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我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自述：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开这个地方已经32年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32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图画。
这两段话都是毛泽东对家乡的描写和思念。前者是毛泽东1959年6月回韶山时写的一首诗，抒发了他对家乡的情感，同时也印证了他32年前离开韶山时说的一句话：“30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各位父老乡亲！”后者则是青年毛泽东对故乡的赞美。据史学家考证，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写的惟一的一篇散文，而且是赞美自己可爱的故乡的散文，他把他这个“惟一”献给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出了毛泽东对故土家园的思念之情是何等的强烈。
韶山，是毛泽东的出生地，是毛泽东生命的起点，是养育他的地方，正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滋润了他，成就了他。这里有他先辈的坟墓和传统，使他学到了至死仍保留着的方言和生活习惯：爱吃辣椒、红烧肉，爱用牙粉刷牙，爱穿长筒棉纱袜，等等，韶山当地的生活习俗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上，烙在了他的心里，无论他到哪里，甚至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巨人，但都无法抹掉韶山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迹。
“我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
生于斯，长于斯，热爱于斯。韶山虽然是湖南一个比较偏远的山村，但毛泽东不仅从不嫌弃它，而且还为它的景色和民风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虽然毛泽东离开故乡多年，但那种思乡之情却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首先是一字一句、神情庄重地表达了他的故土情怀：“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
虽然是一句简短的介绍，但却体现了毛泽东对故乡韶山的深深眷恋。
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就想到了回家乡看看。但是，由于当时国事繁忙而抽不出身来，所以，他决定要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代他回韶山省亲。
那天，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自己跟前，深情地说：“岸英，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的家乡韶山也解放了。这么多年了，家乡人民为支持我革命付出了很多，我感谢支持过我的父老乡亲们，也多么想回去看看他们，但是，目前工作太忙，新中国百业待兴，我不能抽出时间。你是我的儿子，也是韶山的儿子，最近，你抽一点时间，代我回去一趟，看看乡亲们，代我向他们问个好，说我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如果有空闲了，我一定回去看望他们。”
一个多月后，毛岸英正式成行，回韶山省亲。临行前，他去向父亲辞行。毛泽东很关切地对毛岸英说：“你现在不仅是我毛泽东的儿子，而且是一名干部了。但你还年轻，没有什么生活和社会经验，这次回湖南，一定要谦虚谨慎，你要代我去给你母亲扫墓，带上些东西，为你外婆杨老太太上寿。然后，就是你这次回湖南的重点，去老家韶山看看，代我问乡亲们好！”
毛岸英听父亲说完后，正要离开，毛泽东又叫住了他：“岸英，现在从湘潭到韶山还是小路，你回去时还得骑马，但是到韶山时你不能骑马，一定要在离韶山10多里地远的银田寺下马，然后步行回家，这是我们对家乡、对家乡人民最起码的礼貌。”
说完后，毛泽东又向儿子反复交待，要去看哪些人，怎么说话，送些什么东西，等等，他都一一做了安排。毛岸英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就急不可待地向儿子询问起家乡的事来。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对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变化等，询问得是那么详细。毛岸英这次代父亲回韶山省亲，实际体现出了毛泽东的浓浓故乡情，体现了毛泽东对故乡和故乡人民的深深眷念。毛岸英回韶山只是为毛泽东还愿而已。
故乡人民也为毛泽东的赤子之心所打动，他们没有让毛泽东丢脸，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冲锋陷阵。不久，毛泽东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免遭美帝国主义的颠覆，决定出兵朝鲜，保家卫国。家乡人民闻风而动，又一次谱写了一曲壮怀激烈的战歌。在当时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韶山人民捐献了一架“毛泽东故乡号”飞机。接着，大批韶山的热血男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到1952年，就有50名韶山冲的优秀男儿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朝鲜那片热土上，其中就包括了他的爱子毛岸英。
1959年6月25日下午4时许，在湘潭通往韶山的公路上，几辆小车在尘土飞扬中向韶山急驰而去，其中一辆灰色吉姆车上，坐着的就是韶山的儿子……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越接近韶山，毛泽东越显得激动，并不断拉开吉姆车的布帘，张望着窗外的田野村庄。故乡的影子越来越近，公路边的景物也越来越熟悉。
车到韶山招待所，乡亲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石三伢子已经回来了。毛泽东在走进招待所的一刹那间，就看见了对面毛家的祠堂----毛震公祠，心里不由得一动，往事立即浮现在眼前……
就在1927年，也就是在这座祠堂门口，自己对着来送他的乡亲们说：“乡亲们，同志们，30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各位父老乡亲！”
现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功了，他也回来了。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从父母坟上下来后，就直接去了他的老屋----上屋场。
伫立在门前的池塘边，望着几十年未见的老屋，还是那个老模样。毛泽东想起很多很多……
他想到了他的爷爷、父亲、母亲，他们一直在这里劳作生息。
他想起了他的两位弟弟，他们就是在这门后的小树林里，在门前的小池塘里玩儿着长大的，而他作为哥哥，把他们带出去了，却没有带回来，今天只有他孑然一身地回来了。
身边工作人员的催促声，唤回了毛泽东的思绪。毛泽东来到了自己家的门前。这是一座典型的“一担柴式”江南民居，与韶山其他地方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上屋场坐东朝西，半边茅屋半边瓦房，以堂屋正中为界，分别住着他家和邹四阿婆家。南头的瓦房是毛泽东家的，茅屋是邹四阿婆家的。
走过堂屋便到了他家过去的厨房。一切都与原来是一样的，就连火炉上吊铁水壶的那根茶树杈杈和原来的那根都很相似。陪同在毛泽东身旁的毛宇居，也就是毛泽东的族兄和私塾老师，他见毛泽东望着那火炉沉思良久，便说：“润之，这个里面的一切基本上是你家原来的东西，这都是邻居们给保留下来的。”
毛泽东感动地说：“谢谢乡亲们。”
“小舟，这个地方安静，我退休后，在这个地方给我搭个茅棚好吗？”
毛泽东一生没有搞过什么特殊，也没有要求过下面的同志做什么。解放初期，当他听说湖南正准备为他修一条回故乡的公路和在韶山为他盖一所房子时，他立即写信告诫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和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准备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之情会愈来愈浓的缘故，毛泽东惟一一次要求下面同志为他做点事，就是在回韶山时，曾经要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为他在滴水洞附近盖一个“茅棚”，以让他退休以后回来住。周小舟原名周怀求，湖南湘潭人。是毛泽东的正宗老乡。1912年生，比毛泽东小19岁。1927年，正当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扼杀的危难历史关头，年仅15岁的周怀求，毫不动摇地为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秋，他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并开始在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36年秋，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周小舟从北平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发现他是个人才，便将他留下。从此以后，周小舟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任秘书期间，毛泽东总是叫他"小周"。一次，毛泽东说：“你干脆改名叫小舟，一叶小舟，多好听。”从此，周怀求的名字便成了周小舟。
建国后，周小舟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第一书记。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时，见到久别的周小舟，便风趣地说：“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毛泽东与周小舟谈话很随便。1959年6月28日，毛泽东回韶山后的第二天，周小舟陪毛泽东到韶山水库游泳。韶山水库距毛泽东的故居有4里多路。这里三面环山，山高坡陡，便于布置警卫。而且水库中的水清如镜，碧波荡漾，没有任何污染。
一到水库，毛泽东马上就脱得只剩一条短裤，然后“扑通”一声跳到水里去了。陪同前往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也跟着跳下了水。毛泽东一边在水库里踩着水打浮泅，一边对仍站在水库岸上的周小舟喊：“小舟，你怎么不下水？”
小舟回答说：“主席，我下不了水，不会游泳，是‘秤砣’。”
毛泽东笑了，接着摇了摇头说：“这不行啊，你是‘秤砣’不会游泳，又怎么叫小舟呢？”
毛泽东见周小舟不语，又说：“小舟，你两年不当省委书记，也要学会游泳啊！”
毛泽东这句话，使周小舟想起了三年前他刚当省委书记后不久，主席回湖南视察工作，他一直陪同主席。一天，主席在畅游湘江后对他说：
“苏东坡讲‘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现在你‘小舟’已不再是小舟了，你成了能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还不敢下水？”在毛泽东的说道下，当时周小舟的确也学着下了水，可毕竟他不会游泳，没有办法，只到水里站了一下就上来了。
今天，毛泽东又提到游泳的事，看来在他身边不学会游泳是不行的啊！
韶山水库库基高，因而水位也高，但水流不急。毛泽东在水里慢慢地游了起来。只见他时而仰面游泳，像睡觉一样，平躺在水面上；时而蛙泳，抒展双臂似雄鹰一样在水中搏击；时而踩水打浮泅，如在陆地上行走一般，时而扎“猛子”，好似“鱼翔浅底”……
就这样，毛泽东尽兴地游了近两个小时，直到太阳偏西，他才上岸。虽然在水中搏击了那么长时间，但毛泽东仍然神采奕奕，毫无倦意，与来观看的韶山老人们一一握手问候。
也许是故乡之行，使富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又一次回到了那欢乐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韶山冲里那夕阳中翻卷着千重浪的金黄色稻田，那童年时戏水的池塘，那满山遍野的翠竹松柏，还有那家乡人的乡音和家乡人的眷眷深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强烈地拨动了毛泽东这位既是伟人，又是游子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心弦。中华民族“落叶归根”的千年文化积淀，强烈地撞击着这位智者和伟人的心扉。就在这一刹那间，毛泽东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在生身之地，找一处安谧僻静的居所，等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好在故乡的怀抱里颐养天年。
那天游完泳后，在回住地的时候，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向周小舟谈了自己的这一愿望：“小舟，那个地方倒很安静啊。我退休以后，在那儿给我搭个茅棚好吗？”
说完，毛泽东朝韶河上游滴水洞的方向指了指。
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向自己的部下开口，为自己做一件“私”事。毛泽东对周小舟所说的滴水洞地处韶河上游的龙头山和凤凰山的幽深峡谷之边。那里险峰峻拔，景色宜人，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奇禽异鸟云集，芳草奇卉遍布，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非常适宜人居之地。山间有一石洞，四季不歇的清泉滴入洞中，如钟磬鸣响，悦耳动听，故名滴水洞。对这块“圣地”，韶山《毛氏族谱》中早有记载：
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
其实，中共湖南省委早就想为毛泽东在湖南找一个来湘休息工作的安歇之处，但怕毛泽东批评而一直未向中央提出。这次因为是毛泽东主动提出的，所以，周小舟在毛泽东走后立即郑重向省委作了通报。与此同时，他把情况向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作了汇报，大家一致同意在韶山毛泽东自己提出的地方为他盖一栋房子。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愿望并不是由周小舟来实现的，因为这次谈话的一个多月后，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就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被撤掉职务。毛泽东要湖南省委修“茅棚”的任务是由周小舟的继任者张平化来完成的。
张平化接任书记后，只从省委其他同志口中得知毛泽东曾想在韶河上游的方向修建一座房子，但具体是什么地方，他也不太清楚。正在这时，毛泽东又一次到韶山视察工作，在与张平化闲谈中，又谈起了修“茅棚”一事。张平化说韶山有个松山招待所，毛泽东说：“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说：“主席，你知道韶山还有没有更安静的地方？”
毛泽东听后，回答张平化说：“我曾和小舟说过，在韶河上游的韶山水库里边，有个地方叫‘吊须洞’（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再次把情况向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作了汇报。陶铸听后，极为赞成。这是毛泽东亲口布置的任务，所以，他要湖南省委把这件事当作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张平化回长沙后，立即组织了建筑领导班子，由省委秘书长任总指挥。
房子的设计由湖南省建工局工程师刘鸿庆任总设计师，主要是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的建筑式样，同时又吸收了苏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主体工程分一号楼，二号楼，三号楼。一号楼为毛泽东专用；二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24间，是陪同的中央负责同志休息处；三号楼离一、二号楼约有百米之遥，就在进滴水洞不远处，有数层，主要是随行的外围警卫员和省委接待的同志的住所。在一号楼通二号楼的回廊边有数间偏房，这主要是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和服务人员居住。
兴师动众修建庞大的建筑群，并非毛泽东的本意。他只要省委为他建一个“茅棚”。但一旦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当时来说，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其实，事情未必像毛泽东想像的那么简单，他的衣食住行已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了的，必须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滴水洞的房子修好后，毛泽东只住过一次。尽管如此，毛泽东那“叶落归根”的意念，一直在他的头脑里环绕。就是在病重期间，躺在病榻上的他，也在惦记着他亲自选定的这个“西方的山洞”。
“我就是一个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你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块就分开吃。”
这是毛泽东针对江青干涉他的饮食习惯而大发雷霆。
毛泽东尽管离开家乡韶山多年，但他的故乡情结不仅丝毫未减，而且愈到晚年，这种情结愈浓烈：他一口的湘潭话，终生未改；他爱吃家乡的红烧肉、马齿苋、火焙鱼，口味不变；他爱穿家乡那长统纱补袜的习惯终生不改。然而，毛泽东的这些嗜好却为江青所不容。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江青那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毛泽东好。她认为，红烧肉都是肥肉，脂肪太多，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对此，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偏偏喜欢吃那家乡独有的韶山红烧肉，特别是喜欢吃五花肉。
最后，江青便直接插手约束毛泽东的饮食，使得毛泽东大为恼火。
那是1956年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告诉卫士要吃红烧肉，而江青知道后，不仅不要卫士搞，而且还训斥卫士：“搞什么红烧肉，什么好东西？土包子才吃这种东西呢！改不了的农民习惯。”
结果，那顿饭卫士没有上红烧肉。
开饭了，毛泽东见桌上没有红烧肉，便质问卫士：“红烧肉呢？为什么没有红烧肉？为什么交待了的事情不办？我连吃点红烧肉的要求也过分了吗？”
由于毛泽东一再追问，卫士长李银桥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毛泽东听后，知道错怪了卫士。他一边安慰那卫士，一边看也不看江青，沉着脸，用愠怒的口吻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一个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你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块就分开吃。从今天开始，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你管，由卫士管就行了，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很少与江青在同一张桌子吃饭。
到了晚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劝他少吃红烧肉，这种饮食习惯对身体有影响。而毛泽东总是摇着头说：“你们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这是我从小就有的生活习惯了，你们不要强迫我。”
这样，一直到去世前，毛泽东都未改变自己爱吃红烧肉的习惯。
红烧肉是韶山的一道名菜，也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佳肴。也许，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终生不忘的原因吧！
毛泽东还特别爱吃家乡的马齿苋。
马齿苋是韶山当地的一种野菜，味辛，有药用价值，当地乡亲多采来腌制小菜，或直接作蔬菜食用。
毛泽东小时候最喜欢吃他母亲腌制的马齿苋。
也许是对故乡的眷念，亦或是对母亲的怀念，毛泽东一回到韶山就喊要吃马齿苋。1966年，毛泽东是秘密回韶山的，住在了中共湖南省委为他修的“茅棚”----滴水洞。所以，当毛泽东提出一定要吃马齿苋时，的确有些为难住了厨房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不能到老百姓那里去要，因为怕走露毛泽东回来了的消息，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当时，还是农历5月，当地的马齿苋长得还不是很茂盛，需要到山里仔细去寻找。
于是，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兵分几路，分头到滴水洞附近的山上、水田边和一些荒地上去寻找马齿苋。还好，还是家乡对毛泽东敞开了胸怀，在那种季节，去找马齿苋的人竟还找回了不少这种野菜。
那天晚上，毛泽东吃到了他很久没有吃的马齿苋，心里非常高兴，说：“这餐饭吃得很香，还是家乡的菜好吃。”
毛泽东爱吃辣椒，特别是家乡的辣椒。当年在江西，为了吃到辣椒，贺子珍四处为他寻辣椒。有一次，为了辣椒，毛泽东还向贺子珍发了一次大火。那时正值盛夏，贺子珍好不容易找来辣椒，为毛泽东炒了一大碗。毛泽东一连吃了好几顿都舍不得全吃完。后来贺子珍端起一闻，发现辣椒已经有些变味了，于是便把剩下的都倒掉了。中午吃饭时，毛泽东到处找辣椒都找不到。贺子珍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泽东一听，立即火冒三丈，气得把饭盆都扔掉了。贺子珍气得跑了出去，到晚上才回家。毛泽东知道是错怪了贺子珍后，便对她说：“你知道我喜欢吃辣椒，扔掉了怪可惜的。变味了，煮一下还可以吃呀！”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吃辣椒不革命，吃辣椒是革命派。当年他在河北西柏坡时，苏联共产党的全权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委员米高扬来访，他因为欺负毛泽东不喝酒，当着许多人的面要和毛泽东比喝酒。米高扬自以为这样会使毛泽东服输，谁知毛泽东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尖尖的红辣椒说：“我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我不能喝酒，但能吃辣椒，你能吗？”
开始，米高扬不知其中的厉害，认为那么个小小的红辣椒有什么了不起。特别是他见毛泽东把一个小尖椒放在嘴里嚼得津津有味，所以，也拿一个小尖椒就在嘴里嚼了起来。刚嚼了两下，辣得他直叫，连连说“不妙，不妙。”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米高扬同志，吃辣椒你不如我吧！这样吧，为了公平，你喝酒，我吃辣椒。你喝一杯酒，我吃一个辣椒。”
结果，米高扬醉得不省人事，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他见到毛泽东后，直伸出拇指说毛泽东了不起。
晚年时，由于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脑神经病，毛泽东吞咽困难，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大吃辣椒了。但仍然是在吃东西时要把辣椒粉放在小盘上，吃时用别的菜蘸一点点，然后高兴地说：“好香啊，一直辣到脚尖了。”
毛泽东对故乡和母亲的留恋，还表现在他最喜欢穿家乡那种长统袜子。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擅长做针线活。毛泽东小的时候一直穿母亲亲手缝制的长统纱袜，这一习惯整整伴随了他一生。这种老式的长统袜，都是用棉织纺的，袜统长及膝盖。有厚、薄两种，秋冬穿厚的，春夏穿薄的。这种袜子，一是暖和，二是耐穿。
60年代初，中国开始流行短统尼龙袜。在当时，谁要是能穿上一双尼龙袜，那是引人注目的，而且很值得别人羡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顺应这种潮流，在经得毛泽东同意后，给他买了几双尼龙袜。但毛泽东穿后，感觉到脚有些发烧，便再也不肯穿尼龙袜，很坚决地拒绝了这种新生事物，继续穿着长统袜。
棉纱袜虽然暖和，脚不出汗，但最大的缺点是袜口的弹性不大，袜子经常松松垮垮地从膝盖滑到脚踝骨上。毛泽东穿这种袜子时，工作人员稍不提醒，就会出这种“洋相”。对此，毛泽东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文章中早有描述。1962年，他在描述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的情景时，就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身穿一件领子扣紧的深灰呢料上衣，相同质料的裤子，毛的皮鞋已经需要擦油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洋相”，我们在一些照片上也可以看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59年6月他回故乡时，在他家前坪照的那张相，相片上也显出毛泽东的纱袜子松松垮垮地缩着。
这样，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就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当毛泽东要参加重大活动时，他们就用别针把他的袜子别在衬裤上，以防下滑，“影响主席的形象”；另一件事就是随时提醒毛泽东，要他在与外宾谈话时，不要随便把脚伸得很长，以防止露出长统袜的补丁。李银桥每次总要对毛泽东说：“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脚，一伸脚，您的袜子就‘露馅’了。”
每当李银桥善意提醒时，毛泽东总是对他一笑。
一生终爱长统袜，毛泽东就这样让母亲留下的传统，一生伴随着自己。
“我还要回来的！”
这是毛泽东面对故乡韶山，从心底发出的呐喊，表达了他对故土的浓烈情感。多年来，人们一直流传着毛泽东讲的“西方的一个山洞”的事。因为这是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中共中央印发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件事。毛泽东在信中说：
“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几天了……”
毛泽东信中说的“武林”是指杭州，“白云黄鹤”是指武汉，而“西方的一个山洞”是指哪里，当时学文件时，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滴水洞对外开放后，大家才知道“西方的一个山洞”就是韶山的滴水洞，因为，湖南韶山正在武汉的西边。特别是在滴水洞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前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1966年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在这里休息了12天。从时间上看，这正是毛泽东曾住了十几天的“西方的一个山洞”。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南巡”到了长沙，住湖南省委九所3号楼。住了一天后，因盛夏季节天气太炎热，而当时的九所又没有空调设备。所以，省委的负责同志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到省委为他修建的位于韶山滴水洞的“茅棚”住住。省委负责同志说：那里冬暖夏凉，可以到那里住一住，试一试，避避暑。
听省委负责同志这么一说，也许出于避暑的原因，或许真的想看看他所说的“茅棚”建的怎么样，毛泽东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湖南省委的这一提议，到那座他亲自选定且十分钟爱的“山洞”里住了12天。
这次陪同毛泽东到滴水洞避暑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湖南省公安厅领导高文礼，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以及记者钱嗣杰。
毛泽东一到滴水洞，就看到先他而来的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和韶山管理局局长王毅忱早已等候在门前。毛泽东与大家亲切握手后，边走边说：“这是个好地方，我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还和小伙伴们打过架。特别是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到湘乡去读书，都要从这里经过。山那边有我的石头干娘，所以，我又叫石三伢子。”
也许是一种故乡情结吧，毛泽东一说起家乡的事，说起小时候的事来，就有些滔滔不绝。他见大家都在仔细地听着，便指着山间的一条小道继续说：“从这里过去是龙头山，再过去就是黄田坳。过去以山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湘潭韶山，所以，这一带人又叫它为‘湘潭坳’。”
说完，就走进了他住的滴水洞一号楼。
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12天。
这12天里，毛泽东基本上是深居简出，谨言慎行。除了阅看审批从北京、长沙通过机要送来的文件、资料，静静地思考党和国家，以及国际一系列重要问题外，就是散散步，和工作人员聊聊天，或在附近的山间田野走走。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有关部门规定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便和毛泽东接触、交谈，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当时对工作人员有“十不准”：不准主动接近主席，以免影响主席的休息和工作；不准主动和主席握手；不准主动和主席交谈；不准直接向主席提出问题；不准向外打电话与通信；不准随意同外面联系；不准违反安全规定到自己工作以外的地方去；不准违反警卫安全措施；不准随意外出，出外要经过批准，等等。
当时，湖南省正在韶山召开省、地、县三级会议，在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的要求下，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如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省委秘书长杨述清、副秘书长刘亚南、地委书记樊茂生、地委副书记兼韶山公社党委书记熊春泉等。在快要离开的前一天，王延春同志问要不要接见韶山人民的代表，要不要由电台和报纸发一篇消息。毛泽东听后停了一下说：“这次回来，又没有去看他们，他们也不晓得我回来了，还发什么消息！”
这次毛泽东是秘密回乡的，对外界一律未发消息。所以，当毛泽东在不久后写《我的一点意见》这封信时，提到“西方的一个山洞”，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才逐步知道了这个地方。
12天很快就过去了，毛泽东又要离开韶山、离开滴水洞了，当时的工作人员有些依依不舍，他们总想送点东西给毛泽东，但就是不知道送什么好。贵重的东西，主席肯定不收。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主席不是说过这里的桃子好吃，当时还说要带些回去吃，我们就送一篮子桃子给他。这个提议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赞同。于是，他们在滴水洞一号楼附近的桃树上，摘下一竹篮水蜜桃送给毛泽东，并说这是韶山人自己栽的，果然，毛泽东二话没说，欣然收下了这一竹篮桃子。
工作人员见毛泽东收下了他们送的桃子，心情十分激动，但惟一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和主席合一张影。他们把自己的心愿向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反映了，张耀祠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二话没说，答应了全体工作人员提出的合影要求。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只回过两次韶山。这次是他第二次回家，而且是在家乡人民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回韶山的。他心里多少有些遗憾和伤感。此时此刻，多少离愁别绪，汇聚在他心头，他多么想在这故乡的土地上再多呆一会儿，再多看一眼故乡的山山水水啊！当有人小声提醒他上车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说：“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坐下哒！”
工作人员和陪同人员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他们毫无怨言地等着他。大约坐了一杯茶的光景，毛泽东才慢慢起身，和等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当他与滴水洞管理人员廖时雨握手时，有人介绍：“这位是小廖，主要是给主席管房子的。”
毛泽东听后，握着廖时雨的手说：“小廖，你要把这房子看好，我还要回来的！”
“我还要回来的！”毛泽东离开滴水洞时说的这句话，是内心发出的呐喊，久久萦绕在滴水洞上空，萦绕在故乡韶山上空，也久久萦绕(下转46页)(上接17页)在所有的随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耳际。
是啊，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我还要回来的！”仅用这句话是很难表达毛泽东那浓烈的恋乡情结的，也很难表达他对故乡、对亲人、对家乡的父老乡亲的思念之情的。但是，此时此刻，毛泽东只能用这句朴实而又简约的话语来表达，因为自离开家乡投奔革命后，他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1921年春回家乡，那是教育、动员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参加革命，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培养出了一门忠烈；1925年农历正月，他携爱妻开慧回故乡，是为了“放火烧荒”，点燃了家乡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1927年，他又回家乡考察农民运动，以铁的事实来回答国民党右派和党内某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无端指责。从这以后，直到1959年6月，他才回乡省亲。而这次，他又是“秘密”回故乡的，又不能到祠堂、到乡亲们家里叙旧，这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思乡、恋乡之情呢？
然而，更使毛泽东自己没有想到的是，“我还要回来的！”这竟是他面对故乡的山山水水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既是他第一次住湖南省委为他建的“茅棚”，也是他最后一次住。这一次回韶山，竟成了他与故乡的永诀！
后来，毛泽东曾经多次动过回故乡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终都未能成行。就是到了1975年，已经是8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还想回韶山看看，有关部门也已经通知了韶山管理局作好准备，工作人员更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兴奋地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终因他公务繁忙且又病魔缠身，未能成行。这也许成了毛泽东的终生遗憾吧！二、周恩来：铲平祖坟，一生未回故乡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从此，他再没有回去过。
周恩来的秘书之一王伏林曾回忆说：“总理离家后，虽然没有回过一次，但他经常思念淮安，思念家乡。那年，总理从广州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安。”那是1959年元月，当时驾驶员降低了飞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盘旋了三圈。周的卫士长成元功当时也在机上，成将周扶回座位，周一言未发，陷入沉思。后来，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淮安的变化不大，大运河、（文峰）宝塔、镇淮楼都还在，只有南门大街好像变宽了。”
儿时每识一字都装斗里
周家到周恩来这一辈，在淮安已是第四代。1898年3月5日，周诞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城（今楚州区）内驸马巷的周家大院。
周父名周贻能，娶清河知县万青选的第12个女儿万冬儿为妻。万冬儿即周生母，娘家人称她为“十二姑”。
周恩来乳名“大鸾”。周家的后人从上辈那里听说，周出生前，周母梦到一只大鸟飞入自己怀中，当夜便生下了周。《山海经》称：“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认为万冬儿的梦乃是吉兆，遂给这孩子起名“大鸾”。
周在8个月大时，因叔父周贻淦重病，为了“冲喜”，过继过去。于是周有了自称的“两个母亲”，生母万冬儿和嗣母陈氏。
周恩来5岁时即进入塾馆，而当时在淮安已有12所新式学堂。入塾之前，嗣母陈氏已教周认字念诗。陈氏教育手段很特别，每次周认识一个字后就装进一只小柳斗里，这只柳斗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周6岁，这一年，周家发了一笔意外之财。那年的春节，周贻能带着妻子万冬儿和三个孩子去30里外的清江浦万家走亲戚。初二那天，周父和周的十八舅，见街上有卖彩票的，两人凑份子花50文铜钱，买了一张汉口鼎隆钱庄发行的彩票。
开奖时，意外中彩了，获得当时的天文数字奖金一万元现大洋。周贻能其时又在湖北谋得一份差事，遂赴汉口领奖。周家中大奖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亲朋上门祝贺，吃吃喝喝，加上万冬儿是千金小姐出身，大手大脚惯了，所得的5000块大洋很快就花光了。
从汉口领奖回来后，生母、嗣母带着几个孩子离开楚州，“躲”到周在清河的外婆家。进了万家公馆，周与表哥万叙生等一道学习。作业完成后，便与万叙生一起出去放鸽子玩。1950年，万叙生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已是国务院总理的“翔宇表弟”时，周开头就问：“你还记得教我做鸽哨的事吗？”
但中彩以后，周家的家道开始中落。不久，万家也不能住了，他们住到了嗣母陈氏的娘家“陈家花园”。
这次中彩，影响了周以后的决策行为：“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内地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恢复彩票。“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我要报复旧社会的彩票。”
周恩来有四位母亲
周生母万冬儿在35岁时即患肺结核病死，其时周只有8岁。周后来谈到生母的死因时称：“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几个月后，嗣母陈氏也因染上同样的疾病离世。两位母亲去世后，周不能再住在清河，在离开两年后，又回到了在楚州的周家老宅子。周贻能常年在外谋事，无法照顾家庭，周与两个弟弟后来由八婶母管教。周家此时已无私塾，周便到离驸马巷不远的表舅龚荫荪家私塾“借读”。
龚荫荪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人，同情、支持孙中山的主张，结识了同盟会成员，还曾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党的活动，龚后来因此被抄家。后来很多论者认为，就是在这段时间，周的思想受到了影响，产生了“革命”的想法。但这种观点现在一些大陆学者已产生怀疑，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秘书长徐忠认为，周的革命思想启蒙应该是在走出淮安以后。周自己亦称：“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
在龚家学习时，周的一个收获是练得一手好字；另一收获是又有一位新妈妈，即表舅妈蔡氏。
据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秦九凤的考证，当时龚家认为周“命硬”，生母、嗣父、嗣母都早岁而亡，要让周这孩子长寿，得认一个能留住他的干娘。正好表舅妈蔡氏生肖属“牛”，“牛”谐音“留”，蔡氏又喜欢大鹏鸟，于是便在周10岁生日那天，认周做了干儿子。
这样，生母万冬儿、嗣母陈氏、干妈蔡氏，加上当年的乳母蒋江氏，周在成长过程中，实际先后受到四位母亲的影响。
未回淮安之谜
真正改变周恩来命运的是1910年。是年4月，汪精卫等人刺杀载沣未遂被捕，轰动全国。周在这一年的春天，被四伯周贻赓接到东北。这次离开淮安，周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淮安。
1946年，周曾有机会回淮安家乡。当时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到淮安只有300里。1950年1月，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那时我就很想从南京回到淮安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据周的贴身警卫韩福裕于1991年10月讲述，当时周主要考虑三点，一是担心亲属被国民党迫害，二是怕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加上时局不稳，未能成行，“没有到我母亲的坟前尽我做儿子的一份孝道”。韩称，周曾表示，现在全国解放了，“淮安我是一定要回去看看的！”
于1949年后成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却也一直未回淮安。1958年曾盛传周要回淮安看看，于是当地官方拓宽了南门大街，又将周记忆中的镇淮楼改造成独栋的楼宇，所以1959年周在飞机上俯瞰淮安时，感觉“南门大街好像变宽了”。
1960年，在北京接见家乡干部时，周称：“我很想回去看看，从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1961年9月，周恩来在庐山开会，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表妹万贞时，万的嗣子钟则朱曾问“七舅”（指周）为什么不回去。周摇摇头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
周不只自己不回家，还阻止弟弟周恩寿回去。周是怕给组织上添麻烦，而且周家在地方也是大户人家，“衣锦还乡”，影响不好。周恩寿夫妻死后才得以“回家”，把骨灰葬到了淮安。
周恩来出钱让当地平掉祖坟
“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1958年6月29日，周恩来亲笔给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及淮安县委写信，希望当地平掉周家祖坟。秦九凤称，此后，周先后几次提出平祖坟的要求，但直到1965年春节除夕，才真正如愿。如今，淮安当地拨款50余万元人民币，用于周家祖坟的建设和保护。周的祖父母、堂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人，均葬于这块祖茔地。秦九凤称，周祖籍浙江绍兴，曾祖父周光勋、周光焘兄弟俩并未葬于此地，而是归葬于绍兴城外凰狮子山，“落叶归根”。
1965年春节前一天，即农历除夕，在周的一再要求下，当地将周祖茔地上的7座坟全部平掉。现在已看不到一座坟头，就是一块平整过的与农田无二的土地。在政府进行保护之前，一直是蔬菜地。
当年参加平坟、现已74岁的村民夏殿坤说，当时还是生产队编制，队员接到大队干部的平坟通知觉得很突然。因为要过年了，生产队已不再上工。听说要平掉周总理的祖坟，当地人都不敢干，也不愿干。特别是听说要将周已逝先人的棺木降下深埋，不少社员都想不通。当地人迷信，“降棺”就是“降官”。
因为天寒地冻，土地十分坚硬，参加平坟的社员只得用铁锛掘开硬土，挖到上午10时，终于挖开了7座坟，7座坟内共有13口棺材。由于棺材太重，在无法起抬的情况下，有人向当地的供电所借来了铁葫芦（注：一种能吊重物的铁滑轮），才将一口口棺木吊离原位。当时挖起的棺木顶头均有红漆写的死者的姓名、出生和逝世的年月日，但因为当时大家忙于深埋，无人留意记录死者姓名。
夏殿坤称，当时的平坟实行承包制，四五个人一组，各负责一座坟，哪组先处置好哪组先回家过年。夏所在的那个组最辛苦，是周祖父的坟墓，周祖父生前娶有一妻一妾，所以是一坟三棺。周祖父棺材又沉又大，两次抬断了耙杆和木棍。
夏称，这次平坟并不是义务劳动，参加平坟的社员事后每人领到了一元人民币的辛苦费。这笔钱是周委托办公室寄到淮安的，还有青苗损失赔偿费，共计70元人民币。给这笔钱，当地人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周的人品，不愿意白用集体的劳动力；二是当地迷信认为，挖祖坟是犯忌，一般人是不会干的，周家得花钱请人才能消灾。
周当时不只要平淮安的祖坟，还要平掉绍兴曾祖父周光勋的坟。当时，绍兴方面与淮安一样，不肯平周家祖坟，看到周光勋的坟已破烂不堪了，还准备重修。周对家人说：“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如果他们修，我一定要付钱，二是仍要平掉。当然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共同研究把坟平了。”此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平坟还田”运动。
三、邓小平：15岁离乡后终身不回老家
摘自《新湘评论》2011年第16期
傍晚时分，在四川广安协兴镇那条由石板铺砌而成的老街上，孩子们尽情玩耍嬉戏。如果不是家家户户的墙上都贴着的邓小平画像，这里古风犹存的民居看不出与川东其他任何一条老街有什么区别。
街道西侧就是北山小学堂。1911年，邓小平在这里第一次接受到了算术、体操等新式教育。那时侯，他还叫邓希贤。8年后，15岁的邓小平离开广安。从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曾留有他无数童年印记的地方。
邓小平，终生未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这在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并不多见。不论是上世纪50年代在重庆工作，还是后来几度经过成都，与家咫尺之遥他都未曾回过一次。
第一次见家乡父老
尽管不回家，但小平每次回成都，只要有时间的话，都要见一见家乡的父老，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家乡。1978年2月1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给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打来电话，说中央有人来四川视察，让他组织几个人到成都去一趟，送一份广安县1977年的生产简报，顺便带点土特产。
对方没有说明来者是谁，但邓欲治已经猜到可能是邓小平，因为他在前一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邓小平刚从缅甸结束访问回国，并将在成都逗留几天的消息。如果他的猜测没错的话，这将是邓小平自离家之后，第一次会见家乡父老。当时，邓小平恢复党内工作还不到半年时间。
当天下午2点，邓欲治一行3人从广安出发，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到达成都。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四川闻名遐迩的金牛坝招待所休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地方一般只有首长才能住，高规格的接待让邓欲治感到这次要见的人肯定来头不小。
虽然奔波了一夜，但邓欲治没有睡意，只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早早地起来了。掀开窗帘，招待所外的操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当他从人群中发现邓小平的身影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泪水夺眶而出。
“那会儿很冷，我们大伙都穿着棉大衣，小平却只穿了件灰色的中山装，精神特别好。”邓欲治记得很清楚，那天离农历正月初一还有15天，一个上午，小平都在与来访的人合影留念。
吃完午饭，工作人员便通知邓欲治，邓小平要在下午4点接见他们。邓欲治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终于可以代表家乡父老见到邓小平了，紧张的是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不知道到时候该说些啥好。要是邓小平问起家乡的情况，回答不出来怎么办，邓欲治不免有些担心，他把那篇早就烂熟于心的生产简报背了又背。
“小平当时穿着拖鞋，从侧面小门进来。”一看见邓小平，邓欲治和其他两位同志立即起身问好。“随便坐，随便坐。”邓小平用家乡话说。
接下来的30多分钟，他们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交谈甚欢。农业是小平最为关心的话题，邓小平不仅用心地计算着人均粮食产量，还对种子培育、水渠修建等提出了非常细致的建议。对此，邓欲治感到十分惊讶。“他说话很实在，从头到尾没讲过一句空话。”
临别前，他对邓小平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话音刚落，站在一旁的卓琳就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小平没有说话。
怕惊动地方
其实，被婉言拒绝的不只邓欲治一个人，王仁全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1986年，邓小平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点，他在成都金牛宾馆接见了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
“终于见到父母官了。”王仁全回忆说，还没等他们开口，邓小平就先发话了。邓小平在肯定家乡变化的同时，提出了期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现在，这句话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广安街头。
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小平身边陪同会见的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邓小平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
下午3点，邓小平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主要针对上午汇报的情况进行具体了解。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小平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回答：“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邓小平为什么不回家，始终都是一个谜。上世纪80代末，自贡灯展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邓小平在船上观看，在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记者郑兴光也是广安人，他问小平，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小平摇着头说：我怕。
他怕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也说：“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要找你办事，太麻烦。”
故居保护风波
邓小平不愿回家符合他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即便是对其祖上三代人居住过的“邓家老院子”，他也坚决不让进行任何维修。
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四川陆续展开，当时邓小平的家人已悉数离开广安。按照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当地政府将他的故居分给了11户人家居住。
“文革”结束，邓小平恢复领导职务以后，到其故居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而当时房屋因年久失修已经破烂不堪，让游客印象“深刻”。
故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修缮已势在必行。1980年春，广安县委决定对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进行第一次维修。可这一举动居然惊动了小平本人。
作为此次修缮负责人的邓欲治回忆，那次只是添了点瓦，补了补墙壁，在门口栽了些树，还修了条便道，总共花了一万多块，都是县财政上出的。因为那11户人家仍旧在里面居住，所以修缮之后的故居情形并没有好多少。但是，邓办（邓小平办公室）先是通过四川省委过问此事。打那以后，广安县委再也没敢对故居进行过维修。
直到1986年春天，邓小平在成都第二次接见广安县委书记时，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
王仁全回忆说，在下午的座谈会上，罗国兴向卓琳请示：故居太烂了，要不要维修一下？卓琳思考了一会儿说：“你们要把钱用在人民的事业上，故居保留下来就行了。”回来后，县委召集所有部门的领导开会反复琢磨卓琳同志这句话，到底修还是不修？卓琳并没有明确表态，但她也没说不修。讨论的结果是，还是要继续修，要不然故居就会烂掉。
1987年，身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蔡世武组织进行了第二次维修。这一次，无论是成本还是效果，比第一次都有很大提高和突破。
亲情至深
如今，小平故居不仅修缮一新，周围还建成了故居陈列室、铜像广场等设施，整体上形成了一个830亩的纪念园。故居对面，过去那种老式木板房已经被一栋栋别墅所取代，其中一栋就是邓小平的表弟淡文全的家。
淡文全的父亲淡以兴是邓小平的幺舅，只比他大一岁。邓小平对淡家一直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淡文全都记得很清楚。
50年代初，小平在重庆工作的时候，就把幺舅接了过去住，后因生活不习惯又回到农村。老人回家后，由于体弱多病，生活困难，邓小平每月都给他们寄钱，从5元到15元不等。
文革期间，由于是小平的亲人，淡以兴也受到了牵连，说起当时父亲被北师大学生批斗的场景，淡文全犹历历在目。从此，彼此的联络也一度中断了好几年。1968年，淡以兴试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询问邓小平的下落。几个星期后，淡以兴竟意外地收到了卓琳的回信，信封下方的落款是江西省委秘书处。
卓琳在信中说，他们在江西生活得很好，知道幺舅因为小平受了不少苦。最后，卓琳还附上40元，作为生活费。为了不给广安县领导添麻烦，1978年，当邓欲治在成都跟小平告别的时候，卓琳同志还特别嘱咐他说，让县里不要特别优待幺舅，“我们寄钱给他，每月10元，够他花的。”
1985年，淡文全的3个孩子都刚刚初中毕业，一时因工作难找而赋闲在家，淡以兴写信给邓小平，想请他帮忙解决一下。邓小平在回信中委婉地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的。后来，这事也就没了下文。现在，这3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其中两个在成都打工，另一个帮忙打理家里的饭店生意。说到这儿，淡文全淡然一笑，他后来也知道，小平也有很多为难之处。
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家乡的父老，邓小平对他们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每个人都有着浓浓的乡情，而从15岁离开广安开始，直到1997年驾鹤西去，78年间，他的脚就再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令人唏嘘感叹。
广安人都说小平不但没回去看过一趟，更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特别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当沿海城市一个个崛起的时候，广安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因为伟人邓小平不仅属于广安，还属于整个中国。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