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这座祠堂的正式称呼应该是汉昭烈庙，因为它奉祀的是蜀汉的创立者刘备，但不论是在杜甫所在的唐代还是在我的今天，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作武侯祠，好像诸葛亮不是沾了刘备的光才得以在此占据一席之地，而是刘备反倒托了诸葛亮的福。
要的是机缘和地位
227年，诸葛亮在第一次出兵讨伐曹魏前夕，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在这份奏折中，诸葛亮回忆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与人生理想：“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番话到底是不是诸葛亮年轻时生活理念的真实写照，现在已经不大可考，但估计其中有一定的矫饰成分。作为一个儒者，修身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而诸葛亮本身即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他在南阳隐居，一则避乱，二则是等待机会，就像姜子牙在渭水垂钓一样。从他所选择的隐居之地南阳就可以看出他的深谋远虑：南阳离首都洛阳的距离既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这使诸葛亮能准确及时地获得朝廷的最新动向，却又不必卷入其中的纷争。南阳同时还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当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时人未之许也，唯有南阳那批和他一道隐居的朋友们深以为然。
正是在南阳那看似悠闲的隐居生活期间，诸葛亮和他的朋友们规划了东汉灭亡以后如何重新整治中国的方略。对此，诸葛亮有他一整套的想法，这些想法既具有战略的高度，同时也具有战术的可操作性。
我们看到，在东汉末年诸侯并起之际，知识分子----或曰士大夫，或曰儒者，或曰文人----比以往江山一统的年代更能拥有发挥自己才华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因为他们有较多的主公可以投奔，可以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那样，此地不合则另走一家。因此，东汉末年事实上是一个人才大流动的时期，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奔走于诸侯之间，以求谋得终生的富贵和死后的英名。
但令人惊讶的是诸葛亮一直在隆中隐居，从来不曾跑到任何一家诸侯那里毛遂自荐；与他相反，他的好友，同样为东汉末人杰的庞统却是自个儿跑到刘备那里去的。诸葛亮沉静地坐在隆中的草堂上，坐在他的书桌前，好像算准了刘备会来一个三顾茅庐的礼贤下士。
其实，如果我们想起庞统自己跑去找刘备，却因为外表不佳而备受刘备冷落时，就可以明白诸葛亮为何隐居不出，不主动地寻找主人----他要的是一种机缘和地位，只有当刘备三顾茅庐并聆听其教诲后，诸葛亮才能以一个比刘备年少近二十岁的青年人的身份迅速成为刘氏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很难想象，假如当年诸葛亮自己跑到新野县追随刘备，刘备会对他有多大的信任。
东汉的灭亡是迟早问题。就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样，东汉灭亡之后，割据的群雄必然要为万里江山拼个鱼死网破。刘备以其颇有作秀嫌疑的虔诚邀请诸葛亮加入了他那个风雨飘摇的小集团，诸葛亮以他对天下重建的长期思考结果立即打动了刘备，成为他最大的砝码。诸葛亮的设想是曹操占据天时，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诚不可以争锋矣；而江东孙氏，国险民附，占有地利，也只能引为外援而不能图之。因此，刘备最好的办法是结束多年的颠沛流离，占有一块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的最佳选择是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如同汉高祖当年以四川起家得天下那样，只有占据了益州这块富庶的根据地，将来才有逐鹿中原的本钱。 因而，如果我们像许倬云那样以现代企业来形象化三国的话，那么诸葛亮显然进了一家业绩相当差劲，且后续乏力的公司；相反，像曹操和孙权这样的强势公司，因为其董事长没有对诸葛亮来一番虚伪的礼贤下士，诸葛亮竟轻易地将它们放过了。
他决心为刘氏集团打工，并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是一只绩优股，有着如何光明远大的未来，而是因为它的董事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对他求贤若渴。
因此，诸葛亮感动了。他改变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生规划，遂许驱驰，从此被绑上了刘氏集团的战车。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也感动了，从此认定士为知己者死，哪怕这个知己乃是谬托，乃是作秀，乃是披着羊皮的狼。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缅怀诸葛亮这位士之楷模时感叹生不逢时，没有运气遇到刘备那么礼贤下士的主子。
因此，没有找到好主子的奴才们总是自怨自艾，在诗词歌赋里发着怀才不遇的酸味牢骚。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千载以来最优秀的文章之一，曾长期使那些处于逆境的孤臣和愤懑之士诵读不已，为之怒发冲冠。一千七百年后，它甚至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它是要教我们成为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忠烈之人吗？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即是针对《出师表》而发出来的。它的全文如下：
恍然，错觉那是一个远行的父亲对留在家乡的儿子的谆谆教诲。
然而，篇首的“臣亮言”三字，又无情地表明了这只是一个出征的臣子向君父所上的奏章而已。
从指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的危机到“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规劝，诸葛之心可谓人神共鉴。其一生擒孟获、定南方、出祁山、伐中原，的确做到了他所许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然而，恐怕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自己一生苦心扶持的蜀汉王国，在他死后仅二十来年，就败在了自己曾寄予了无限希望的君主刘禅手上。
刘禅的平庸无能与诸葛亮的足智多谋是人所共知的，连先主刘备临终向诸葛托孤，也不得不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刘备的意思似乎是说，如他的儿子刘禅不能胜任的话，诸葛亮可自己做蜀国之君。不少人读书至此，大多称赞刘备的宽宏与气度。实则大谬也！这一招正是刘备把诸葛亮推向死心塌地为他的傻儿子做儿子（臣子）卖命的一条毒计。
以刘备一生之虚伪狡诈，安能不知诸葛亮知识分子气质中的那种恪守臣道、投桃报李的愚忠思想？岂能不知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刘备这一招欲擒故纵的手法便使得诸葛亮绝不敢动废主自立的“贼心”。是时，“孔明听毕，汗流满面，手足无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见《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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