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爸爸送往开封。爸爸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爸爸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爸爸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爸爸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爸爸看，爸爸又把脸扭了过去。爸爸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爸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7点多钟，爸爸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爸爸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爸爸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爸爸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爸爸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爸爸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爸爸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原卫士长老李叔叔一回到北京，就要向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汇报情况。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可是深夜两点，电话铃催醒了老李：“他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赶去。”李叔叔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忙取了一些衣物匆匆赶往机场。
13日凌晨，老李叔叔到开封，直奔爸爸的身旁。爸爸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老李叔叔急切地询问了解，原来11月10日晚发高烧，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39.7，“当时不能确诊是肺炎”，但却按肺炎治疗，不让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嘴唇发紫，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40.1。第二天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5分钟后，6点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分钟后，值班医生、护士赶到现场。两个小时后，“抢救”人员才赶到
老李叔叔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泪水，给爸爸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穿上衣服和鞋子。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爸爸的遗体抬上一辆吉普车，小腿和脚伸露在车外，拉到了火化场。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二十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爸爸曾对我们说过：“我活着是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可我们怎么也不曾想到，竟“无产”到这个地步：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死时却成了“无业”；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地献给了人民，死时却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他为党披肝沥胆，死时却没有鲜花，没有党旗他死时，只有那一尺长的白发属于自己，还有的就是那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奇耻大辱。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来，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清除了他们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爸爸，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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