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死刑后，各界争议不断。担任此次案件审判长的沈晓鸣表示判处吴英死刑符合中国的法律和相关政策。而舆论认为，吴英案其实暴露出了深层次的制度漏洞，如果单纯依靠对吴英举起“屠刀”，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死穴”还是难以解开。
在答记者问上，沈晓鸣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个人集资诈骗数额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和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 实际骗取3.8亿余元， 尽管认定的集资直接对象仅10余人，但下线人员众多、涉及面广，既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财产利益，又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数额特别巨大，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一审法院判处吴英死刑符合法律和死刑政策，所以二审维持了原判。
吴英金融欺诈和非法集资的事实已然毋庸置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量刑定罪无可厚非。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吴英案之所以引发舆论如此广泛的关注，不仅仅关涉其集资数额或是公众对死刑存废的争议，重点在于吴英案暴露出了制度的漏洞。换言之，公众真正忧虑的，不是吴英的死，而是在沉溺在事件背后的制度
会驱使更多的正常人去作恶，成为下一个吴英。
所以，吴英案发展至今，早已不单单是吴英个人的悲剧了。民间借贷的顽疾要想得以根治，政府对制度的重新设计乃重中之重。如著名经济学家韩志国所言，吴英案表明，中国已经到了金融垄断与市场经济发展、发展诉求与制度以及正义观念与威权观念对决的转折点。简言之，吴英案此次掀起的舆论浪潮，传递出了一个有力且值得深究的讯号：中国要想解开制度死穴，需得通过类似吴英案的一系列个案的分析，从背后的制度本身入手，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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