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今天，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上，“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表决通过。自此，重庆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地方政治实践中，重庆直辖虽然被赋予了不少的含义和美好希望，但其实也就是西部地区和内陆省市的一个重要节点，，或许从历任重庆主官对重庆市情的定义中，可以清晰看出重庆发展的历史痕迹从西部工商重镇到国家5大中心的城市定位。
在直辖之初，国家交办了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生态环境保护“四件大事”，每一项政治任务都不少， 1997年，重庆首任市委书记张德邻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设立重庆直辖市方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第一位的是要把精神‘立’起来，有个干事情的劲头。一有精神，二有规矩，三有人才，剩下的工作就能办了” 。到1998年国企改革高峰时候，全市下岗职工高达40万，对张德邻1998年公开的报道显示，“工人如果连一个就业岗位都没有，还谈什么以人为本？还谈什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老革命很焦急，但是老工业基地的困境，非朝夕可解。这个时候的重庆定位其实是8.24万平方公里、3200万人的重庆，按照重庆话说，把自己的稀饭吹冷就可以了。
直辖第二任市委书记贺国强时期，重庆的定位有些变化，“直辖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构架”，虽然说对市情的认知一如既往，“重庆欠发达的大城市和较落后的大农村并存，经济社会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别很大，农村人口的比重达到80%”，但是中等省的框架认知，已经开始初步发力了，要在周边的比较中提升重庆战略定位，做实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工商重镇的地位。
直辖第三任市委书记黄镇东在履任8个月后接受央视东方之子栏目采访说：我这段时间希望能够给重庆发展打好基础。一下大雨心里就很发毛，山体会不会滑坡，滑下来会不会伤人了。我到市委来工作没有几天，酉阳学校发生了一次事故，印象当中三四百公里路，有这么七八个小时就到了。结果走了14个小时才到。作为交通部长出身的书记，我就感到这种交通一旦出现一些情况，到那儿用通俗的话讲黄花菜都凉了。2002年12月25日，黄去江北城调研，家家户户的屋子里都是破烂不堪，塑料纸挡雨，用上无片瓦这句话形容是一点不过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黄镇东感觉对不起人民群众，深感震动。黄镇东决定把上一届党委政府制定在2020年完成的长江上游交通枢纽建设规划提前十年。“十年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到2010年的时候或者2012年的时候，能够达到2000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那么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就基本上能够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腾飞、后十年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我的指导思想重庆就是要跑步走，我们不能老落后，人家跑一步，我们跑一步半甚至跑两步，把这个距离缩小了，不是为后人创造条件吗”？
直辖第四任市委书记汪洋，对内提出“一圈两翼”战略，认为重庆是小马拉大车，对农村腹地和周边地区的资源整合能力太弱，必须立足全市城镇体系现状和产业发展布局，在以主城区为核心、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范围内，创造条件形成一个具有明显集聚效应、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城市群，带动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发展。汪还提出打好直辖牌，重新发挥直辖效应，并拿到314总体部署和城乡统筹实验区的牌照。
“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胡总的这些定义，标志重庆已经开始定位于中国的重庆了，这是一个不小的飞跃。很长一段时间，重庆就是西部的重庆，处在打基础的阶段，虽然历任主官常常在报告里提出“重庆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实际上，爬坡上坎，殊为不易，内部的生产力布局、大而不强的中心城市与庞大的农村，都使得重庆的内陆物流格局很不畅通，更不要说偏重的产业结构，在海洋经济纵横世界，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过程中，内陆重庆经历直辖10年艰苦努力，已然上升为中国战略，成为“中国的重庆”了。
2007年11月，直辖第五任，也就是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重庆，这位前商务部长一来就提出建立内陆开放高地，并常说“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对重庆从跟跑改革开放到领跑充满信心。2008年1月的重庆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内陆开放”与“城乡统筹改革”并驾齐驱，成为重庆追赶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先声。
由次贷危机衍生的2008金融危机开始产生影响，但是中国加工贸易沿海占9成的格局却也难以持续，虽然随之而来的4万亿对冲金融危机，但中国宏观经济却也因此到了必须重视扩大内需、重视中西部市场的关键时候了。此时此刻的重庆，实际上已经处在全球资本资源要素深度调整的的时期，再加上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国情缩影，三峡库区高达2成的失业人口，城乡矛盾突出、地区差异巨大，统筹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有瓶颈才有出路，历经10年打基础的重庆，开始强势突围、异军突起了。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经济转型任务与社会转型的带来综改区改革，使得重庆逐渐进入中国改革的核心地带。
在开放问题上，“十二五”规划明确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内陆地区开始成为中国开放的重点板块，重庆抗战时期积累的远东指挥中心的国际历史地位和文化地位，加上地处欧亚大陆中轴的战略枢纽地位，使得重庆内陆开放逐渐成型，两江新区、两个保税区的开放平台、连通世界的“一江两翼三洋”大战略、普京重新上台带来的欧亚大陆密切协作的地缘政治优势、全球和沿海产业西进重庆的大浪潮，以及垂直整合带来的国家产业链、价值链重建，使得重庆内陆开放从实践到理论都已经初步形成，对中国崛起、对冲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深远。此时此刻的重庆，施罗德、拉法兰、基辛格等国际政要出没，国际化和全球化加深，常常被叫住扬子江上的“芝加哥”，成为外媒报道中国重庆的别称。重庆，俨然已经是“世界的重庆”了。
在改革问题上，4年时间，从“五个重庆”的现代城市探索、以几百万农民工转户进城为标志的“民生10条”的社会改革探索，到“共富12条”的缩小三个差距的系统改革，重庆试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根子上破解贫富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的制度探索，引起海内外巨大关注，逐渐使重庆的改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符号意义，成为颇具特点的地方治理框架。那就是直面政治层面、政权建设中的灰色治理；直面当下文化价值的碎片化，试图重建核心价值；直面经济建设中的市场分割、要素分割，积极以开放姿态融入世界，打破封闭保守、自弹自唱的内陆市场，通过对农民地权、林权等三权核价，保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直面贫富悬殊、城乡分割带来的社会问题，推动中国最大规模的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标志的城乡统筹改革，以及公租房建设等，这些探索以一个省级行政区的规模和担当，使得重庆发展不但有经济层面的收获，经济总量从直辖超过1000亿元到如今跻身万亿，成为中西部首个万亿城市，在改革开放上更是一路高歌，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区域，重庆对民生共富的关注，已经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从1929年重庆建市，辛亥革命后的四川盆地政治中心东移与30年代全面抗战，区域力量与全国力量风云际会，成就了重庆的世界声誉和历史名城地位，历抗日烽火、西南大区、三线建设、计划单列、重庆西部工商重镇的历史地位由此铸就。但是，真正全面发展，以移山心力推动融入全球市场体系，获得长足发展的，却是直辖15年，这无疑将对未来中国区域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内陆开放决胜国家未来，祝福重庆，祝福中国。长江、嘉陵江两江浩荡、东流如海，重庆，必将以其“双重喜庆”之吉祥，成民生之重庆，佑民生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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