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发表文章《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虽然其脑门上还刻着“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和颠覆”这样的骨灰级印章，但主旨却是讨论“以区域区分”取代“民族区分”、“不要突出民族身份”等这样的民族“去政治化”的新政策命题，甚至直接提出了“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 这种具体政策建议。
中共主管民族工作的高级官员将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说明改变实行数十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调整民族治理思路的观点在中共高层中已经相当成熟，甚至已经达成共识，文章很可能只是中共“舆论先行”工作惯性的体现，或者对外界的一种试探，虽然在理论界，这种民族政策改变的呼声早就出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共建政之初受苏联和马列“民族自决”思想影响的产物。1954年实行以来，这个制度没有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反而在今天越来越成为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人为因素。中共今天对外消音，对内灭火，疲于奔命尚且应付不暇，民族问题没有缓解，足见这制度的失败。外面也不乏旁证：美国、巴西、印度实行民族融合政策，取消政治和法律上的民族认同，其成功有目共睹；苏联和南斯拉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已经用分裂为这个政策证伪。现在中共能改变其实行多年的国策，虽然晚了些，也不失为悬崖勒马，亡羊补牢，挽救中华民族之福祉。
但是，即使我们走上了对的路，也是前路漫漫，坎坷也是可见的。这不但是因为民族治理是一个世界性政治题难，而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已逾半个世纪，一时改变会引起受惠于这个制度的少数民族民众的反弹，更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面临着自己特殊的与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宗教相关的难题以及因时代发展出现的新问题。
虽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不多，“民族问题”突出的藏维两族，人口加起来也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但是，两族的人口都是比较集中地居住在西藏、新疆地区的。另外，藏维两族都有自己的特有的宗教信仰和语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都教义都非常严格，其信徒的虔诚程度也非汉族的世俗佛教可比。地域、宗教、语言都是天然地使人产生排他性的群体意识的区别因素，其对群体意识的催生作用甚至不亚于天然的血缘的因素。民族问题若与少数民族聚居问题、宗教问题重合，其处理难度会倍增。而中国的“民族问题”，恰是这种情况。美国虽有1500多个大小族群的人一起生活，亚非拉裔居民和原住民加起来占总人口30%以上，但其人种都是杂居的，并且大部分人信仰基督教，绝大部分使用英语。这也是它能比较成功地处理种族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其正确种族政策的结果）。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聚居，又被不当的政策放大和强化，使历史成为负担；宗教上更不可能以无宗教信仰的汉族，同化那些虔诚的藏传佛教教徒和穆斯林。
另外，今天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市场化为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朱维群也说在市场化下，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是空前的。但是“现代化”包含多个领域，在技术现代化、社会世俗化等方面，现代化有助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意识的淡化，而生态保护观念、多元主义等现代思潮，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交流融合的难度。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多是中国偏僻、生态坏境保存较好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且这些环境及其生态对当地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人员交流，就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且容易受到当地人和国外占有较强话语权的环境保护者的指责。这些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削弱了东部地区经济优势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反而加强了他们保护自己地盘的心理。去年发生的内蒙古牧民被碾引起骚乱事件，其背景就是长期的泛滥采矿破坏了当地牧民世代赖以为生的草地。另外多元主义是当今比较强势的一种思潮，它要求保护不同的文化，使民族“融合”、“同化”很容易被指为对被同化者的一种暴力强权，这也增加了民族工作的难度。
我说的这些难题，并不是说它们是中国民族治理的敌人，宗教自由、生态保护和多元文化保护主义，都有其正当性。只是中国民族治理需要用正确的心态对待这些问题，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在它们与民族交流、国家一统之间的平衡点，是相当难以把握的，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智慧。中国民族大融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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