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区和新疆民族地区最近几年出事的频率的确在增加。同一时期，中国内地也不如过去平静了，在包括西方的世界各地，出的问题更多。中国藏区和新疆局部的间歇性紧张，有全球化以及中国“全国化”的原因。它们大概不会再完全回到过去了，它们会向前走。这期间那些地区具体事件对全国形势的触动力必将递减。
近半年来，中国藏区连续发生喇嘛自焚事件，国际关注度也随之上升，新疆加强警力的举措也很惹眼。《环球时报》文章称，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变革积累了大量具体变化，它们彼此影响、牵制。无论内地还是边疆，对立性事件都多起来，内地比边疆甚至更明显。但改革开放在同步扩大国家稳定的底盘，为社会承受力增容。不断增多的见识在帮助中国社会消除以往的很多脆弱和忐忑。
中国的基层、包括藏区和新疆的基层，会因开放而在思想和利益层面都逐渐多元化。这使外部势力利用全球化的便利，影响、操纵境内少数人变得很容易。此外，民族地区基层出现内生性对立事件的概率，也会高于过去。它们与内地群体性事件，在很多时候是相似的。但由于有民族地区的大背景，民间具体摩擦总是会带出政治联想，消除这种敏感性很难。
在谈及群体性事件时，文章指出，国家没有可能让所有藏区和新疆的“群体事件”都不发生，如果把“零事件”作为目标，两个自治区和中国全社会都会不堪重负，疲于奔命。而对藏区和新疆的基层问题，全社会需高度重视。这种重视至少应包括三层内涵。第一，尽最大努力减少破坏稳定的事件发生。这项工作显然正在得到细致的布置。第二，任何事物都
与时俱进，中国民族政策的未来完善应包括对全球化困境的破解。第三，要重视促成全社会维稳心态的转型，使之更豁达，接受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就是看上去“有点乱”。
文章最后指出，内地的群体事件频发在影响民族地区，但内地的大稳定同样在释放影响。只要中国大局稳，边疆的具体问题就是可控的。中共当局和民众当前最要避免的是急躁，并指出，最该急躁的应该是年暮的达赖，以及热比娅之流。新疆和西藏出现状况不可避免，而且达赖之流身上的政治能量和泡沫很容易被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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