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词在中国被赋予了太多敏感色彩，一提到政治，大多中国人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权力争斗，这就使某些掌权者不愿意将某些公共事件纳入政治范畴，有意逃避政治化。其实，现代政治早已不是私人之间的权力争斗，而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博弈，来化解利益冲突的舞台。
借助于改革开放的实施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走出了“全能主义”的泛政治化时代，而步入了一个“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型，为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带来利益矛盾（如分配不公与利益剥夺），缺乏制度化的有效解决途径，造成当今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多发态势。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日益将现有体制所无法根本解决的利益矛盾，做非政治化的表达和处理，以此来缓解体制变革的压力；而弱势群体由于缺乏制约强势群体的现实基础，不得不将其利益要求做非政治化的表达，逃避政治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现象。
现代政治的本质
与古典的德性政治不同，现代政治的本质是对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这是与现代经济（市场经济）相协调和相支撑的。古典的德性政治侧重于强调政治生活主要是一种德性的生活，目的在于实现某种最高意义上的“善”。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尤其是霍布斯和洛克，把政治从天上拉回人间，开始以实然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人的欲望，在承认人成为自身利益追求者的基础上，调低了政治生活的目标，将政治看成是对现实利益的维护和保障。当代政治学家更是用利益来界定政治，拉斯韦尔将政治看成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的问题，伊斯顿更明确地将政治看成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过程。
对人的欲望松绑并进而将其引入利益追求的轨道，现代社会才得以启动和发展，现代政治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趋势，才找到了自身的正当位置，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对利益的有效调节和分配之上。为了有效地调节和分配利益，就需要对权力结构及权利配置进行重新设计，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在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以此来实现利益格局的动态稳定，现代社会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上运行和发展。
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告别革命”，中国的执政党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由此成为最大的政治：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使命，GDP成为考核各级官员的核心指标。而依靠政绩驱动的经济发展，必然会造成权力与资本的高度结合，权力为资本的增值提供保护和开辟道路，资本的增值则为官员的晋升提供政绩支撑。
这样一种模式在短期内确实可以极大地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使大部分人在开始时都能从中获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权力与资本密切结合，必然会出现强势社会集团可以任意侵犯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弱势群体在现有体制下，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采取激进措施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群体性事件多发也就毫不奇怪了。
特别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后，在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联盟关系更为紧密，本属于经济领域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的征地拆迁问题，由于公权力的强行介入，往往演化为具有官民对抗性质的群体性事件。
一旦群体性矛盾被激起，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紧箍咒下，地方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在维稳思维的基础上，将利益冲突做非政治化表达和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通过舆论的封锁来加以掩盖，通过逃避政治化来逃避自身的责任。
让政治回归本位
对由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做非政治化处理，反映出中国在政府的功能定位方面的扭曲。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由政府开启和引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带有某种必然性；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府应适时转变自身的角色定位，由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变为社会公正秩序的维护者，回归到现代政府的角色中去，以平等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来保障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转，这是由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此外，还需要为“政治”一词脱敏，“政治”一词在中国被赋予了太多敏感色彩，一提到政治，大多中国人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权力争斗，这就使某些掌权者不愿意将某些公共事件纳入政治范畴，有意逃避政治化。其实，现代政治早已不是私人之间的权力争斗，而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博弈，来化解利益冲突的舞台。政治一词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具有敏感性，与权力的私有化倾向有关，权力往往被看成是掌权者个人的私有所属物，由于害怕失去权力，他们就会将本属于政治领域的利益矛盾问题排除出政治，由此造成了权力公共性的萎缩。为政治脱敏，就要提高权力的公共属性，通过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引导公民进行有序的利益表达，同时限制公权力的范围，将公权力局限在维护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不容许其跨出牢笼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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