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直选制与政治文化间显有矛盾，盖投票前的对立，让传承人治与德治传统的选民情感上不能适应，选后胜负造成后殖民社会的悲情复燃，持久从而分裂了社会，任凭当选者事后戮力逢迎讨好，依旧不能平抚。
台湾政坛最近议论马英九第二任期将站在第一线，不再考虑退居二线。于是有《联合报》社论主张，以后选举应该采“绝对多数制”，来避免搅局者或选举奥步，凝聚当选者的支持度。这个主张虽注意到制度，但未及于政治文化的习性。
事实上，大陆的选举就是采取绝对多数制，但同样重要的，是大陆采取间接选举。台湾以其儒家文化与后殖民历史，也应避免采取全民直选，才能釜底抽薪。然而，人们总是朝大陆学习台湾的方向思考，产生盲点，不肯检讨全民直选的问题。
马英九曾试图遵守政府体制，退居二线，结果忤逆各界，如今站在第一线，巨细靡遗，疲于奔命。全民直选制与政治文化间显有矛盾，盖投票前的对立，让传承人治与德治传统的选民情感上不能适应，选后胜负造成后殖民社会的悲情复燃，持久从而分裂了社会，任凭当选者事后戮力逢迎讨好，依旧不能平抚。
固有文化里的领袖象征道德无私，民主制衡下的领袖却是必要之恶，文化与制度的冲突，导致当选者立刻陷在统与治之间父子骑驴。马英九曾设计委任直选，了解间接选举原本可以保护李登辉超然，如果马英九自己还能在五权“宪法”这样的旧制下，不但有众星拱月，地位崇隆，且以“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不必卷入日常人事与政治。如此建立道德超然，足在朝野或“五院”之间出现僵局时出面调和。
直选后，天不高，帝不远，日常细末不顺，皆归因马英九。偏偏固有文化要求他代表全民，而不只代表选民，以至日理万机之余，尤其要讨好在野选民。但选民情感也受文化制约，多认为自己支持的是圣人，对手是恶魔，败者在情感上已不能把胜者改当圣人，何况胜者也常自诩是道德战胜恶魔。
承自后殖民历史的剥夺感隔代遗传，若聚焦于全民直选的胜败，败者则剥夺感变本加厉，情感上不能接受，于是阴谋论、介入论、作弊论、出卖论不径自走。如此，纵采绝对多数，也难禁绝饱受剥夺的选民与政客源源不绝来搅局，全民直选在台湾制造的情感对立远远超越民主所能化解。
马英九站回第一线固不合根本大法的体制，因根本大法规定行政院才是最高行政机关；他站回第一线且不民主，因为他想让全民爱戴他的愿望，与民主的假设根本忤逆。可见，不论马英九或各方选民，都还是文化人，而不仅是法律人或民主人，以至于选后悲情积压，不接受治理，为反对而反对，犹能引起群众共鸣，深化社会对立。
除历史文化介入政府体制与民主运作，政府体制与民主也引发固有政治文化的变迁。最具体的，是如今选举已公认是最好制度，不容轻言放弃。只是，选举既不能保证政府体制得到遵行，也不能舒缓马英九受文化压力逢迎多方，在求恢复无私无我的形象之际，愈做愈小。
简言之，改采绝对多数并非关键，而是台湾不适合采取全民直选。选举应针对最高行政与立法机关，由于马英九是全民心目中最高的道德维系所在，自然不适合介入行政与立法等猪肉桶般的政治分赃。若要深化民主并使选举成为建立选民对政治体系认同的机制，就必须重新设计全民直接选举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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