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问题却一波三折。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把他推上了“总设计师”的位置。
1975年9月，毛远新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多次向毛泽东进谗言，说什么“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那时仍然坚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绩”，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文化大革命”，甚至不赞扬“文化大革命”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老干部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自由，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而这期间，康生也乘邓小平离京之机，向毛泽东进谗言：“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处理邓小平的决心。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反映迟群问题的信的指示，实际上，这便是之后大规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端。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教育整顿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们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不久，“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被召到北京开打招呼会，王洪文有意吹出风来说：“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分团长……”
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3期刊登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以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为幌子，把教育部长周荣鑫根据邓小平整顿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所作的讲话说成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批“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是把教育“扭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把调整科学、教育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说成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等等，在文章结束时，又有意将所谓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说成“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组成部分”，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开始了。
“四人帮”鼓动他们在各地的爪牙，利用舆论宣传工具，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1976年1月8日，为祖国和人民操劳一生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15日，召开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因病未能出席追悼会。报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对追悼会的情况只作了很少的报道。“四人帮”的意图是：必须把周总理忘记，本来应该继续完成周总理遗志的邓小平也必须打倒。
1976年2月6日，“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人身攻击几乎公开化。《人民日报》号召同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2月7日，华国锋出任代总理。2月10日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明显攻击那个“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的人，邀请外宾到北京大学参观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言论和活动的展览。《人民日报》也于13日发表文章批判所谓的那些“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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