别将新编杂志寄来南京，想来不仅是因为他的官也因为他的文，寄杂志给他一则联络，二则也是约稿，不意此举竟成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相知相识的开始。
胡兰成看了苏青寄来的《天地》杂志，看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立刻欣赏和激赏，欣赏激赏之余，转而向苏青打听张的详细，不知是由于他的打听由苏青转达过去，张爱玲才开始注意他，还是张爱玲原本就知道他，反正在两人见面之前，张爱玲也已欣赏他的“才”，故此而有胡兰成“坐监牢”，张爱玲和苏青一起去向周佛海说情之事。
直到胡兰成“坐监牢”出来后到上海，两人才见上面。
第一次见面，胡兰成是有些失望的，因为张爱玲和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张爱玲人却不美，这不是一时一面的偏差，十余年后写文重忆当时印象，胡兰成仍是保留着如此观感。张爱玲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还没有一般女学生的成熟，包括身体上的和态度上的。他甚至开始担心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所以询问她写稿的收入，而她也如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回答。他没见到人之前觉得她高不可及，此刻，看到如此平常的她，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仰视，可以坐直了，他开始点评她的作品，叙述自己的生平经历。
这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主要是他讲她听。胡兰成搭识女学生是有经验的，虽然年轻时从没有成功过，现在已年近四十，面对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他自然游刃有余，送张出门时，他还来了一句调笑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第二天，胡兰成回访去看望张爱玲，张爱玲房里的华贵气让他有些不安，他第一次看小说时是惊奇，第一次看到她本人时是惊讶，第一次到她房间，他还是没脱那个“惊”字，只是这次是惊艳了。“华贵”，是胡兰成为张爱玲精心选择的字眼，这不会是指富贵堂皇，张爱玲住的不是豪宅大院，只是华洋杂居的公寓楼，不可能有怎样的排场摆设。即使有，此时的胡兰成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胡村的乡下孩子，胡兰成是爱慕繁华希冀富贵的，可他已见过世面，做过高官，见识过各等的富贵豪华，不说以前的杭州有钱的同学家，即便在上海，他到过周佛海、李士群等显贵人家，极度奢靡淫侈的吴世宝家更是常来常往，张爱玲的公寓房是不可能与之相比的。所谓“华贵”，所谓精心选择，那是胡兰成来到张爱玲家，直面张爱玲本人后所有的一个完整的感觉，公寓房没有进深，无须登堂入室，他相当于直接走入了张爱玲的闺房。当然，“华贵”之类，还包括他没有忘记张爱玲的显赫家世，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以及祖母的父亲李鸿章。不过，显赫确是显赫，张爱玲那位祖父张佩纶实在是不值得怎样提说的，对照早年在京城做“清流”时的那些宏言傥论，张佩纶在福建海战中的表现真是一场可耻的笑话，个人为保命狼狈逃窜倒也罢了，南洋水师未战先败、未战即毁的后果相当于葬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半壁江山。在两人第二次见面后，胡兰成给张爱玲写了一首新诗，并称赞了她的谦虚，而她回答他的只八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这两句话八个字人言言殊，其实张爱玲不是写禅，其中并不会带多少深意，从字面上看，可以是说两个人，主要是说张爱玲自己的。张爱玲是懂得他的，她也是欢喜他在她面前一谈几小时那么卖力表演的，她知道他在许多方面的深浅，在精神上她并不比这个比她大出十多岁的人低弱，她之所以谦虚的聆听，只是因为“慈悲”。
这样来往了三四次，张爱玲忽然烦恼，送纸条给胡兰成，让他不要再去看她。若是个同样二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可能接到这样的条子就要惶惑不安了，可现在面对的是胡兰成，他当然懂得这是什么情状，这是含有“爱”的表示，张爱玲不是十六七岁女孩，这种委屈也是委曲的表示就更确凿无疑的了。胡兰成当其无事一样，当天又照样上门去看她，张爱玲见了仍是欢喜如常，像是根本没写过纸条。胡兰成把握恰当，自此改隔天变为天天去看她了。
按照一般年轻人的恋爱步骤，接着就是“信物”了。胡兰成说起张爱玲那张曾刊在《天地》上的相片，张爱玲即取出相赠，相片后并题上了一行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写过许多男女爱情故事，可以说她的作品主要就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写的人生世相。可临到自己，她的所作所为仍是脱不出常轨老套，并没有怎样的新鲜新颖处。
这几行字，出自一位天才女作家手下，像是有点屈辱的，且所赠非人，赠与的是这样一个浮花浪蕊式的荡子，确是要令那些对这场男女结合没有好感的人为之气闷胸塞。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张爱玲是天才，如果不算上她以前写着玩的东西，从其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来看，她几乎一出手就是一个成熟的天才作家，而且张爱玲所有作品中，也是最早时期的作品最为杰出。
可写得出并不等于做得出，纸上的东西不就是自己实际经验过的，而未亲身经验过的，非要等自己有过实际体验才会成熟起来的。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委实很简单，十六七岁前她还从未单独到店里去买过东西，她对人生俗事诸般常识常理的贫乏，真还不及一般市民家的女孩子。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她自少年时期入校住读，再到香港读大学，她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一段，除了同学和节假期中见面来往的亲戚，人事交往上可以说是清纯如水。
另一方面，在感情生活上，她又是饥渴的。她虽有着显贵的家世，日常面对的却是极度压抑的家庭生活，父母离异，在父亲家的孤独和受罪，以及最后的出逃；母亲常年远游在他国，也难以顾及到成长中的儿女。这一切，或许是成就这位天才女作家的条件，可对于少女张爱玲又该是如何的悲苦和凄凉！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写到其时的心境：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是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的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这是她写《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及差不多她所有小说的基调，可爱又可哀，悲苦又苍凉。
她的笔下惊天动地、倾城倾国，可她的实际生活却是枯燥的，人际交往是简单的，感情是寂寞无依的。
在这一刻，胡兰成出现了，走近了她。于是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对比效果。这一位出自与她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年人，身世坎坷、饱经风霜，曾任高官又数度磳磴；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人聪明，经历丰富，见解和谈吐不俗，头脑和见解本是张爱玲对人对事的主要标准。然而，最具吸引力的可能还是胡兰成对女人的理解和同情，胡能倾心相与，也能低头服小，还有情趣，而对她的小说更有着真心的欣赏和崇拜。有这样一个人在追求，张爱玲还能怎么样呢？对已过韶光的她来说，两人间的结合确是再合理不过的结局了。她写出了颇为屈辱的情话，那是她决定以身相许了。
可胡兰成并没有这样的准备。
张爱玲不美，这就决定了胡兰成与她交往下去，主要是把她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对手，一种文章上的高度和文化上的提升。对于她全方位的爱情，他是无可无不可的，女人的其他好处，他可以在张爱玲之外的其他女人那里得到。他已近中年，他能将女人的精神和肉体作清楚的两分，对他这样花心的男人来说，张爱玲是不具备他对女人的所有趣味的。不过，能和张爱玲好上，这也是他的成功，可以弥补他以往对于女学生追求屡战屡败的记录，何况，张爱玲又是这样一个天才的女子！
尽管不满足，成功终究是成功，胡兰成自和张爱玲恋上爱上后，“变得爱啸歌”，他又像是经历了一度少年郎的恋爱，按捺不住地要对人说，他对青芸说，张小姐不是个等闲女子；他晚上从张爱玲住处出来到熊剑东家，熊剑东夫妇和周佛海夫人在打牌，他看了一会“只觉坐立不安，心里满满的，想要啸歌，想要说话”，可是他与这些人是无法说张爱玲的，他们不懂，但是熊剑东还是要请张爱玲吃饭。
胡兰成与应英娣的家还在南京，胡兰成一个月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归只到张爱玲处，两人只是坐在房里讲话，主要仍是他讲，她听兼点评，张爱玲本不是个会讲话的人，她说过：“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9]两人也不出去，出去也没有名目，胡兰成带张爱玲去见日本来华的大将，带她见池田，那都是他与应英娣离异以后的事。两人的家世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生活阅历也相异，年龄上相差十多岁，一切讲来听来都是新鲜的。两人也有共同的话题，那就是香港，胡兰成是上海战事后去香港，张爱玲是香港战事后回上海，两地方战事前后的见闻就足可供谈论的话题了。如此空口说白话，“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就再回南京，张爱玲仍写自己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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