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之“三八妇女节”全称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妇女争取“男女平等”游行集会以来，至今已走过了100年的历程。我国妇女自然和世界各国妇女一样，为国家独立、解放、革命、建设与发展，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笔者并非女士，然每至此节，却都会情不自禁想起一个人和一篇文章----那就著名女作家丁玲和她写作与1942年3月8日清晨的《三八节有感》。谁曾想过，一篇小小的随笔竟如挥之不去的鬼魅阴影伴随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来到延安的丁玲一生，给她带来无穷厄运，而令人扼腕唏嘘之余也着实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哦，这害人的文字，这害人的文章！祸从口出，此话看来确实不假，然丁玲为此付出几近一生的代价也就太过沉重了。
哦，丁玲，一个怎样的人呢？她与她的那篇《三八节有感》有着怎样的传奇呢？
丁玲（1904—1986），青年时文学显露才华，思想进步，参加中共，曾被捕，后投奔延安，受到当时中共高层热情礼遇，受到毛泽东热情赞扬，称其为“文小姐，武将军”，可抵“三千毛瑟”。但此后，丁玲在革命队伍中却始终坎坎坷坷，一会儿顶峰一会儿低谷。50后一代人大抵都知其革命题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曾获斯大林文学奖，此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令人炫目的文学荣誉。然丁玲命运多舛，几近传奇，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获得安宁；而她的《三八节有感》是一直如影随形紧跟着她并不断为其增添厄运的。为何如此？
其实，丁玲和毛泽东之间，除同乡之谊，还有更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均亲自赴会。
来到延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丁玲多次去毛泽东窑洞，与毛畅谈。丁玲当属热血青年，她要求去前线后（当然主要是采访报道）。而毛泽东则为丁玲唯一一次用电报发送私人文字----为丁玲赋诗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纤笔”指女人纤纤细指握笔；“毛瑟”指军队士兵）。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一女作家，丁玲当荣宠莫甚。丁玲所受礼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
但自从丁玲因故未能赴毛泽东与江青不明不白（未说明是婚宴）的婚宴后，毛、丁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毛以为丁不赞成他与江结婚。
而丁玲的一篇随笔散文《三八节有感》（其实真的写得不错）更加剧了她的厄运到来的速度。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批判。但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一句话保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间合影时，毛泽东问道：“丁玲在哪里？照相坐近一点嘛，明年不要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哟。”说完毛泽东见丁玲挨着朱德坐下时，他才满意地自己坐下。毛放了丁玲一马，这也不能说与毛、丁曾经的私交毫无关系。而王实味后来则被处死抛尸荒野（一说在部队转移是抛入井中）。
新中国建国后，丁玲也曾官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但好景不长，几年后，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反右”时，丁玲先后两次被打成“右派”和“丁陈反党小集团”头目、叛徒，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毛泽东这次没有再保她了。这20年间丁玲所受的屈辱、痛苦真可谓一言难尽，也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几乎每一次批斗会上，她的那篇《三八节有感》都成为她早就“反党”的铁证。可丁玲一直认为毛泽东总有糊涂的时候，毛搞错了，总有一天毛会清醒过来，给她一个公平的。所以当毛去世的噩耗传来，丁玲大哭，她绝望了……
毛在世时没有给丁玲一个“公平”，倒是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哦，丁玲，坐过国民党的牢，再坐共产党的牢，且时间更久遭罪更多----按理，如果丁玲对她的遭遇无论怎样心怀怨恨和强烈的不满，那是顺理成章且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
粉碎四人帮，1979年7月，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前言中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好友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和这样的所谓“称颂”毛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此言似乎让她的好友一头雾水大惑不解，丁玲也为此而遭到一些人的不屑。
重新“翻身出山”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怎样的“成熟”呢？毛、共终于把丁玲真的打造成一个很懂“政治”亦即“顺从、逢迎”的“革命作家”。
在文革刚结束，为能重新回到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
这或许就是她在“政治”上的“成熟”吧，她真的懂了……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丁玲最后一位丈夫）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40年沉冤，这次大白了！”----看来，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应当是在她发表《三八节有感》之时算起的……
我国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没有多少区别，对于历史细节常常是有选择性的忽略或有选择地浓墨重彩，所以常常引导后人进入历史迷雾而不知所踪，心存许多“？”。有学者说：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的义务。每个时代，只有在重读历史时，才能读懂自己，并且在重读历史时，站到新的台阶上。即使仅仅联系到女作家丁玲的一生来看，这话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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