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被雾都重庆政治事件搞得云里雾里，在大叫“六四以来最戏剧化政治事件”之快的同时，闻风嗅到十八大前这几年、甚至这几月的“文革遗风”。3月18日开始，部分英美主流媒体将薄熙来事件同毛主义硬生生地绑在一起，大谈中国改革及中共前途。这些都是西方舆论固有的对华片面视角。这种浅尝辄止式的浮躁看法不应该成为西方主流舆论，因为薄熙来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是“毛主义”惹的祸。
美国《新闻周刊》和《金融时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18日至20日发文，蜻蜓点水式地将薄熙来事件同“毛主义”、“毛派经济学”“毛式人物”和“毛时代怀旧感”等直接联系起来，过度凸显中共十八大之前“文革再次来袭或文革余音绕梁”的论调。文章作者不乏政治、历史、甚至哲学领域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对中国政治生态的了解却夹杂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假如没有温家宝那天关于“文革及政改”的一席话，西方谈王立军(专题)及薄熙来事件的“文革色彩”可能就不会有当前这么重。
西方“热处理”毛主义
近年来，中共公开高调提及毛泽东思想（毛主义）的频率相较以往有所下降，更多的还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接替薄熙来的张德江3月19日也特别提到了这三条，而且还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中“说实话、办实事和求实效”。而“实事求是”思想也正好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西方媒体唯独凸显毛主义的做法则和他们看待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专题)开始接权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有关。
习近平(专题)和李克强都是经历过文革的领导人。习近平(专题)属传统意义上的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文革中受到迫害时，习近平才15岁，随后便前往陕西省农村公社插队。李克强也有类似文革遭遇，上中学时文革爆发，高中毕业后被派往安徽贫困地区劳动。美国人现在可以想象奥巴马（Barack Obama)曾在艾奥瓦州农场喂过猪，罗姆尼（Mitt Romney）曾在威斯康辛州农场修过拖拉机，因为这都只不过是个人为实现“美国梦”而进行的自我奋斗而已。但他们却难轻易想象习近平和李克强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文革磨难，认为中国公社大集体生活之艰辛是美国农场无法相比的。
薄熙来及其家人也经历过文革，所以很难想象薄熙来在重庆力主的“唱红打黑”会将重庆、甚至中国引往文革之路。但是，西方媒体似乎存在这种“善意期待”。有人说“唱红”是口号化的政治作秀，“打黑”则是过度高调化的政治赌注。但是，如何解释市井传唱红歌的娱乐化做法？如何解释民众对“打黑”到位的大快人心？薄熙来“唱红打黑”本身没有错，但它要有一个“度”。
对中共领袖个性“若痴即迷”
西方一直痴迷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化表现，比如“霸气、超然与孤零”毛泽东、不倒翁邓小平以及个性鲜明的江泽民等。
只要中共一党专政不变，只要毛泽东头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西方有关毛主义的各种说法就不会终止，西方片面化促使中国政治改革的意图就不会转变。但西方能够真实了解中国的土壤还是存在的，只是有时它们的理解会偏离合理轨道而已。
胡锦涛2012年1月1日曾发文警戒中共党员，外国敌对势力正努力通过文化影响力或文化霸权西化和分化中国。《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解读时直接认为，胡锦涛发起新的文革。其实，胡锦涛所言非虚，毕竟过去的1年有关“中东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的西方炒作是存在的。而美媒的“文革”解读则再次凸显了中国“软实力赤字”的严重性。在这里，中共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做好外宣工作，发展和强化软实力。
为了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掌管宣传工作的李长春10多年来一直在强调外宣工作的重要性。但相比其他中共官员，他更倾向于提及“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措词，很容易引起西方国家的负面化看法，这从propaganda（宣传）一词就可以看出。为此，中共需要调整宣传策略，逐步适应国内外舆论及国际地位变化，在强调“走出去”的同时也要注重“引进来”，并增加对境外媒体报道的宽容度和包容心，以此让西方更为接近和了解真实的中国，少些偏执的雷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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