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流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天安门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间长达100分钟。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华国锋分批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华国锋在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时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华国锋还强调说：要在学习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他希望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要“转过弯来”。随后，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的讲话向全党作了传达。
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但是，他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仍留有余地、甚至寄予某种希望的心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但毛泽东两次都把邓小平的问题当做内部矛盾,对邓小平的处理都留有余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的才华。而且邓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泽东,就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所以，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他不只一次地在公开场合下评论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评价邓小平：“他呢，有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30年代曾作为“毛派”的头子第一次被打倒。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件事时还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1960年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北京
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很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他的品格。毛泽东也预感到，他去世后，中国政坛上会有一场较量，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在华国锋同江青这几个人之间展开，“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他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华国锋的资力毕竟太浅，能否驾驭局势，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他临终前，两次见叶剑英，似乎想表达什么。叶剑英也在猜测，毛泽东是不是“还有什么嘱咐？”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毛泽东“以一种特殊方式”把邓小平保留下来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
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有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沉沦，也许，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还会赋予他以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对邓小平来说,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还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这件事。4月8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对中央的决议表示拥护，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1977年，我们国家的差不多是属于华国锋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对华国锋的权威提出疑问。华已经是党中央的主席，同时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一身兼有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一年的春天，邓小平还只是闲居在北京城北的一座院落中。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华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也绝对不会是伪造的。毛泽东在他神志尚清的时候就发动了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故此宣布将邓小平“赶出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将无限的信任寄予华国锋身上。在那个年代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华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的画像悬挂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从最繁华的都市到最偏僻的乡村。画像上的华国锋开始还只是留着个平头，但很快他的发型就改变了，头发沿着额头到鬓角的一条线整齐地向后摆去，看上去有些像毛泽东的再生。在国内所有主要的报刊上，华国锋不仅仅是“领袖”，简直就是毛泽东之后，上天降于我们国家的新的“神明”。
华国锋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两周之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里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
他是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的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常做出的那种神态一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对自己的形象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居然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一时间，他竟忘记了“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的样子。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慈眉善目。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这照片在日后也就成为英明领袖的典型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主席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
为让全国人民早日看到英明领袖花柱系的光辉形象，北京新华印刷厂制作出高质量的华主席像印刷胶版，中央用专机分别送到各省赶印。黑龙江省领导机关从机场迎接华主席像的胶版和样张，用解放牌大卡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车前上方张贴毛泽东和华国锋两位主席的像，车辆旁写着“热烈欢呼华主席的像在我省印刷发行”的标语。华国锋的像印刷好送到基层也是以此形式接送，还召开大会，举行欢迎仪式。
“双庆”持续了整整7天，中国28个最大的城市，全都召开了盛大的集会。包括南京、沈阳、兰州、银川、乌鲁木齐、西宁、天津、呼和浩特、广州、成都、昆明、贵阳、长春、哈尔滨、合肥、杭州、福州、南昌、武汉、长沙、西安、拉萨、济南、上海、南宁、石家庄、太原、郑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描绘说，“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是“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所有这些城市全都热血沸腾，全都给华主席发来致敬电。这些致敬电充满激情，一律地“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律地“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上海市在不久之前还是“四人帮”盘踞的大本营，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就是来自上海。可是，现在就连上海的致敬电也在万分激动地颂扬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了：
铺蓝天为纸，倾浦江之水，也写不完、说不尽这两件大喜事给我们全市军民带来的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那个月里，到处都是诗一样的语言。作曲家谱写了无数颂歌。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那首“交城山，交城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至于诗人，就更是激情澎湃。有一位名叫胡工的人，用“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写成了他的新诗。原中宣部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也发表一首长诗：《中国的十月》颂扬华国锋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现在我们回想起来，那个10月里的事情真是有点奇怪。党中央做出决定，要在全国宣传华国锋同志。可是，谁能说清楚，是伟人制造了舆论，还是舆论制造了伟人？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党中央”。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
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终于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因担心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被证实后，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心情。
他在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然而，华国锋没有立刻对此作出反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在华国锋看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曾作过“重要指示”。按照“两个凡是”，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相反，叶剑英却在为邓小平的复出而尽力。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了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叶剑英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华国锋说的，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但华国锋没有同意。
10月10日，也就是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的当天，“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口会议上说，1975年10月，“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不行，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那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他还说，对于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当时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的消息，他提醒说，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汪东兴表态说，“天安门事件”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汪东兴不满地说：现在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他要求老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使用的南楼5层。不但安排有专人看守，而且还将楼梯上锁而防消息“走漏”。
301医院安排主任医师李炎唐给首长看病。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李炎唐看到首长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邓小平，实在是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早有耳闻外面的传说被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邓小平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流露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但李炎唐却不知道邓小平依然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监视治病。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久，情况出现了变化。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胡耀邦也托人传话给叶剑英，其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谈到1977年的任务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从年初发表的社论来看，也没有提“批邓”的问题。
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虽然不提“批邓”，但并不等于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华国锋还没有松口。
据余焕春回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被推举参加领导《人民日报》社的清查工作，从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很多人对他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回到编辑部后，“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1977年1月7日，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自然李冬民等人很快被逮捕，关进监狱。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 1977年1月8日和25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一位领导在传达华国锋的意见时表示：要写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文件，不要再关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
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
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成为争论的话题。叶剑英在会前就说过，在报告中要对邓小平的表现写得好一些，以便使他能够尽快地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不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他甚至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
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这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他还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方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华国锋还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国锋坚持认为，在邓小平的问题上应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办。他强调说：对邓小平的功过，毛泽东早有明确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过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
1976年4月5日，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对此，萧劲光有过回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铮、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在会议召开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请他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来了，他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一个发言。
不过，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也做了一些让步。他承认，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认为，“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一定推倒。但是，华国锋又不愿意马上让邓小平复出，他考虑应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什么是适当时机？华国锋解释说：“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邓小平的问题正逐步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适当时机”，陈云表示赞同。
不过，在“天安门事件”这一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也肯定，这是在“四人帮”迫害周恩来、压制群众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质上，华国锋坚持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时也承认，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对“四人帮”表示不满，因此，“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
尽管华国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由于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结果，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他坚持要等到“适当时机”解决。在“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
邓小平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写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5月3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说过：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图为21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7月21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并没有沉沦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邓小平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1978年八一建军节，邓小平在招待会上。左起：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资料图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转折，原因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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