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从文化影响力上来看确实还是一软实力小国。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目前中国还是没有摆脱文化工具论。文体改革就是又想恢复文化本体，又怕文化失控，还是担心一放就乱。
我个人觉得有值得他们担心的理由，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他们扩大了想象了这种后果，那么还有一方面呢是由于控制了。所以文艺的文化的从业者本身也开始自律，这种自律使我们的文化现实主义的精神当代题材接触的非常少，我们在影视中的当代题材相当少，而且我们的影视题材差不多八十年代以后的题材。因为一超越八十年代创作的思维半径就会跨入到六七十年代，而六七十年代是我们国家记忆中的一件不愉快的痛苦的甚至是最好忘却的那么一页。
所以这样一种文化状态是非常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因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文化标准主要的是看是不是在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创作，自由状态下的创作它会充分体现出创作的真诚，那么他感觉到你是在非自由的状态下感觉到你的真诚是打了折扣的，对这种文化他是一种不够尊重的状态。
文化为人民服务逐渐变成文化为人民大众的娱乐需要服务，变的越来越小。我们知道文化的属性有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属性是包含有社会思想力的。但我们谈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谈来谈去把她变成了文艺的概念。
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这一方面包括历史学，哲学，包括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经济学，法学等等。应该都在大文化之类的。但是我们谈来谈去往往谈的是文艺。
文艺有表现当代生活的功能，表现当代的功能就意味着像我们两会代表，比如提出我们到哪里调研了，看到贫穷了，看到腐败了，看到民间和政府的冲突了，我们用口语表述出来，但是文艺家看到这些他首先想到是用文艺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可以用文艺的方式表现吗? 理论上来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践中会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的电视作品中，我们的影视中如果形象化地呈现贫穷，呈现了矛盾，呈现了冲突，比如说广州出现的乌坎事件要是在美国的话迅速可能就跟进出来了一部电影，可能就出来了一部电视剧。电影，电视剧经过文艺家的在创作，她可能提升出更惹人深省的思想奉献。但是在我们这里，这一切作起来都是非常困难。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谈文化都是理念上的，词句的，避开具体事情和具体分析。现在面对总结这10年的执政，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很多，每一个问题在剩下的半年里要继续做好，相当之难， 哪一方面几乎都不可能，甚至我们作为委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再提一个建议说会解决一件什么事都不太可能。
为什么突然加快文化体制改革？
我们这10年都没有认真地谈过文化，因此文化的课题上升起来，谈文化的理念，谈文化的作用的话就等于是放，却不敢。因此只能提升她的体制的改变。事实上是什么：之前很多文化从业者和文化单位，文化团体这类事业单位，就是准公务员的待遇，使本以臃肿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变的更加庞大更加臃肿，所以文化体制改革要从公务员序列切除这一部分，切除这一部分使公务员的队伍至少是政府开支变得小一点。但这会带来文艺从业者和文艺团体，文艺单位的一种郁闷，这种郁闷就是，为什么不在你的公务员序列本身来动这个手术，这个国家富有了，GDP增长了，蛋糕做得很大了，现在要缩减政府开支，不从你们政府职能部门开刀，却从最外边的开始。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情绪反弹的，这是我们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点。
但是我在想如果从另外一点，是不是也意味着假如下一届政府要在自己的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党的机构系统进行简政操作，它需要经验，它需要试探，它需要情绪的总结。
是不是文化体制的这种改动是为以后做那样的事情来先尝试一下？这完全是我个人化的一种良好愿望的揣测，至于是不是这样，现在不知道。但是至少在这次会议上，在我们民盟的建言中，我们会提出简政这一点，我本人就有关于政府部门简政的建言，不是提案，是建言，首先是要表达这种想法。接下来还要继续表达这种想法。
我个人几乎相信，在未来的近十年中，这一点（政改）是要做的，而且我几乎可以确定肯定做。因为什么呢？因为再不做，我们失去机会了。这也有一个抓住机遇的问题，而且当我们这样提出建言的时候，也意味着民间百姓对于这一点的意见已经由来已久。已经相当地大了，因此我个人觉得下一届政府和下一届我们党的班子，可能是会考虑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你看步子很快。在政治改革方面，可能会是碎步、迂回、渐进，但是这三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往往是像花旦一样绕舞台兜圈子，所进的步伐极小。那么未来十年内，我们希望在这一点会加快一些。
政府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政策扶持，会否扰乱原本就不健全的文化市场？
不只是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界定，我们为什么需要繁荣文化，文化和一个国家和时代，和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假如我们只是为了打造一个文化大国的名片，这是一回事。这就变得比较简单了。这就由政府投资，我们拍大片，然后国外的声光高科技，从设备到技术，我们也全部引用，比如说我们的春晚，我们可以使它的声光舞台，可以花一两个亿，但这都是形式，我们如果忽略了内在品质的话，那么这种投入非常有可能掀起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文化大跃进。至少我本人是有这个忧虑的，但是最初肯定会是这样的。
民间的公司也罢，国家队也罢，我们想象出一些题材，上报给有关部门，使这些题材符合主旋律的标准，当它符合主旋律的标准时，资金就吸纳过来了。然后做出一些有主旋律的文化样式，甚至有的可能会重新成为新样板。这样的话，对于其他文化方面，也有着一种引领的作用，也会吸收吸收经验，尽量把这样的戏拍得好看点，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东西，三十年来一直在做。
我们除了建国大业，建党大业，几大战役或者是红色革命题材的电影之外，没有发现有另外的电影能够对当代的生活进行反应，甚至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如伊朗。不如伊朗电影的那种民间烟火的气息，不是说没有，我们有这方面的作品，比如说钢的琴，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但是第一是少，第二它依然是在一个划定的范围内。
我们接着就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电影电视中，偶像剧、青春剧、白领、时尚达人，公司故事，这些题材也开始多起来。我们也拍了好多农村的戏，同时还有很多间谍片。但是假如有一部电影，它是从文革时期开始写出来，首先民间资本绝对不会投入到这种作品中来，因为它的想法就是，万一被枪毙了，我一分回报都没有。政府的资金就目前来看，也不会资助这种作品，不管你解释你的初衷是如何，不管你自我标榜你是为什么那样反应，和怎样那样反应，可能也不行。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多文化中一段历史是空白的，那么资金注入又会按照原来的这种收益模式去做，依然是我们这三十年的文化状态的扩大化。这个忧虑肯定是会有的，甚至可以预见在最初的若干年中，会是这样的。但是亲爱的同志你要知道，梁晓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要关注当代题材。
我们也有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个人责任，我们认为它就是文化本身的责任。我不能参与漂泊历史，也就是说，如果我的作品是反映知青的，那么我就不能不写文革这个大背景，我必须写。 这等于是一种用头去撞墙的感觉，但是一定要有人去撞一下。
我个人觉得，它是对我们国家文化品质的提升，是有正作用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在全世界，在当下时代，在表现呈现它的当下时代的生活时，它回避了，它做得不够，它不真诚，它没有直面的勇气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真正尊重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
如果不尊重这样一个国家的文化，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同行会尊重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的同行。如果他们不尊重的话，同时意味着，它以一种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文化知识分子。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体上在国际上不受尊重，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不认可，那么再进一步说，就是我们的领导人，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领导人的亲和力。
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个乐观主义者就是什么呢？第一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人，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并不甘于像被孙悟空划个圆圈一样，我们只在这个圆圈内来创作，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突破这个圆圈。但是，这还不仅仅停止在嘴上说，一定要首先拿出作品。拿出作品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如果自律了，就是自我动手术，自我阉割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出现文化依然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文改将失败。
如果还有一部分人不这样做，不甘于手拿剪刀自我阉割，而且不止停在口头上，要用作品来说话。那么这个作品今天不能播，明天不能播，我们要申诉我们的理由，我们要强烈要求它去播，只要它一播，它就确实客观上拓宽了一个半径。
在一个省份，有一些官员，他会有这个超前的想法，这就好像乌坎这样的事情，它就发生在广州，但是它有汪洋那样的书记，它就会成为另外的状态，你不要去想在整个北京，在中央部门，发出一个什么声音，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解除，这个思想本身也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想法，那我们要寻找的理解我们的苦心的官员，他一旦理解了，他在某一个省份开始做起的话，也很好。
说美国的垃圾片也经常放，有些在我看来就是垃圾片，但是垃圾片里的某几句台词有时候会突然让我一愣。比如说，台词里会出现“你为什么跟垃圾一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然后第二句台词是“他是我们的敌人的敌人”，第三句台词是“非洲土狼假如也是狮子的敌人的话，那么宁可死在和狮子的对决当中，也不愿变成一只非洲土狼”。
你突然发现垃圾片里的这种对话，它表达出了一种价值观，比如说垃圾片里也在谈“请放心，我们的一切操纵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第二句台紧跟上，“我曾经以为我们做人的原则是在这之上的”。比如还是说垃圾片中的台词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了达到目的，我们要不择手段。那么第三句台词也会跟上，假如我们的手段过于卑污，那就会连目的也会一样的卑污。那么你会看到垃圾片里，它不忘充满这个价值观。
美国的大片，它有一点意识到，就是最商业的电影，最娱乐的电影，它认为那里面如果不加入最普世的价值观的话，它就变成纯粹的垃圾了，它就变成纯粹的商业片，它就变成纯粹的眼睛看的声光杂耍。因此它明白了这点的话，它越是商业的话，它就越是把这点加进去。我们的大片和我们的商业片的操作，是认为：既然已经做的是商业片，我就不要这些了，把这些放在这里，会影响我的票房，会影响商业品质，会影响卖点，这两种思维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慢慢地相信，一切都会变的。
关于文化安全和文化入侵
我们的思维会这样考虑问题，你们过情人节了，你们过圣诞节了，然后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去过别人的节，就会跟着别人走，思维上跟着别人走。
那我要问的是，跟着别人的什么走？如果跟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走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看，那个文化价值观是什么。
如果那个价值观只是交流，向往自由，增强平等意识，关心社会，同情他人，主张公平，那很好啊，那不是跟着西方走，而是跟上全人类进步文化的这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我们的先贤们，也是曾经这样说过，它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人家说的也对，我们的祖先说的也对，它更加证明了，这不是坏东西。有什么可怕的呢？
可怕的倒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些，我们用自己的文化来影响你们，也影响得不够的话，我们出现太多小悦悦事件，我们的一位老婆婆跌倒，大家也怕去扶，而且真的去扶的话，还可能真的被讹上。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人活到老的话，应该越来越善良，假如我们的老人们真的有人去扶，他会心里想：我到老了，最后的一次机会我能抓一把钱。产生这种心理的话，说明太需要一种文化，去滋养我们的心灵了。那么这种滋养的过程中，就我来说，不问东西，不问东西！
鲁迅早就说过拿来主义，我们当时也是支持拿来主义，连毛泽东建国的主张也是拿来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拿来的吗？我们现在还说，新马克思主义，还是拿来的嘛。我们现在不断从人家那里拿来经济管理的模式，企业管理的模式，包括我们民主的程序，我们从举手到按钮，这不都从人家那里拿来的吗？所以现在这种在文化上认为，处在一种企图用我们的文化当做盾，来把人家的文化想成矛，这种心理，它首先就不是一个自然健康自信成长的大国的思维。它首先就不是，这点是必须改变的，而且毫无必要，而且是一种想象。
即使主观意识上是这样的，也要看到，一代领导人又一代领导人，一届政府又一届政府，三十年来，思维是要变的，有一个前提是，世界是平的，这个平的就是你不想变，都会促使你变，还有一点，当然也是我的主观理想主义，我确实对于和我们这一代有共同经历的，曾经有过上山下乡那种经历，经历过文革，甚至也经历过反右，总之从前三十年中国，这样和我们一同过来的一代领导人，我觉得虽然他们可能会成为领导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更理解他们，更了解他们一些，因此也会寄予一定的希望，我这种希望，在我自己认为，可能还不是毫无理由的，只不过是寄予一定的希望。
梁漱溟，曾经是我们民盟的，他在二十多岁青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清末民初。他父亲临死自杀之前，梁漱溟问他父亲，中国可以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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