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夏衍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这年春节一曲被传唱了六百多年的昆曲《十五贯》，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现于舞台，轰动杭州，也轰动了上海，正在上海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了戏后，决定让《十五贯》进京，在北京《十五贯》连演46场，观众达到7万人之多，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这是一出创作于清初的昆剧传统剧目，剧中主人公因“十五贯”钱蒙冤，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申此案，最终拿获了真凶。当时，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办案当中也发生了斗争面过宽和主观武断，不重视证据的情况。
原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鹰说，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事后，觉得应该像这种司法公安部门，大家去看这个戏，至少你在判案的时候不要那么轻易，不要主观，要学那个况钟，一支笔三起三落，认真地来办案。
快下班的时候，袁鹰接到一个记者的电话，转达夏衍的意思，总理讲的很重要，你们赶紧发篇文章配合一下，袁鹰马上写了一个短评。
袁鹰经常去夏衍家中，俩人自然很熟悉。那次夏衍请几个老朋友在家里吃饭。袁鹰说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请夏公看一看，夏公马上就下来了，看完以后，他改了几个字，他说你跟总编辑讲，今天周总理讲话了，周总理讲话他不是简单地表扬一个戏，作为领导人表扬，而是他有他的用意的，因为现在正是办案当中，很多这种主观主义很多。
社论中要引用总理的讲话，夏衍还很具体地交代袁鹰，通过新华社得到总统讲话原稿。第二天见报，社论放在头条位置《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个是《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讲从一出戏写一篇社论，没有过的。
《十五贯》给文化界带来的“百花齐放”的春风，夏衍开始大力组织不同题材的电影创作，他一边当副部长，一边还要坚持剧本创作，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夏衍接受北影厂的嘱托，改编鲁迅的小说《祝福》，这是他上任部长后的第一部作品，气侯他又改编了矛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和小说《红岩》。从1956年到1962年是夏衍电影写作的第二个高峰。
电影《革命家庭》片段：你们这些共产党没有人性。你们有的是狗性。
1961年，周恩来握着于蓝的手，对在场的电影工作者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而这位“好妈妈”就是电影《革命家庭》里，于蓝饰演的母亲周莲。1959年，北影厂厂长汪洋，拿着水华导演根据《我的一家》改编的剧本初稿找到夏衍，希望他完成修改。
夏衍将《我的一家》改编成电影剧本《革命家庭》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再次阻挠，他对夏衍说，回忆录歌颂的是错误路线，片子拍成了我也不看。
于蓝回忆说，他（夏衍）就这样说了，就说我们这个党史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是说，即使是在错误路线的时期，为党牺牲的人，我们也应该是记住他们，学习他们那种勇敢地为人民的事业，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夏衍一点也没有动摇，所以我觉得，这夏衍同志确实是很了不得的，他就是我们北影的一些人的那些个导师吧，我们这几个人，尤其我，张水华、汪洋都是特别敬重夏衍同志，什么事情都是请他去问的。
《革命家庭》公映后，这位革命的好妈妈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夏衍、水华因该片联袂荣获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于蓝荣获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中国影坛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1959年春迎接国庆10周年的旋风在电影厂愈刮愈烈，“大跃进”中盛行发射艺术“卫星”的做法开始抬头。周恩来听说后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要鼓足干劲，但也要留有余地，夏衍迅速果断地对故事片的“高指标”进行大幅度压缩，并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上。
葛超海（原夏衍联络员）回忆说，夏衍就是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把整个的准备一些优秀影片，有一个目录请总理看，过目。总理看了以后说都很好，有当时很多的革命历史的题材的，反映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反映人民生方面的都有。但是他说好都是没有什么，很活泼的片子，娱乐性的片子，他说太严肃了，总理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他说最好有点轻松的、愉快的片子才好呢。夏公当时说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春天的了，离国庆还有几个月。周恩来提醒夏衍说，你不是刚去过大理嘛，能不能搞一个反映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片，这让夏衍想到了云南女作家赵季康和他的丈夫王公浦。
从《十二朵金花》到《五朵金花》经过夏衍的精心培育，这朵绚丽的奇葩被称赞为编导好、演员好、音乐好、风景好、色彩好的五好影片。一举夺得第二届亚非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先后输往4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隆重公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建国十周年大庆，成为中国影坛上真正的“百花齐放”年，这一年生产故事片82部，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优秀影片，周恩来称赞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
新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再一次点燃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夏衍更是洋洋千言给大家鼓劲，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创作，号召导演自己动手改剧本，由青年导演谢铁骊改变柔石的小说《二月》的剧本，他看后认为不错。
沈旦华：他看上的本子给你改，看不上的，认为朽木不可雕的那他就不改了，改完了以后还不许作者说，就是你改的，就是你自己弄的就是这样。虽然他是为他人做嫁衣，可是呢有一个好处能够培养出一批人来，你像谢晋写的还有时间桑弧写的东西好多，包括这里的那个北影的几个，北影的所谓四大天王写的都培养出来了。
夏衍在《二月》的分镜头剧本中做了如下的批语，我意还是改为《早春二月》为好，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一些，对于钱正兴这个角色的把握，夏衍写了钱正兴这个人不易丑化或滑稽化。
小说《红岩》一经面世便风靡一时，歌剧、舞剧、戏曲等其他文艺样式竞相改编上演，而电影的改编却遇到了挫折。
于蓝：我当时也不是什么特意地非要演江姐，就是对这个共产党人这些精神面貌感动得不得了，就很自愿地就首先发现这个材料，然后就跟编辑一块去组这个稿，那就跟作家写了三次，都不能拍，那什么道理就不懂。这时候就是汪洋听说夏衍在新会，那我就跟宋曰勋带着这一堆材料，宋曰勋我们几次深入这个重庆，不是一次，好像是两次三次的，我记不得了，就是都到那去采访一些还幸存的共产党人。从他们嘴里头有20多万字吧，就是那个宋曰勋整理出来的非常宝贵那些材料，那么这些东西就由我们去跟这个夏衍同志汇报啊，我们汇报了两天才汇报完了，夏衍听完了就说，你们怎么不写江姐，我说我们怎么写，我们当然写了，我们写了两场呢，我们还觉得我们写得不少，这样子来说。
结果呢夏衍同志说，江姐她自己的丈夫牺牲了，她孩子那幺小，她还在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在最后她自己也做了牺牲的准备，也最后终而是献身了，她孩子那幺小，你说全国人民能不同情她吗，能不关心她的命运吗？就说这个。说你们呢不要打搅我我来写，你们就去玩，叫我们去玩。一个礼拜还没完，夏衍基本上写完了剧本，于蓝看后发现，一个以江姐为主线的感人故事跃然纸上，导演水华来到新会，他看过剧本兴奋的说，马上就可以拍了。临走时，夏衍又叮嘱于蓝，夏衍同志就说，于蓝，他走了要，我走了，你演这个江姐你可不能演成刘胡兰似的，也不能演成赵一曼那样的，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回事呢。刘胡兰也很好，赵一曼也很好，他当然不是否定她们了，为什么说我不要演成她们那样呢，我再仔细地琢磨，哦，江姐不是农村的共产党员，江姐不是部队里的共产党员，江姐是一个大城市里的，都市中间的一个地下工作者，那时候我这脑子里才忽然地，就这条线就生出来，就明确了。
和于蓝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演员秦怡，在拍电影《浪涛滚滚》时，因为要塑造一位泼辣的水利工地的党委书记，秦怡有些拿不准。
秦怡（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我长的又是软啪啪的人，可是呢戏里要演得非常地坚强，但是这个坚强不能是做出来的，我自己也琢磨琢磨。
广州会议”之后，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举动鼓舞了知识界所有的人，中央重提“实事求是”的作风，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专栏《长短录》。
袁鹰找到夏衍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就答应了，几天后，袁鹰收到了夏衍以黄似为笔名的第一篇文章。
袁鹰：夏公这一篇呢，叫做《从点戏谈起》，《从点戏谈起》它是从《红楼梦》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贾元春回来大观园里头这个迎接她，用现在话说，开了一个戏剧晚会是吧。那么这个演了几个戏，那么贾元春很欣赏那个一个小的演员，要她再加几个戏，这个管舞台这现在大概舞台监督之类，就叫那个小演员，叫她什么她不愿意，因为它不是她自己演的戏，她想演别的。这个他说不行，这个贵妃元妃娘娘要你唱你就唱，她不愿意，后来贾元春知道了，她说行行行你别为难她，她爱演哪个戏就演哪个戏这样叫做春点戏。
从点戏谈起》自然是有感而发，这种善意的批评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袁鹰：那么这个夏公为什么叫《从点戏谈起》呢，谈的什么呢，就是他针对当时一种这个文艺界一些领导比较主观，好像我认为这个应该怎么样，你就要做到，不重视演员，不重视艺术这个规律。
这种匡正时弊活跃思想的专栏，只坚持到1962年12月8日就不得不停刊了。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递的一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文化部顿时成为话题的焦点。
夏衍又是文化部长，又是文联副主席，又管电影，这个已经是成为这个对象了。那么这个“从点戏谈起”呢也就跟着提高。
江青发话整他
沈宁：整风吧叫是吧，文化部整风，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奇怪的，先整他。文化部其实是个党组对不对，还有齐燕铭，还有周扬，还有什么徐平羽什么很多人，但是先争他，大概是四条汉子吧。江青发话整他。
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逐步升级，夏衍首当其冲受到整肃，经他批改160处之多的《早春二月》剧本，成为策划炮制大毒草的证据。他精心培育的优秀电影，也都成了射向他的子弹，他被堂而皇之的说成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
夏衍参与创作的《烈火中永生》自然难逃其咎，江青指责“许云峰的气质不对”，“江姐没有英气”，最后留下一句话，电影不像桌椅板凳，做好了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
这部倾注着夏衍激情的作品，最后编剧以“周皓”署名。毛建渊（夏衍秘书）：从此以后，把工作干部调换嘛，所以文化部彻底地换一下，不要老是封、资、修的，才子佳人的，外国死人的这些东西。
1965年初，国务院免去夏衍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调到对外文委亚非拉文化研究所当研究员。
毛建渊：这个周恩来是一直关心部内领导同志，同时也了解夏衍的所作所为，所做的事情，领导文化界的工作，中央很清楚。
沈旦华：有一次总理看见了廖承志，看见章汉夫，看见那个乔冠华，突然就问了你们最近去看过夏某人没有？他们三个都说没有，他说那不行，他不当部长你们就不去看他了？这三个人分别地一个一个就来，有一次还集体来了。我很奇怪，我进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家门口好久没车了，怎么一下停了三部啊，就他三个人来了。还有一辆吉斯车，吉斯车就是副总理以上坐的车，就是廖承志的车停在门口了。所以原来来这么多人，他们还说都是奉总理的命来的。
从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调离领导岗位的夏衍，被公开批斗。
毛建渊：因为夏衍在三十年代以后，对上海、对江青的情况最了解的一个，放不过他的，不能放过他的，因此这个时候冲击的是夏衍。
秦怡：你看他个子非常得小，非常得瘦，但是他这个意志非常地坚定，他什么都不怕，他在文革里头，把他台上踢到台下，他不能告诉人家的东西他就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的，随便你怎么样好了，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这个事情不属于我应该告诉你的事情，他就跟人家会这样讲，别的人敢吗在那种时候，是吧。
毛建渊：专门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单位的几千人的，大概四五千人的批判大会，要批深批透，在这个时候呢，军宣传队叫我们不要直接跟夏衍见面，也不要跟群众见面，到你要批判的时候，我叫你们上去。这个后来我都知道了，这么批判了一段时间，很早那次会，10来钟，不到11点钟就结束了，最就知道周恩来同志不允许长时间地进行一个会上面进行批判或者怎么样。
周恩来需要保护的人太多了，终于在1966年12月的一天，一伙穿着军装但没有标徽的人带走了夏衍，这年他刚好66岁。
沈旦华：他几次受伤全部都在部队里，在卫戌区打的，这卫戌区打打不得了，他们都是学过的呀。
沈宁：那时候真不知道他是活还是死，就是说军宣传队通知嘛，去就去，说去看看。我们也不知道到哪儿，他就在那站着呢，人特别瘦特别白，穿的一个新的，就干净的吧，中山装蓝色的，架一拐棍，我很奇怪，我爸从来不架拐棍。我说怎么了？他说没事没事就是扭了筋了，会好的，会好的。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这就是见面，跟我们会面，一种什么就是说，然后呢他就讲，家里怎么样了，好不好了，我弟弟结婚了没有，他就在偷偷的，我不是这么坐着嘛，他就塞了我一张纸给我，是一张当时的那种草纸，就是那种手纸吧，很粗的那种。他拿那个火柴棍烧焦以后写的不白之冤。
夏衍渡过了八年零七个月被“监护”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沈旦华：当初是怎么抓去的，怎么打的怎么弄，我一直问我老头从来一个字不讲，一个字不讲。人家就很奇怪，最后有一个熟人是谁啊跑来他讲了一句话，那个熟人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见的，他说国外净找我们党的岔子，我要说了呢，实际上给党没有带来好的印象，所以他说这点也无所谓，我活着到现在了，我也不后悔，所以我不就不说。平反，夏衍回家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
沈旦华：先放我老头，我老头说不出来，说你没有结论莫名其妙把我抓进来，现在又说没事儿把我放出去，我的结论怎么弄？你们发过，在1968年发过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就说四条汉子就是特务，特务、工贼、党内走资派嘛。就是这样，他说你们是对这个有，反正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当时接他的人是谁呢，接他的人是胡绳的妹妹，不姓胡，胡绳也不姓胡。胡绳的妹妹，胡绳的妹妹就讲了，她跟我们也很熟，她就说，家里头等着你吃饭呢，现在不做结论也没有问题，我们很快就给你做结论，她算是我老头单位的管组织的，那么就回来了。
夏衍回到家里，妻子和子女们为他收拾好一间狭窄但很洁净的小屋。
沈旦华：文化革命以后（后期）他放回家了，可是四人帮还没倒，他在家干吗呢，记小菜账，买菜，我妈或者我们家阿姨出去买菜，那时候用了个阿姨，多少钱多少钱他全（记）这个东西现在就在上海图书馆，还是上海档案馆。那段的物价多少钱上面都有，他很仔细的，所以呢，他之所以关心不是单单是民生，另外他也有一个收支平衡的问题，他知道他挣多少钱，然后用多少钱，另外他帮助别人要多少钱，这个他是一贯的。
已经75岁的夏衍，平生第一次有了尽享天伦之乐的时间，在家抱抱孙子，和老板过着恩爱相敬的日子。
沈旦华：他挺会弄的，那时候暖气都没了嘛，因为我们那个院子原来是有暖气的，文化革命这么多年暖气都坏掉了，我们自己生个大炉子，我自己从旧货市场找了一个大炉子废的，我把它改造好了，特好用。然后他就整天添煤弄这个，瘸个腿还经常干这个干那个，挺高兴，我感觉还不错，经常还有人来看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三天后的一个下午，邓颖超为夏衍争取到最后看一眼周恩来遗容的机会，此时，工作人员已在收拾灵堂，夏衍脱着断腿颤巍巍地走上前去，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
1976年10月18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垮台，1977年底，夏衍真正获得平反，他想起很多共事过的老同事，尤其是第一次带他见到周恩来的老战友潘汉年。
1978年秋，夏衍出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已过耄耋之年的夏衍又忙碌了起来。
当时国内电影界的思想还很混乱，夏衍希望周总理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有助于清除人们头脑中还残存的极左思想，他急于要拨乱反正，1979年夏衍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文联副主席。各类社会活动，占满了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依然乐此不疲。
王晓棠（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演员）：第一次接触他是在1979年的春天，因为开一个会，住在一层，一直很敬仰他，读过他的基本，读过他的文字，听过他的讲话，就想去看一看他，约了之后我去了，就他一个人在，他看我去了，他就拄着拐棍要站起来。哎呦，我说夏公你坐你坐，那个时候因为是文革之后不久嘛，没见过面的经过这10年之后再见，经常的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对他也挺合适。
当时华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书，想请德高望重的夏公写个序，王蒙还记得他怕夏老眼睛不好，为他起草书稿的事。王蒙（作家）：这个老头特别好玩，他可能怕打击我的情绪，所以就说你的意见都吸收了，我看了半天，我也没有看出来哪个是吸收我的，我觉得这个老爷子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文人呢，文人有时候有这个倔劲，很多事我自己累也可以，但是我不能随便苟同你别人的风格，别人的用词的方法，所以他是90多了，他甭管多费劲，他的字总写老大，他费老大的劲，但是他还得自己写。
夏衍为人谦和从来不摆架子，很多人都愿意找他请教，他也决不推辞。
王晓棠：我跟夏公有一次交往，我谁都没说过，这个时候我就脑子里就闪出来我要去告诉夏公，第二次去找他，我说夏公那本子八一厂不拍了拍不成了，为什么？就说了这个变故。夏公说好，你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之前再来一次，拿我一封信到上海去，我说哦就这样分手了，回来之后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因为对我来说跟夏公过去没有任何，他只是知道我是一个演员。
夏衍为人排难解纷，从不荣心挂齿，而他对自己却始终是淡泊明志，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四十年中，他推掉了5次晋级加薪的机会，他说，我主要是靠写东西。
沈旦华：他从来不报销的，他没有报销，你去问问毛建渊他从来不报销，包括他公差出差，比如说到他喜欢的地方广州、杭州、上海，这种地方去出差的话他一律不报销，包括旅店他也不报销，他倒是要跟对方说给我打点折，他不报销，因为他自己出钱。百花奖那一次是八几年吧，在杭州举行的，他们是好心，当时的浙江宣传部长叫罗东，宣传部长是罗东，罗东是沈宁的同学，就是我姐姐的同学，他是香港培侨的同学，他就想反正那个嘛，给他一个好一点的酒店，搞了一个五星级的总统间。那个时候一天大概要不到两千块钱吧，老头住了一晚上就跑了，然后就跟罗东讲，说我出来的钱是我自己出的，我不要住这样的。
王蒙：他认为就是能放下床，能够放下几本书就可以了，你说他是清高也可以，他家里头，他那客厅啊，客厅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沙发很破烂，这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财产多了，他光字画还有邮票，他喜欢集邮，那些财产要是放到现在啊，我看，我都估计上千万都不止。他后来所有的这些财产，都捐给浙江的这个展览馆、博物馆，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我必须说老实话，就这点我也做不到，你让我说是，我这个有上千万元的财产，然后我家里头这个桌椅板凳都那么旧，那么破，这我受不了这事。所以我就觉得这确实，现在有的年轻人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人，他思想境界比较高，对这个自己的什么名声啊、地位啊，什么财富啊，什么薪金啊，稿费啊，收入啊他都不在乎，他绝对是这样一个人。
夏衍喜欢猫是出了名的，他从小跟母亲养蚕，为防老鼠养猫，就跟猫结下了不解之缘。
沈宁：喜欢猫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跟它聊聊天，猫啊，喜欢的。他跟冰心两个人都是也是老谈那猫，冰心喜欢白猫，他喜欢行猫，这两个人就白猫好，猫。其实就是好玩呗，好人呗。
王蒙：当然他这个人的善，善良，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对猫都那么善良。有时候我听了以后我都，说这个猫跳到他身上，结果这个猫尿到他身上了，然后他女儿就打这个猫，他就说说它既然已经尿到我身上了，你就让它尿完了嘛是不是，你让它是不是，它正尿着半截呢你打它，这也太，太不讲猫道了这是。
1994年10月30日国务院授予夏衍同志“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并祝贺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夏衍在谢词中说，我愿为我的国家和民族继续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衍一直到他去世，他说话清晰，数字清晰，而且他不说废话。
王蒙：他说现在我想了想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打搅别人哪，给别人增加负担的事，但是我主要有一个缺点，我活的稍嫌长了一点儿，他说其实一个人活个七、八十岁吧，也就可以了，活到九十几岁吧，有时候难免给别人找一点儿麻烦，我想起来我很难过。你很难找着一个这么自觉的一个老头，你上哪儿找去啊，他会自责什么呢，说我干嘛活那么长啊，正常的活七、八十岁已经很长寿了。
1995年1月21日清晨，夏衍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于是他找来子女，从容地分咐了后事。
沈宁：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到钱塘江，钱塘江当然好了，我们也遵守了他的愿望，就撒到钱塘江，搞了一个挺大的仪式呢，谢晋也来了，谢晋给他，一个船弄到一个船上，把我妈妈的骨灰和他的骨灰都撒到钱塘江了，然后呢谢晋还给他倒的酒。谢晋不是爱喝酒嘛，倒的酒，点的烟，搞得很隆重的。
夏公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他的美文却还常读常新，激励着我们后人，献上夏公一生中而的唯一一首诗以飨观众，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天快亮，我们诵赞我们的英雄，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疲惫了的圣·克里斯托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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