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和英国绝对是世界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在三千多年的历史中，也从来没有什么往来。到了大约18世纪末的时候，英国已经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大帝国，国势蒸蒸日上。中国在大清的统治之下，封建帝王制度也日渐完美，成为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大帝国。
鸦片战争
这两个帝国之间的接触，必然要引发一些矛盾和纠纷，也势必将影响着世界的格局。
我们就从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第一封国书开始吧，这封国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我乔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只有您才配治理天下万万年。
我知道中国的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这些国家都心悦诚服，皇上您太操劳了。
如今全球各国都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皇帝统治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所有人都心服赞美，所以我也越来越神往。皇上，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寿，我向您进献贡品，盼您能休恤我们。
从字面上看，英国国王似乎很卑贱，不要以为他天生如此，实际问题是出在翻译。因为这是第一次给中华帝国写国书，所以英国国王的用辞是非常严谨的，但还不至于下贱到这种程度。只不过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来翻译，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篇歌功颂德和谀意奉承的文章，也就自然而然地让乾隆皇帝有些飘飘然。
这封国书是由马戛尔尼使团带到北京的。虽然当时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往来，但是民间贸易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为了更好地拓展在华贸易，英国政府用祝寿的名义，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出访，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想和大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便更好地拓展商业贸易。
为了这次出使，英国政府的准备是相当充分的。他们一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花费了几十万英磅，准备了六百多箱丰富的礼品，由马戛尔尼率领的这个庞大使团，经过了十个月的航行，终于来到了北京。
但是从马戛尔尼上岸开始，他就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虽然乾隆皇帝也派官员隆重的接待了他们，敲锣打鼓好不热闹，但是整个大清
国上上下下，都把马戛尔尼当成了贡使。
按照马戛尔尼的想法，英国与大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权国家，不存在朝贡的关系，而且这次出使的名义也是祝寿。但是大清的官员们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观点，所以除了进贡之外，原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国家关系。很明显，天下都是乾隆皇帝的，没有谁可以跟皇帝平起平坐，即使是英国国王亲自来华也是一样。这让马戛尔尼很为难，为了这次出使的成功，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不按照清朝官员的安排，那么很有可能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而功败垂成，但是顺从这种安排的话，又似乎让英国的尊严受到了影响。
他没有办法，他选择假装看不见，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但是很快，又一个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让他有些始料不及，大清官员要求他按照中国的礼仪，在觐见乾隆皇帝时下跪磕头。
马戛尔尼表示，在英国，即使是拜见国王，礼节也仅仅是半跪，英国没有磕头的礼节。作为大使，他代表的是整个英国，如果他向乾隆皇帝磕头的话，就会有损英国的形象和尊严。但大清官员坚持，这是觐见皇帝的唯一礼节，从来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最后，为了妥善处理这件事，马戛尔尼向大清官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如果必须向乾隆皇帝磕头，那么也可以，前提是大清的官员必须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这样就可以无损英国的尊严和形象。
当然马戛尔尼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大清，谁向乔治三世磕头，跟叛国是没有区别的。大清官员们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也很为难，因为马戛尔尼不远万里，前来给自己祝寿，再怎么讲也是客人，总不能为了磕头的事把人家赶回去。但是如果不行三跪九叩之礼，那么就成了挑战自己的权威，这件事让臣子们看在眼里，自己又如何安座这九五至尊之位？
事情就这样拖着，一直拖到了觐见之日，谁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于是到了乾隆大寿的这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上千人一起觐见，采用的都是三跪九叩之礼，只有马戛尔尼是三次下跪，九次低头，看上去跟满洲将士的马扎有些类似。
因为所有的人都磕下头去，所以也没有人看到马戛尔尼的单膝下跪，只有乾隆皇帝本人看到了这个情景，他的内心很清楚，这是自继位以来，头一个见了自己不磕头的人。
接下来，马戛尔尼就向乾隆皇帝进呈了国书。当乾隆皇帝看完这封国书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心里想，至少这位英国国王，还是懂些道理的。他问了一下英国的使者里有没有会说汉语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钻了出来，他叫斯当东，来中国快三个月了，已经学会了一些汉语。乾隆皇帝会心地一笑，随手解下了腰间的一个槟榔荷包送给小斯当东，晋谒仪式就这样糊涂而又愉快地结束了。
觐见完乾隆皇帝，马戛尔尼就去拜访首席军机大臣和坤。按英国政府的想法，最好能通过这次出使，跟清政府签订一个条约，这个条约主要的内容是促进商贸活动的。英国希望能够跟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互派大使。能够开放更多的口岸，最好能租借或者割让一两个小岛给英国，作为英国商人的居住地。如果能跟清政府协定关税，那就更好不过了。
可是当马戛尔尼把这个条约递交给和坤的时候，和坤却没有表态，他只是接下了这个条约，然后就很客气地把马戛尔尼送了出去。
和坤是乾隆时代最聪明的官员，在没有摸清皇帝的意图之前，他是不可能表态的。当他把这份条约呈送给乾隆之后，乾隆皇帝大发雷霆，乾隆一直以为英国使者是诚心向化的，没有想到竟然另有所图。
于是，他向英国国王下了一道圣旨，他是这样说的：
前几天使者转奏贸易之事，现在的贸易政策，不能变动。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本不需要跟洋人贸易，只因为天朝的茶叶、瓷器、丝巾是你们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才开恩，允许你们进行贸易。现在，你在规定之外，还要乞恩，不符合天朝加恩西洋、抚育四夷的道理。天朝统治天下，一视同仁，来广州贸易的，也不光是英国，都像你这样，天朝岂不乱套？你们国家住的偏僻，又隔了重洋，对天朝体制不知情，朕知道你也不是有意的，不怪罪你。朕对诚心向化的，都会体恤怀柔，诚心进贡的，朕也都是从优奖赏，使者所说这些事，都跟天朝的体制相关。你要体察朕的用心，永远遵守，这才能享太平之福。要是不听朕的旨意，那么天朝法制森严，只要你们的商船靠岸，肯定遭到驱逐，到时候可别说朕没有告诫你。
随后乾隆皇帝派人客客气气地把马戛尔尼送出了中国。
马戛尔尼进贡的六百箱礼物，其中有非常先进的蒸汽机、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连发步枪、手枪以及英国最大的战舰模型等等，这些“贡品”陈列在圆明园的仓库里，静静地摆放了几十年，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
马戛尔尼内心非常难受，自己一年多的准备，整个欧洲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使团，到这里算是前功尽弃了。他原本肩负着沟通东西方交流的重大使命，却糊里糊涂地失败了。他以为是自己不愿意磕头，导致了出使的失败。他哪里知道，乾隆皇帝对他磕不磕头，倒也没太在意，而他所请求的这些条约，即使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也没能完全达成。
乾隆皇帝派军机大臣松筠“送”他出国。一路上马戛尔尼难掩失望之情，他向松筠大倒苦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松筠对他非常同情，松筠也认为这些条约对两国都有利，是一个双赢的条约。虽然增加口岸和租借海岛会导致管理难度加大，但是却会促进商贸，给大清帝国增加税收和带来繁荣，只可惜木已成舟，皇上的圣旨是不会改变的。
中英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次握手，就这样失败了。马戛尔尼最后从广州启程回国，后来他和他的团员写了大量的回忆录，成为了欧洲研究中国的珍贵资料。在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时，他认为是翻译水平过低导致的。
不过英国政府却不会就此放弃，为了打开偌大的中国市场，他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尝试。
英国佬又兴奋地来了
马戛尔尼虽然失败了，但英国政府却还想继续尝试，他们认为马戛尔尼的失败，是因为翻译的水平导致。当时马戛尔尼的使团里，只有两名翻译，这两名翻译是幼年时期离开中国的满人，他们只会很少的一些汉语。而且这两名翻译不会英语，只会拉丁语，还需要再把拉丁语再翻译成英语，当然就容易出错了。
在英国政府看来，促进贸易明摆着可以增加税收，可以让市场更加繁荣，大清帝国绝不可能不同意。
所以这次出使最大的不同就是翻译。在这个使团中，有上次出使的那个小孩儿斯当东，他现在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经理)，在中国已经待了二十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此时他翻译的《大清律》刚刚完成。(请留意小斯当东，他是促成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之一。)
还有一位叫马礼逊，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第一本英华字典的作者，汉语水平非常之高。再加上在华多年的埃利斯、德庇时(后来的香港总督)等人，这次使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翻译阵容空前强大。
另外，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国的风俗和政治特点，觉得割让海岛和和协定关税很容易引起清政府的反感，所以这次的条约重点是取消垄断，促进商贸，只要清政府可以放松对商贸活动的管制，让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那就算是出使成功。
这次的使团由著名的勋爵阿美士德带领，大清的乾隆皇帝已经驾崩了，他们将要觐见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与乾隆不同，他远没有乾隆那么好大喜功，对威服四海、万国来朝并不热衷。更何况当年马戛尔尼的事他曾经亲身经历，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当阿美士德使团来到中国时，负责接待的直隶总督那彦成就接到了嘉庆皇帝的圣旨。嘉庆说：
洋人远隔重洋来进贡，这事朕并不高兴，他们来中国必是有所求而来，接待规格也不必铺张了。如果他们提出增加通商口岸，你就直接给朕驳回。要是他们情词恭顺，就领来觐见，要是不守礼仪制度，就在天津宴请他们，然后打发他们回去，不用进京了。这道圣旨给那彦成出了一道难题，嘉庆皇帝不但要让这些洋人磕头，而且明确地提出，如果洋人是来签条约的，就可以直接把他们赶走了。
之前马戛尔尼并没有磕头，只是三次单膝下跪低头示意，算是中英两国礼仪的一个折衷，这次的使者能同意磕头吗？
那彦成把这个要求告诉了阿美士德，阿美士德也很为难。磕不磕头对自己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使者代表的是英国的国家形象，这一个头磕下去，今后英国在欧洲还有什么颜面。为了慎重起见，阿美士德在使团里开了一个会，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当年随马戛尔尼来华的斯当东坚决不赞成磕头，另一副使埃利斯觉得无所谓。最终阿美士德只好采用马戛尔尼的老办法。他对那彦成说，如果中国官员对着英国国王的画像磕个头，那么他就给嘉庆皇帝磕头。这样既遵守了中国的礼仪，也维护了英国国王的尊严。
那彦成没有办法，嘉庆皇帝的圣旨他不敢违抗，如果英国使者不向皇上磕头尽忠，那明显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到位，同样要受惩罚。
为了能更好地完成任务，那彦成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办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提前宣布皇上召见，然后让这些使者马不停蹄地赶路，赶上一天的路，到时候人困马乏，觐见皇帝时，只要轻轻一推一绊，他就会一跤摔倒在地，那么这头就算是磕了。虽然形象不好，那也只是练习不娴熟罢了，皇上肯定不会责怪，这样自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能得到皇上的肯定，冒一点险也是值得的。
这一天的行程实在累的阿美士德够戗，当他们来到大殿之外，嘉庆皇帝马上就要召见的时候，小斯当东发现了其中的诡计，阿美士德推说衣装不整，要换一套礼服才能觐见皇上，然后斯当东站在他的身旁，防止那彦成使绊儿。
嘉庆皇帝宣英使觐见，那彦成使绊儿的诡计无法实施，只好回奏：使者走不动了，皇上等一会儿再宣吧。
嘉庆皇帝等了一会儿，第二次宣使者进殿。
阿美士德还在跟那彦成纠缠磕头的事，那彦成硬着头皮对皇帝说，使者拉肚子呢，再等一会儿。
嘉庆皇帝又等了一会儿，第三次宣使者进殿。这个时候那彦成已经知道磕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他冒着极大的风险跟皇上说，使者已经病倒了，再也不能觐见了。
谁也没想到，嘉庆皇帝竟然能够容忍下去，还向那彦成下旨说，如果使者病倒了，那就宣副使觐见。
这回那彦成无计可施，他回奏道，副使也病倒了，谁也觐见不了了。
嘉庆皇帝终于大发雷霆，下令将使者驱逐出境，将那彦成逮入刑部议罪，并罚他赔付接待英使的一切费用。
阿美士德被赶出北京之后，有人告诉嘉庆皇帝，英国使者根本没有生病，只因不肯三跪九叩，那彦成才撒谎。
嘉庆皇帝觉得有点对不住英国使者，对方不远万里跑来进贡，结果被赶出中国，此事传扬出去，倒显得天朝没有气度。于是就派人送去了一些慰问品、同时还交给阿美士德一封圣旨，让他转交给英国国王。这份圣旨内容很简单：
朕知道你是诚心来天朝进贡的，而且也很恭顺，朕很心慰。但是你的使者却不懂天朝礼仪，不肯下跪磕头，朕本想责怪于他，但考虑到你的面子，还是算了吧。你们国家离天朝太远了，远涉重洋，来一回很不容易，以后就不必再来了。嘉庆皇帝不但赶走了使者，而且永久性地关闭了中国的大门，不准英国再派使者前来“朝贡”。可以说，阿美士德的出使全面失败，败得非常彻底，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比马戛尔尼还不如。至少马戛尔尼还受到了优厚的接待，最后礼送出国，而他则是被赶出了中国。
阿美士德非常沮丧，后来他去了圣赫勒拿岛，拜访了被关押在那里的法国战神----拿破仑。
拿破仑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当他听说阿美士德因为不肯磕头而被赶出了中国后，他哈哈大笑。
他说，你们英国人真是因循守旧不知变通。你到中国去，当然要按中国的礼节，当然得三跪九叩，你偏要去搞什么英国的吻手礼，如果你们英国的礼节是吻屁股，那是不是皇帝一看见你，就得先脱裤子？
拿破仑最后说，我告诉你，中国是一头巨狮，它现在只是睡着了，如果它醒来，世界将为之震撼。感谢上帝，还是让它继续睡吧。
因为这次出使失败，英国再也没有派使团来中国。也许，中英两国的交往就要从此画上句号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英国政府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这封信是主管贸易的两广总督写的，两广总督请英国派人去广州管理商务活动。
大恶人律劳卑
这时候已经是1833年了，距离马戛尔尼的使团已经四十多年了，大清的皇帝也换成了道光皇帝，他是嘉庆皇帝的儿子。
道光皇帝有一项殊荣，他是史上最抠门的皇帝。据说他每天晚上六点就睡觉，原因只是不想浪费蜡烛。他还有另外一项荣誉，按中国历史的划分，从他开始，中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时期，而他的时代，恰恰是分界线。
当时中国与欧洲的商务往来都是在广州进行的，属于垄断经营。英国方一直是由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进行对华商贸，中国方面则是由行商来负责。所谓的行商，当时特指广州十三行，实际等同于现在的进出口商贸公司。
广州十三行并不是指十三家企业，他们是通过政府允许，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在道光时代，正好是十家，商首是怡和洋行的伍浩官。
行商与东印度公司的商贸往来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了，除了东印度公司没什么利润之外，行商的效益也是时有起伏，有的行商规模非常之大，像伍浩官经营的怡和洋行、卢茂官的广利洋行、潘启官的同文洋行等。但也有经营不下去的企业，比如雍正年间有五十四家行商，到了道光时代，也就一百年时间，只剩下十家。不过总体上还算稳定，双方都是垄断经营，又都有政府的背景，所以没有太多的纠纷。
直到美国商人的到来，才打破了这种平衡。美国商人奉行的是自由贸易，他们都是一些小公司，商业运转得非常灵活，结果让东印度公司吃了大亏，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英国最终也决定，实行与美国相同的政策，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让更多的小公司来华经营。这一次，吃不消的是广州政府。
原本英国商人都由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经理)管理，比如斯当东就曾经当过大班，但是取消垄断之后，一大群不知名的小商人跑到广州来做生意，搅得广州乌烟瘴气，贸易争端不断。而且有很多洋人根本不懂中国的规矩，民夷杂处，纷争不停，两广总督头痛不已。
两广总督李鸿宾于是给英国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既便是东印度公司倒闭了，你们也应该派一位大班来华，管理这些不受约束的商人啊。英国政府求之不得，于是特派律劳卑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负责管理远东事务。
律劳卑是苏格兰人，在没有来中国之前，他没有什么外交经历，他是一位羊场主，在英国有很大的一个养羊场，以此为生。同时他也是英国上院的一名议员，跟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在巴麦尊的极力推荐之下，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在上任之前，鉴于前两次使者的结局，巴麦尊还是郑重告诫律劳卑，来到中国之后，一定要跟广州政府搞好关系，严格管束英国商人遵守大清的法令；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要想办法与北京建立联系，最好能够增加几个通商口岸，以便促进两国之间的商务活动。但无论如何，绝不可以激怒中国政府，因为这会导致中英两国交恶，也会严重影响正常的商务活动。
史上第一位英国驻华官员就这样上路了。他不知道前途有什么样的风险，在他的心里充满了期望。律劳卑认为，工作很简单，搞好关系，管束商人，一切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工作成绩却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里有四亿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就像英国商人们说的，只要中国人的衣服长上一寸，那么整个曼彻斯特的工厂就要忙活好几年。
律劳卑根本没有想到，矛盾从他上路的这一刻就已经存在了。因为两广总督让英国政府派的，是一位大班(公司经理)，而英国却派了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官员)。看起来似乎都是管理商务活动的，但大班只是公司的代表，必须完全听命于总督，官员就不同了，官员需要的是洽谈和交流，并不直接归总督管辖，商务总监督的使命，其实更像是驻外大使。
1834年7月，律劳卑经过四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了广州郊外的商馆区。到了商馆之后，他立即派他的秘书拿了一封信去求见总督大人。
没想到三个多小时过后，秘书阿斯迭垂头丧气的回来了。别说是见总督，根本连广州的城门都没进去。城门官的意思很明白，任何洋人都不能进广州城，任何大清的官员也不能接受洋人的信件。不要说是总督，就是城门官本人，也不能接收信件。如果洋人有诉求的话，必须通过行商们代理，这，就是大清的规矩。
紧接着，行商的首领伍浩官也来到了商馆。他告诉律劳卑，今天城门递信的事，总督卢大人已经知道了(李鸿宾被撤职，卢坤接任)，大人很生气，从来也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洋人。你一到广州，就违反了数条规定。首先，凡是洋人来中国，是不能与官员会面的，所有事情都要由行商负责，有信件或是有请求，也得由行商们代递。像您今天的这个信件，也不符合规矩。这信的封面应该写一个大大的“禀”字，只有“禀”帖，总督大人才会浏览。其次，您应该住在澳门，有事要来广州的话，得先禀告总督大人，总督大人同意了，发给你红牌，您才能来。再有，就是您也不能在这信里写什么中英两国。这中英之间，怎么可能是两国的关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有任何的国家跟大清并列。还有就是 “禀帖”也得先由行商们过目，没有违逆字样，才能呈交总督大人的。
伍浩官的一番话，说的律劳卑有些不快。很明显，不领红牌擅自来广州，确实是自己不对，但自己是英国官员，如果使用禀帖的话，那伤及的就是英国政府的尊严，如果再通过行商代递公文，那就无法跟广州建立联系，巴麦尊那里也无法交代。他对伍浩官说，改动封面没有问题，但我是英国官员，是应总督大人的邀请，由英国政府派来管理商贸的，所以我这是公函，绝不是什么禀帖，你这个规矩我不能遵从。
伍浩官开导不了他，只好回去复命了。但是卢大人因此很生气，这个律劳卑不奉总督谕令，擅自来省，这是明摆着不把总督当回事。既然伍浩官的劝导不管用，那就再派些人来，好好劝导。这一次，他把广州全城的行商们，全都派来“劝喻”律劳卑了。
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里，挤满了十三行所有的行商，他们集体前来，的确把律劳卑吓了一跳。行商们说的还是那些话，不能直接寄信总督大人，像您的这种信件，名称叫什么“密封并直接致总督阁下”，完全的不合体制，不但密封不可以，这些信件必须由行商拆阅，直接呈送总督，那就更加办不到了，哪里有洋人直接给总督写信的啊。至于您信中的内容，别说是总督大人，换成是谁也受不了啊。因为您这信里竟然说什么大英国与大清国友好往来。试问这天下，难道有谁可以和皇上平起平坐的吗？
你还真以为这大清与英国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律劳卑也犯了牛脾气，他跟行商们抬起杠来。他说我们大英国享有四海，在全世界都有领土，有些你们中国人没到过的地方，我们都去过。我们还有先进的军舰，一艘战舰上装载一百多门大炮，我大英国的国王怎么就不能跟大清皇帝平起平坐？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行商们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卢大人下发了一份谕令，严饬律劳卑。卢大人是这么说的：
大清准许英国通商已有百年了，经皇上批准，这里的规矩已经成为法律，只有服从的洋人，才准许来这里经商。洋人只准在澳门居住，来广州时必须申请放行的红牌，而且来广州不得超过四十天。现在有个夷目叫律劳卑的，不领红牌就擅自跑来广州，目无法纪。考虑到他来自蛮荒之地，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念化外愚蠢)，刚来天朝，也没有法律意识，就先不治罪了。但是必须立即离开广州，以后不领红牌不许来广州。洋人来做生意，我天朝官员从来都不干预，但是要是想变通规矩，那就得先跟行商们接洽，然后由本大人奏请圣旨，不奉皇命，谁敢变通？天朝大臣，向来不准与洋人通信，你这个夷目既然自称英国官员，自然懂得管理的道理，要是没有规矩，你又怎么管理众多洋人？
最让律劳卑受不了的，不是卢大人的“驱逐令”，而是清朝官员对他的蔑视。因为此时律劳卑已经得知大清的翻译把自己的名字(Napier应该译成纳皮尔)译成律劳卑(意思是一个劳苦卑贱的人)，还把自己的官职----驻华商务总监督，翻译成夷目(野蛮人的眼睛)，他怒不可遏。这简直就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和对英国的形象攻击，这比逐客令更加让人气愤。
律劳卑很生气，他坚决不走，偏要留在广州。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他每天唇枪舌剑，不停地跟行商们大战，不断地描述英国如何如何强大，他对自己所受的待遇非常不满，他觉得他应该得到大清的尊重，也应该受到礼遇，但现实的场景让他非常窝火。
律劳卑这种行为也让卢大人很生气，大清自开国以来，不领红牌擅闯省城的事情何时发生过，再就是书写大英国字样，事关国体万万不能马虎，一个处理不好，只怕其他国家的洋人也会轻视天朝，而且这里面还夹着皇上的尊严和儒家的传统。此事要是被御史知道参上一本，别说自己性命难保，就是整个家族，恐怕也要受到牵连。
但是这个律劳卑不听训令，坚决不回澳门，要是出动官兵，又怕引来洋人们不满，虽然驻扎在澳门港口的二百名洋鬼子(随律劳卑来华的海军)不足为虑，但要是酿出对峙事件，倒好像是我大清寻衅，皇上那里还是少不了惩罚。
卢大人左右为难，他把心中的怒气撒到了行商们的头上，
首先就是为律劳卑提供担保的兴泰洋行严启昌，他被卢大人抓进了大牢。卢大人对行商们下达了严令，如果不能把律劳卑“劝”回澳门，那就按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把所有行商集体斩首。
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是个什么罪呢？从字面上理解，大概就是说，事儿没办好结果让国家丢了面子之罪，也就是丢了天朝的面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律劳卑如果不回澳门，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整个中国所有外贸商人的人头。如果把这些商人的资产全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现在深圳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总和。卢大人的命令非常直接，你不回澳门，大清就再也没有外贸商。
所有来华的洋人必须由行商进行担保，为律劳卑提供担保的就是严启昌。这回劝导工作，彻底与自己的生命挂钩了。中国所有行商的身家性命，将完全取决于律劳卑听不听劝。行商们劝导工作，已经从天朝法制转变为地理人情和气象预报。
他们劝律劳卑，这澳门啊，天气实在是太好了，非常凉爽，您不是嫌热嘛，住到澳门多好啊。再说您妻子女儿不也在澳门吗？她们可有多想您啊，还是回澳门吧。
律劳卑还是油盐不进。
首先倒下的，不是行商们，而是英国翻译。著名的汉学家马礼逊先生，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生生累死的。
马礼逊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华25年，其间翻译了全本《圣经》，编撰了第一本《英华字典》，创办英华学院、医院、报刊等，为人谦逊而知礼，救治了无数的华人，为中国培养了很多近代思想家。但他本人却在这样一场吵架当中，被活活地累死了。
行商们没有办法，律劳卑是英国任命的驻华官员，他们无权命令，只能劝导。另一方面卢大人已经快要动怒了，这是要斩首啊，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商总伍浩官。为了保全自己，行商们最终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断绝跟英国的一切贸易行为。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向卢大人表明姿态，绝不当汉奸；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英国商人去影响律劳卑。因为这一年刚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来华的大部分是一些资本较小的散商，停止贸易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当时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查顿为首的强硬派商人，他们坚决支持律劳卑，希望通过抗议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派是以颠地为首的温和派商人，他们资本较小，希望能够冷静地处理这些矛盾，不希望变成全面对抗。到目前为止，强硬派商人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在获得了查顿等人的支持后，律劳卑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他想通过这件事，逼迫卢大人接收自己的公函，或者逼着卢大人派官员来处理，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觉得自己就算是胜利了。而且律劳卑也觉得这件事并不难，只要卢坤接收了公函，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地位，就算卢坤坚决不接收，那他也必须派官员来处理，那么也就相当于两国之间的官员进行交涉，一切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说白了律劳卑的目的很简单，他要逼着广州政府来跟他交涉，哪怕是逼着广州政府来收拾他，也在所不惜。
他的倔犟终于惹怒了卢大人，卢大人命令整个广州彻底停止通商贸易，另派广州知府(市长)潘尚楫等三名官员前来责问律劳卑。
当律劳卑听说有官员要来找他，非常高兴，他想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终于有广州的官员来跟他接洽了。
中英争老大
8月23日，在律劳卑的精心准备之下，中英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会谈的地点就在商馆区。中方翻译负责摆放桌椅，坐在正上方的是大清的官员，桌子的左侧是行商们，而右侧是律劳卑跟他的随员。
可是律劳卑看到这个情况，心理却极不平衡，他觉得这有点贬低他的地位。于是他把桌子摆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他自己坐在主席位，两国官员坐一圈。行商们必须坐在外围，不能参与两国之间的洽谈。
为此，行商们跟律劳卑争执起来，一直吵了三个小时。而广州知府等人也因为座位没有安排妥当，拒绝出现在会场。
最后还是争执不下，广州知府没办法，干脆就不坐了。但律劳卑还是很生气，他觉得广州知府不按时到场，也算侮辱英国形象，只是没等他反应过来，广州知府已经率先动怒了。
广州知府首先责问律劳卑，你为什么事来广州？搞了半天，原来卢大人根本就不知道律劳卑是来干什么的。律劳卑也不示弱，他说我是两广总督请来管理通商事务的，还拿出政府的委任状给官员们看。可惜这个委任状，广州知府竟然看不懂，也就是后来卢大人所说的，难辨真伪。
广州知府接着责问律劳卑，你说你是英国政府派来的官员，那你是什么职位，官居几品？
来华是什么性质？
律劳卑也不知道自己的官职是几品，他回答道，如果想知道我的职务性质，这里有我上次呈交总督大人的信件，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已经翻译成汉语了，你们自己看吧。
广州知府不敢看，因为封面上有三个大字，大英国，在大清，这可是违逆文字。
最后，广州知府责问律劳卑，你什么时候回澳门。
律劳卑说那要看情况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越是逼我，我就越不走。要是好好商谈，那还可以商量。
双方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天，当卢大人知道会议的经过之后，就将广州知府潘尚楫撤职查办了，罪名估计就是畏葸故纵忽视国家尊严罪。当然大清的官员被撤职，原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上司觉得你没有达到标准，随时都可以撤职。
广州知府潘大人是不幸的，十年寒窗，一朝显贵，他走到广州知府这个位置非常不容易，不料却成为了这场冲突的牺牲品。撤职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有失国体。有失国体的官员是不可能留任的，不问斩已是很好的结局了。他很冤，因为他在三个小时的冲突之后，还是没有同意与律劳卑平起平坐，换做任何人来了都会是这个情况。但是，不能让洋人屈服，就会让洋人轻视，就是有辱国体，遭罢免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了。其实相比后来继任的那些广州知府，他又是庆幸的，至少他没有在接下来的冲突中成为汉奸，没有遗臭万年。
律劳卑也没有胜利，虽然官府已经派人跟他接洽了，但是却闹得不欢而散。更何况还是没人接收他的公文。他把总督卢大人逼入绝境的时候，同时也把自己逼入了绝境。他很失望，他觉得大清政府是一个自大又自狂的政府，和这样的政府进行合作，看来举步维艰。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开始了担忧，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自己现在退回澳门，商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官员，巴麦尊那里也交不了差。但是如果继续强硬下去，何时又能是个了局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如果放在英国，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但是放在大清，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他心里也没底，至少应该试一试。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竟然带来了更大的冲突，他还是不了解大清的国情。
把门关了吧
律劳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他要发布一个公告，把这里的情况反映给老百姓，然后通过舆论向卢大人施压。在公告中他阐述了他来华的目的，从阿斯迭城门被阻到自己与广州知府之间的纠纷都详细进行了叙述。他说其实在大清的历任两广总督当中，卢大人并不能算是强硬派，很多情况下，他并不希望贸易冲突升级。但是像这样地散发传单，那就是公然的宣战，他再也不能坐视了，何况这个“传单”里竟然有这样的两句话：总督大人的做法将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吃苦受累，我将为把商贸活动推广到全中国而努力不懈。
这是要鼓励大清的百姓与政府作对了，这是公然的“谋反”，若再不强硬，卢大人恐怕自己的结局连潘知府都不如。9月2日，卢大人命令停止中英之间的全部贸易，所有通事翻译服务人员全部从商馆中撤出，拒不撤出的就是汉奸，按通国罪斩首示众。停止对商馆供应食品和水，断绝商馆一切生活来源，有暗中接济洋人的，也按通国罪问斩，有其他商馆接济英国商馆者也照此例问罪(不斩洋人，斩行商，因为行商要担保洋人的行为，所以洋人犯法，行商问斩，注意在此时执行的就是治外法权)。同时卢大人派军队围困商馆，他要把律劳卑逼向绝路，如果律劳卑不退回澳门，哪怕是饿死所有洋人，也在所不惜。
冲突双方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律劳卑如不遵命，就是拿全体洋人的生命开玩笑了。
律劳卑也难以低头，一旦他灰溜溜地退回澳门，自己丢人事小，中英之间平等交往将再也不可能实现。
更何况数百名英国商人跟他在一起，用双眼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行为代表的是英国政府的形象。
现实是残酷的，大清军队彻底包围了商馆，周围全部用铁镣阻断，商馆断水断食，与世隔绝，即使是在河里提一桶水，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事。贸易已经停止了，生意肯定是无法做了，没有人知道这个事件会怎么结束。更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家，甚至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只要卢大人一声令下，这里将被夷为平地，人人尸骨无存。
与此同时，大量的通事、翻译、仆人、船引，凡是跟洋人打交道的，都被逮捕入狱，特别是那此引渡洋人的船家，更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
而这个时候，行商们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他们暗中通知查顿，只要卢大人收到了律劳卑的“禀帖”，那么商贸就可以重开。如果律劳卑偷偷地溜回澳门，那么政府就装作不知情。要是律劳卑下次偷偷地来广州，不要搞这么大的动静，那么政府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行商们努力说服卢大人，给律劳卑一个台阶下，这样也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可惜律劳卑是那种典型的一根筋，他这次也真的急了。他命令随他来华的，一直还驻扎在澳门海域的两艘巡洋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列号，驶入广州内河，驻扎在黄浦，他有没有下令轰击炮台，不得而知，但是军舰开进内河，不发生武装冲突也是不可能的，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要么他屈辱地退回澳门，以后再也不要奢望什么平等外交。如果坚持下去，他就要为数百名英国商人的生命负责，因为他根本就拿不准卢大人的脾气，他不知道大清军队会不会真的攻击商馆，至少目前这里已经被彻底封锁了，卢大人真的全杀了他们，也不是不可能。
同时，他又发布了一篇公布，他说：
我查了很多资料，中国总督与洋人之间的会晤，至少在明代已经开始了，在清朝从雍正十二年到嘉庆十年，双方有九次官员会面的记录，以往公司的大班也都有拜见总督大人的惯例，如今总督大人的依例不见，不知依的是哪朝的惯例？查封我英国商船，禁绝贸易，不惜挑起战争，难道不怕我们前往北京告御状？(律劳卑认为这是两广总督个人的决策，皇上还是英明的。)卢大人所说我英国向来恭顺，但你可知道我大英国的战舰横跨四洋，版图广阔，所辖之地物产丰富，更有战舰之内能放一百二十门大炮，你们中国人没去过的地方，也都归我们大英国，我们国王需要向什么人恭顺？
卢大人也发谕令说：
本来我大清也没请你们英国人来经商，以往来华的英国官员也都是贡使，前任总督李大人要求英国派来一名大班，而你们却派来了一位官员，说是如今商务由商办改为官办了，这些事情，还没向皇上请旨呢，你却以战舰侵犯我内河，如今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仅仅是我卢某，就能调动几万大军，天兵一到，玉石俱焚。虎门之战打响，清军跟英国军舰正面交战了。
很遗憾，大清的军队完全不像卢大人吹的那样，两艘英国军舰犹入无人之境。在9月7日击毁了横档炮台，于9月10日停驻在黄浦水域，英军总计死亡三人。
作战失利也让卢大人骑虎难下，他用十二只大船，每只船里放石头十万斤，横着沉在内河中间，挡住英国军舰撤退的方向，同时调集数千官兵，用来防守广州城和虎门各个炮台。广东水师的六十八艘水师战船，以及临时征调的数百民船，团团围住了这两艘军舰，却不敢进攻，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军舰闯入了广州内河，大清水师根本无法抵挡，但在商馆中的律劳卑和众多商人却度日如年。没有仆人他们只能自己动手，这还好办，但是没有食物，他们只能忍饥挨饿。清军已经把这里层层包围了，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
自从英国军舰驶入黄浦以来，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很多人都得病了，这当中就包括律劳卑本人。
更让律劳卑接受不了的，是以颠地等人为首的温和派商人。他们在商馆里与强硬派相互攻奸，大吵大闹，他们还大骂律劳卑，认为是律劳卑破坏了良好的商贸氛围，却让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组织人手主动去向卢大人表忠心，暗地里将情报送给卢大人。本来一些坚决支持律劳卑的商人，也开始动摇，转而支持颠地。
律劳卑患了虐疾，发高烧拉肚子，忽冷忽热，他病得不轻，他觉得自己被同胞出卖了。
卢大人做事是不留半点余地的，凡是跟律劳卑打过交道的华人，一个都没有放过，这些人都被判了刑，罪名就是汉奸，大部分已经发配新疆为奴了。兴泰洋行的严启昌因为交纳了非常高昂的赎金(没有具体数额，据说连总督都觉得动心)，才得以幸免，一切与洋人有牵连的人都要判刑。
硬闯入内河的两艘军舰，也让律劳卑头痛。因为来中国之前，巴麦尊曾经告诫过他，必须依从中国的法律办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以动用武力，也绝不能挑起战争。现在黄浦驻扎的军舰只有两艘，已经被清军水师团团包围，更何况他也没有全权处理军事的权力(依当时的情况看，两艘军舰负责维护使馆人员生命，并不完全受律劳卑支配)。内忧外困，生活无着，他还发着高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去，还能不能见到住在澳门的妻子和女儿。
9月14日，律劳卑来华二个月后，英国商馆被围困十二天时，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终于屈服了。他不是屈服于总督卢大人，而是被全体英商逼迫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谁也没有办法收拾残局了。他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我同意退出广州，但这起冲突是我跟卢大人之间的私人恩怨，与通商事务无关，也与两国政府无关，如果卢大人重开贸易的话，我同意退出广州。
律劳卑病得非常重，他被担架抬着离开了广州商馆，一路上又受尽了清军的刁难，最终在9月26日，在八艘水师战船的押解之下，在乡绅们组织的锣鼓喧天之中，屈辱地回到澳门。
他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重病也需要人照料。在离开广州的时候，他给英国商人们写了一封信，他说我没有尽到商务监督的职责，我是驻华商务监督，但是我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尊重。不过我很欣慰，至少在这场冲突之中，你们的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我请你们相信，英国国王与大清皇帝一样，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得不到的话，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英国国王会惩罚两广总督卢坤，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10月11日，在退回澳门15天后，律劳卑病重不治，最终在来到中国三个月后，死在澳门。他的主治医生说，他的病因是过度操劳和忧虑过度。
律劳卑的家族在英国是传统的贵族，世袭侯爵，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了。他曾经参加英国皇家海军，到过世界各个地方，他还曾在特拉法加战役中立过战功。1823年，他以苏格兰贵族的身份当选为上议院的议员。他有一个美满的大家庭，有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并且在英国拥有一座城堡(墨奇斯顿城堡)。没想到，他再也回不了家，只能葬在澳门了。商人们花了500英磅制作了律劳卑纪念碑，放在澳门，算是对这位首任驻华官员的一点纪念。
虽然律劳卑死了，但是卢大人也没有胜利，整件事情传到道光皇帝那里后，引来皇上的雷霆大怒。道光皇帝说：看来广东的炮台全都是摆设，只有两艘战船都不能拦截，可笑可恨，战备竟然到了如此地步，洋人怎么能不轻视你，把卢坤革职留任。
卢大人被革职留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惩罚，在大清的制度里，这种惩罚很容易开复，事件总算是圆满结束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让人头痛，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垄断已经是事实了，律劳卑也死了，但英国还会再派一位官员来华，岂不是还要再闹一次纠纷？
卢大人托人传话给英国政府，希望英国重新派人来管束商人，但他强调，必须要派一位识得大体的商人来华，要以大班的名义管理这些商人，绝对不允许再派官员来华了。
不信我弄不死你
律劳卑死了，英国政府委派了第二位商务监督，他就是德庇时。
德庇时是中英交往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中国通，来华多年，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早在阿美士德访华时他就是翻译，律劳卑任商务监督，他是第二监督。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中国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学会了偷奸耍滑。比如说，他是英国任命的第二任商务监督，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任命的第二任香港总督。他谨守着枪打出头鸟的格言，绝不当第一。总是别人起争端，他当和事佬，别人去打仗，他来当总督。
但是这第二任商务监督，也不是好干的。因为律劳卑事件他全程都参与了，冲突到一半的时候，他预感到不妙，就偷偷地跑回澳门了，他是在澳门看着律劳卑死的。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他说我们不要指望大清承认地位，那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政府不特别要求的话，那么我这个商务总监督什么工作也不会干。
同时他又发布了一个公告，他说，我们国家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的交往，这事儿我很遗憾。可是我们英国的官员也不能听从总督的谕令，更不能把这些总督的文件去送给国王(总督的文件里口气太大了，怕英国国王看了会吐血)，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我什么工作也不干。
德庇时对政府和商人都通知了，他什么事也不干。
12月9日，英国64位在华的商人们集体上书政府，说德庇时这个人太可憎了，他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待在澳门，是一个极品宅男，政府最好重新派一位全权大使来中国。商人们还建议，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少量的海军，然后把这里的情况上诉到北京，绕过广州，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里。商人们觉得道光皇帝肯定对广州的事情并不知情，或者说如果英国海军向道光皇帝示威，皇上为了避免战争，也会做一点儿让步，这样的话，既避免了大规模的开战，同时也可以提升英国的地位，不至于让清政府轻视。但是英国政府无动于衷。律劳卑的死，对英国政府的触动非常大。政府认可了德庇时的沉默，哪怕是不作为，也不要去招惹是非。
但即使如此，德庇时还是不放心。律劳卑死后一个月，秘书阿斯迭就辞职了，再过了一个月，德庇时也辞职了。这商务监督不是人干的，德庇时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英国只好再派罗治臣去当商务监督。德庇时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罗治臣，一定要闭紧自己的嘴，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事也不要做，能够不去广州，就尽量待在澳门，千万不要跟广州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总督大人，还是少去招惹为好。
而这位罗治臣先生，比德庇时更不作为，不但什么事也不干，什么话也不说，干脆连澳门也不敢住了，他把办公室和家都搬到了船上，准备随时逃走。直到一年多以后，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继任的人换成了义律。
对律劳卑事件引起反思的，偏偏是广州政府。两广总督卢坤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重新制订和颁布各项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另外，卢大人实在觉得这些洋人太野蛮了，所以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
公告要求，洋人不准嫖妓，不准买幼童当仆人，或者雇用船只临时在船上安家(这是一种疍家船，有洋人偷偷带着家眷临时住在船上)等等行为，如果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
其实这则公告洋人实在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好像洋人来华都要做一些寻欢作乐的事，事实上这些洋人除了商馆大街，哪里也去不了，行动根本就没有自由。每个月只有三天可以在河对岸的花园逛一逛，还要在通商和翻译的陪同之下，还要给通事们行贿，不然连十天一次逛逛花园也不能成行。不准带家眷，还只准在春秋两季的时候来商馆，还只能待四十天时间。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大清这些规矩已经执行了上百年，广州政府捍卫它就像捍卫皇上的尊严一样，异常严格，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捋总督大人的胡须呢。
的确，这些规矩执行了上百年，洋人也都默认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但是律劳卑的死，却深深地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引发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这个人占领了香港，让中国在一百多年里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他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客观一点来讲的话，他是当时洋人里，最懂中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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