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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力不足已严重困扰中国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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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警察在平息骚乱方面捉襟见肘 尽管持续采取打击行动,但西南地区的动荡还是常令中国安全部门猝不及防。今年准备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也令全中国严阵以待。然而,治安难题绝不仅限于不太安宁的西部边陲或当前的敏感时期。最近的一系列举措凸显政府在妥善维护国家稳定上面临更广泛的问题。

国内治安费用急剧增加,但防暴警察力量仍捉襟见肘,结构性问题持续困扰中国安全机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谭睦瑞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公安力量的增速一直远落后于犯罪和社会骚乱。”美国赛维尔大学的中国警务专家黄锦就说,自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的警察数量曾经历缓慢增长,仅从1978年的68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86.3万。过去10年内,警察迅速增加。从去年起,中国媒体称警察数量已接近200万。这令每10万中国人中的警察达到约 150人----―仍只有联合国2005年调查的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北京强调治安工作要更具前瞻性,要求公安干警和地方官员通过更积极尽早介入调解社区矛盾并加强收集群众信息等方式提前化解社会冲突。“每种尝试都将警察编制和决策问题推到最前沿”,黄说。

但是,巨大地区差别和制度缺陷令中国警察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人均治安警察和执法预算上,大都市及富裕省份与贫困内陆省份差距很大”,谭表示,2008年上海的人均执法费用是新疆的两倍。西藏和新疆部署着大量负责防暴和守护边境的武警部队,但辽阔的地域令兵力密度大大降低。“热点地区正增多,某些让人始料不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巴内特表示,这导致地方政府为处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突发情况而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国内治安部队还存在另一个严重缺陷:由人数通常远超警察的其他治安人员协助执行公务。这包括监视异见人士的安全局人员,负责保持街道秩序却因虐待小商贩而名声不好的城管。谭睦瑞说,“如今,很大部分治安工作由非政府公务员的人员完成,他们可能很少甚至从未接受过法律培训。”

警力是怎么不足的?

警力不足,是一个经常遇到的说法。《新京报》4月7日专门关注了警察猝死现象,指出“警力不足成主要原因”。在网上搜索新闻,还有很多这样的报道。

“北京近半业主委员会主任曾受威胁,被打常遇警力不足”,“救援增多,警力不足成瓶颈”等,是反映警力不足造成的问题的;“警力不足怎么办,企业出钱又出人”,“平顶山警力不足,悬赏百万让市民抓贼”等,是报道寻找解决办法的。有时候,我想这或许就像在任何一种组织结构中,总是会出现“人力不够”的说法一样,未必是一个真实的说法。但有时候,我又似乎觉得这或许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警察常无法提供市民所需要的治安服务,例如报案可能因事情太小而不立案,例如报警无法及时到场处理。

其实,猝死在哪个行业都有,但猝死在哪个行业更多一些,并没有统计数据。猝死是否都算过劳死,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因为过劳,按照一种社会生活状态的估计,现在过劳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未必只是警察才有。

不过,警力不足仍然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重庆、太原等地的警察干部“全员竞聘”中,提出要解决基层警力不足而办公室人满为患的问题。这就是说,大量人员放在机关,减少了直接服务于民众的警力,有警力分布的“结构性原因”。此外,还有“总量不足”的问题。有一个数据是经常说到的,中国警察总数为160万人,每万人仅有12名警察,只及西方警察的三分之一。这是2003年的数据,近些年应有一定变化,但毫无疑问,这几年警察数量也没有增加2倍,达到西方国家一般水平。

这个比例似乎可以确证警力的严重不足。然而,这恐怕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国家管理人员的结构性问题。警察是国家公务人员,世界各国,每万人会有多少国家公务人员呢?在国家公务人员中,又有多少人会是警察,警察在公务人员中的比例,这是需要算一算的。

固然,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无论怎样的治理方式,公民供养的公务人员过多,或者平均每个公务人员有过高的供养成本,以及公务系统有严重的寻租机会,都会对社会产生沉重的负担。每个地方有几十上百个局级机关,每个机关有几个十几个副职官员,这些都不是全世界的普遍状况。如果把庞大的公务系统、过多的公务人员算起来,中国在社会治理上花费的人力、制度和经济成本,与西方相比又如何?

所有公务机关、公务人员都在参与社会控制和管理,警察是其中之一。对社会来说,无非是由更多的警察还是由更多的其他公务机关来保证秩序;对公务系统而言,无非是通过更多的警察还是更多的其他公务机关来维持管理。因此,警力问题,既与警务多少有关,也与公务系统如何设计、如何部署内部结构和公务人员有关。官民比例需要研究,民众供养了更多的公务人员,而警力仍然不足,需要的不是另增警察,而是重新组织公务系统。

从公务机关的功能来说,如果它们真是对社会都是起积极作用的,那么就将会有助于善治,减少了冲突,这样警察员额就不必太多;如果它们中有一些不仅不起积极作用,而且制造矛盾和冲突,那么就进一步要求有更多的警察去解决冲突。现在,这种“不当使用警力”的现象也不少。

庞大的公务系统,繁多的公务机关,太多的公务人员,且不谈公务豪华和权力寻租的巨大漏洞,哪怕正常运作也耗费巨大且挤压社会空间和公民生活,从而制造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警力问题不是政府是否要聘用更多人员的问题,而是政府怎样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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