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并不是从大众文化开始的，现在关于对大众文化中反智倾向的指责显然忽略了基本的事实真实。大众文化中反智现象的产生并非来自对真正的文化精英的痛恨和疏离，而是对于自上而下的反智文化安排的反抗。我们知道，四九之后的文化建设是从对传统的彻底破坏开始的，而破坏的基本方法便是对于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和颠覆。为了红太阳升起的需要，极权主义必须建立自己的“新话”（奥威尔）体系，文化建设便是一场对于文化传统的彻底革命，所有来自深厚传统的精神脉络都是革命捣毁的对象。在专政阶级的强大机器面前，文化的自由传统与精英立场都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空间，一场空前的文化反智主义运动几乎摧毁了传统的文化底座。这种自上而下经过权力机构安排、有暴力机器推动的文化反智并不是出于大众文化立场的表达需要，也非文化发展的规律所在，而是一种政治集权运动中的文化统治。此番运动正如《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任何关于人性的文字都会成为对于这场革命的反动。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文化反智作为国家意志行使之时，文化已经失去了奥威尔所说的“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张爱玲只能伤感地承认：“个人即使等得起，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在反智主义的文化安排中，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需要向社会开启民智，而是要关闭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通道，只让“新话”体系来担当文化的传播任务。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酿成人间最大的罪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进行的文化反智建设，以此培养了成千上万艾希曼那样的“恪尽职守”者。文化的反智中对于精英的否定是从权力的需要开始的，精英代表了文化中的坚硬部分，往往会成为文化的反智运动中的阻力，因此，文化的反智运动会首先拿精英开刀。一方面否定文化传统中的经典，一方面打倒文化传统中的精英人物。由统治集团推行的文化反智运动其深部根源在于对权力的掌控欲望和对权力的极度焦虑，极权主义的社会化成功是建立在对于自由的消灭之上，为此，这种权力也就建立在每时每刻对于自由的恐惧之中。极权的日常化维持便被迫进行杀戮，避免杀戮的唯一途径则是消灭所有异己的思想，任何异己的思想都会当作烧毁自身的火花。因为极权组织时刻体验着对于自由与真理的恐惧，所以他们必然要关闭民智，只有全民成为“无不同政见者”之时，握有权杖的集团才稍敢放心。人性的局限和弱点导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会出现一批“无不同政见者”，他们会忠诚地执行对自身自由的剥夺。索尔仁尼琴发现，这些“无不同政见者”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自由。----人的自由和鸟的自由。这样的“无不同政见者”还想成为对自由恐惧的继承人，只不过他们只是对利益的恐惧而已。由于恐惧妨碍真理的出场，恐惧摧生谎言，只有谎言才能暂时为权力和利益的拥有提供按摩和幻觉。文化的自由被文化的反智诺言挤走之后，从新构筑的意识形态会迅速占领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一种比暴力更可怕的对于人们的牢固奴役，但是这种奴役照样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令人迷狂。在暴力压迫之下，由于恐惧会造成谎言强大的生存力量，谎言比真理更能提供生存的安全感，这种情况下，被掏空了精神的人们并不需要真理，只需要生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仍然无法理解在反智文化的巅峰时期，连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大家也要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并彻底否定自己本来对于真理的坚持。
当然，也就无法责备郭沫若之类的写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样的旷古奇诗。在文化反智构筑的庞大体系中，“无不同政见”和不断地重复谎言不仅可以掩盖自身的人格缺陷，还可以体面地获得生存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化反智能够培养出申纪兰这样“平庸的恶”。
文化的反智主义构建又是从消灭世俗生活展开的，因为世俗理性可以消解极左信仰对人心的束缚，当反智主义凌空一切之时，世俗理性恰恰可以回归常识，因此也会成为文化反智的敌人。世俗理性只需为日常人生解决实际问题，是一种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作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世俗理性对反智主义的乌托邦蛊惑不感兴趣。在文化反智主义的运动狂潮中，任何对于世俗生活的坚持恰恰是一种人性的胜利，这种境况中的世俗理性最接近真理。在文化反智主义的日常化中，许多心灵已经彻底麻木，渐渐地将反智当成了一种生活的常态，极权主义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胜利曙光。世俗真理也存在于自由中，必须通过自由才能对自由形成影响，并进一步保证自由与真理的联系。文化的反智构建中，也必须把自由视为大敌，消灭了世俗理性、真理兴趣和文化自由才有可能使反智主义向极权主义过渡，否则，自由会给它投去致命的痛击。文化的反智主义常常宣扬自由的坏处，认为自由是秩序的破坏者，同时强调世俗化的真理追求是一种丧失了崇高理想的伪自由主义。只有文化的反智构筑的文化偶像才能成为崇拜的对象，每一个人的世俗生活也必须是按照文化的反智主义构建的标准进行统一设计的模型，日常的世俗生活不允许逾越这种标准而进行个性化的创新。文化的反智运动席卷而来的时代一定是消灭个性、要求统一的时代，任何不同于反智标准而出现的个性均会视为另类，也会成为文化的反智主义熏染下哄客们的讥讽对象，还会被集权实行专政。长期的自上而下的文化反智造成的民族性格会发生顽固的变异，最终的效果不是精神的被俘，而是精神的丧失，是精神对于客观世界的彻底抽逃。与精神被俘不同的是，精神被俘还意味着精神有着回归自身的渴望，意味着精神不甘于永远沉没于束缚的羞侮，而精神的抽逃意味着精神世界的丧失，最终已经不再是奴役和自由的问题。奴役中的精神需要拯救，能够感到奴役的心灵证明精神尚在健康，奴役中拯救的渴望本身是一种力量，这力量来自清醒和方向。奴役中拯救的呼唤已经宣告了对文化反智主义建设的胜利，证明文化的反智在精神自由尚在的心灵中失败而归。对于拯救的渴望与对于自由的热爱和对于真理的忠诚有关。自由的兴趣会使文化反智中的谎言构建成为沙滩上浓妆艳抹的形象工程，脆弱的不堪一击。对于真理的忠诚会捍卫世俗理性，在捍卫常识中捍卫自由，文化的反智活动在这种真理的坚守中无路可走。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文化的反智主义并不是精神的异化，而是精神在被掏空之后的心灵出让，其中也存在一种利益与安全的交换。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于现实的逃避，因为逃避意味着对恶有着清醒的价值判断。进入文化的反智建构中的心灵已经出让了精神和自由，心灵已经甘愿成为文化反智浪潮的舞台，最后，甚至拼命捍卫对于自我精神的全面专政。我们见到最多的是至今仍有大批的人对于屠刀激情澎湃的歌唱，一些体制画家对于文化的反智运动创造的某段重大历史谎言的浓墨重彩。
文化反智主义运动的长项是创造历史，也就是“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它会告诉你历史的“事实如此”，每个人必须在这种历史的前提下展开自己的心理活动，“历史知识”也必须进入日常生活的范围，不可怀疑。任何一种文化的诞生都非偶然的存在，它一定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传承，当文化的反智活动割断了真正的文化传统脉络之后也一定会创造一种“逻辑”的文化历史。
这样不能说文化反智的创造主体自身是反智的，反而具有理论建设的深谋远虑与合法性考虑。虽然波普尔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也就是说历史本身具有开放性，历史解释不存在权威，只存在可能。但是文化的反智主义对于历史解释是垄断性的，个人无权私自解释历史，甚至会把历史解释上升到国家安全的程度。文化反智主义的构建体系会利用各种权力手段阻止历史解释的个人判断，这就是为什么高华的声音一直被排斥在有效控制之外，至多成为流浪在乡野的历史徘徊者。历史的真正面目已经不乏没有文字记录的孤魂野鬼，即使文字的记录也必须纳入文化反智机构所设立的检测和过滤系统。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化以反智为特征，那么靠谎言打造的历史会成为一种崇高。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谎言在神圣目标的名义下，被认作神圣的责任。邪恶以善良的名义被确认”。历史又总是以总体目标的名义为反智主义寻找理由，谎言文化便成为反智主义的核心，同时也成为重新“打造”历史的核心。自上而下的文化反智运动所“打造”的历史其兴趣在于让“历史”为今天提供“智力”支持，它不会从历史中打捞关于历史新的证据和遗忘。文化反智主义的历史观更不会对人类的生活史发生兴趣，因为世俗生活的历史照样会冲垮由文化反智主义精心构筑的“历史知识”堤坝。波普尔说的关于政治权力的历史被提高至世界历史的地位正是基于历史的势利，政治权力向来利用文化的反智主义来为自己开道，一部政治权力史也就成为国际犯罪和集体屠杀的历史。
人们往往只看到的是政治权力的显性暴力，而很难察觉它的屠杀早已从宰割历史开始，也就是人们常常引用的，当一个集团开始焚书的时候，已经离焚人不远了。历史经验也使我们知道，一个集团开始掩埋历史、宰割历史的时候，其暴力的机器也已经开动，只是人们常常以拥有那些“历史知识”为荣，或者认为那些耸人听闻的极权主义的危险只是些历史传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可以利用一切历史的、文化的、暴力的手段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历史文化“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最终使这种暴力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常规化。人类历史上不乏对于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苏联为了完成革命导师的下达的总体目标，大规模驱逐知识分子为了建立革命的新“秩序”，中国的文革也使这种反智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达到了人类罕见的境地。专制和极权之所以如此痛恨知识分子，是因为列宁所说的完全是革命道路的需要，有这些了解历史、相信历史、热爱自由、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就无法完成革命文化的大规模建设，这些知识分子也会成为牵制制造历史谎言的斗争资源。尤其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拒绝思想与生活的分离，他们会坚持自己像思考的那样去生活，去为自由而斗争。他们睁着的双眼关注的是个人的自由和人类的命运，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战胜黑暗的，他们普遍感恩耶稣的鼓励：“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李慎之曾经总结了中国专制主义的几大特点，其中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专制或曰愚民政策，对于历史、文化的统一专政也是对整个社会实行专政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对于历史和文化的专政不仅存在于对社会暴力专政的开端，还会存在于暴力专政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这种专制政体的结束，其文化的反智还将遗存多年。
文化的反智运动并不是完全只顾毁灭或破坏式的，专制主义知道过分掏空了精神的群体虽是乌合之众，但依靠武力维持“秩序”的成本会成倍加大。另外，长期的武力维持也不符合他们标榜的道德正义，所以，专制政体中的文化反智集团会进一步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由于人性中的弱点，在这种建设需要的利益面前，许多文化资源也会趋之若骛。正如胡秋原先生所发现的，当年在上海“左联”中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那些人，实际上在实行一种文化专制和独裁，他们不准实行文化自由。其专横的言行态度，只能按照他们设立的文化建设标准去革命，结果把文化发展引向了歧路。从文化反智主义的本质来看，这些革命化的“左联”文化依然是一种反智文化，因为它依据的不是内心的自由和知识的独立，而是以某种政治形态为文化建设的参照。缺少了独立自我中的生命私语，也就不具有基本的文化纯净生态，它获得的文化条件往往是一些文化之外的因素。革命文化中的这种文化的反智直接参与了对于人性的剿杀，其专制态度往往更具有对生命和自由的杀伤力，只是人们很容易被这种浪漫激情所迷惑。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时已经发现了革命激情点燃后出现的主要特点，就是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并且从人们头脑中清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的思想。乌托邦点燃的革命激情其骨子里面是一种深刻的奴性，它表面的破坏力来自于对真理的无知，文化的反智活动是为自身的虚弱壮胆的呐喊。文化反智运动在革命之后的建设中往往把人性改造作为公意，从而不惜运用国家机器对文化传统和道德基础进行改造，在此之上是专制集团逐渐巩固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革命与反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革命的前提是让文化的反智运动锣鼓开道，革命的道路需要反智主义为其充当“文化”鼓手。文化的反智会为革命描绘美好的理想，然后以文化的名义进行反智运动，以自由的名义对开放的、自由的文化进行堵塞和灭杀，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对人们进行专政。文化的反智主义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们的理想和幸福的未来，为了让人们相信天堂般的未来，必须放弃当下的生命关怀。这种由文化的反智主义、文化的专制主义酿成的极权之下的噩梦不用走进遥远的历史洞穴，只有到薄熙来主政的雾都即可感到那种古拉格的气息。
波普尔曾经告诫人们不要轻视国家伸手主导文化的权力，这种权力超乎了公民赋予国家权力的范围，这不是保护公民自由所必要的。超出了必要范围的国家权力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尤其当国家权力伸向精神领域和私人生活之时，也就意味着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最后堡垒正在丧失。在自由民主国家，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决不退步的，也就是公民的权利决不给极权主义的萌发留有一点儿可能，必须把国家权力的伸延限制在蠢蠢欲动的状态。因此，自由民主社会，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文化自由对自上而下的文化反智保持了高度警觉，由民间社会进行的反智文化恰恰是对国家权力统治的一种对抗。一般来说，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需要国家为其提供文化生活和精神模式，文化和精神只在私人的自由选择领域。之所以国家不能提供文化是因为国家作为一种机器和工具其本身无法创造文化，也并不能掌握文化，国家的目的不一定符合文化的目的和每个人的目的。国家的目的要求每个公民的信仰和服从，而文化恰恰是消解和对抗权威的。国家的必要之恶不喜欢文化的开放性，也不愿承认文化自身的生态系统。自由民主国家由于受制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契约，国家不敢轻易侵入公民的文化生活，因为人们知道，国家主导的文化代表了国家意志，国家意志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必要的张力。
任何工具性意志服务的只是工具的强大和专政，公民的个人意志是生命的自由和权利。相反的是在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社会，人们不仅不能警惕国家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扩张，还会在文化要求方面嗷嗷待哺。这里危险的根源不是逐渐养成的国家权力的肆虐，而是那些大批被抽空了心灵的人为文化专制摇旗呐喊，或者以受虐为荣。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这样描述人们的受虐理由：“他们常常不知所指，不知用自由来做什么，甚至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既认识不到给他们带来精神恐惧的无耻，更认识不到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野蛮地剥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明白这种理论的欺骗性。”人性中的受虐心理为极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受虐冲动还表现在一些人对文化反智的热爱，因为他无法离开集体而陷入孤独的思考，只有把自己的精神全部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力体系才有安全感，同时感到集体主义带给自己的荣耀和归宿。
文化的反智主义之所以在极权主义运动中能够起到先锋作用，起初并不是借助权力机构的暴力机器，而是完全借助于人们的受虐冲动。人类中总有一些人害怕自由，自由会使之产生孤独和不安，会令人失去所有的荣誉感和人生目标，所以，一些人历尽劫波到死还要为自己寻找“组织”，或者渴望得到某种专制印章的承认。虽然说自上而下的文化反智建设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奠定了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积极参与为极权主义的骄横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持。弗罗姆发现，与其说人类天生渴望自由，不如说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臣服愿望。对于臣服的摆脱则是理性和文化的开始，在理性和文化缺失的地方，这种臣服的本能会成为一种服从的力量，自由已经无法与之势均力敌。人性中渴望臣服受虐的心理是反文化、反智主义原动力的重要条件，否则，反智主义不会有畅通无阻的市场。日常的世俗生活实践中，自由也常常敌不过受虐臣服的吸引，受虐的群体心理是一种绝对优势，因为自由来自个体的独立，群体拒绝思想。思想产生于孤独的个体，任何优厚的物质条件大多是思想自由的障碍，思想是专制的天敌，思想是文化的灵魂。所以，文化的反智主义恰恰利用了人的受虐冲动而把思想自由视为异端，何况集体无意识中根本就排斥思想自由。现实人群中总有司马、成虫和李实名这样的受虐急先锋为反智主义的前进高奏战歌，身后不乏红歌队伍的跟进。文化的反智主义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同样的是，极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反智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一个相互依靠的整体，它们的合作与邪恶的起源一样古老，只是近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才限制了它们合作的程度和范围。现代政治文明也只能将其限制在各自的笼子里，但永远无法将其消灭，因为政治文明无法改变人性，只能防范人性邪恶的伸展。
文化的反智主义和文化的专制主义之下，必然产生文化的犬儒化。这不能完全解释为他们辩解的生存策略，文化的生存不同于生命的生存，文化的生存本身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和生产，其本身主张一种方向，因此，犬儒化的文化生存已经标准地犬儒化了。文化的犬儒化已经使之不再像古德纳说的那样：知识分子的文化意志形态的最深层的支柱，是他们对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自豪。而是转变为对于自由的恐惧，和对于生存幻觉的迷恋，所以说，文化的犬儒化强调的是文化的生存策略，实际上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生存。任何犬儒化的生存都已经远离了对于真理的热爱和对于自由的渴望，没有了文化自由的文化与反智主义形成了谎言二人转，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东方专制主义施加的羞侮。专制主义土壤中的文化犬儒化并不具有古希腊犬儒主义的思辨背景，这种犬儒文化只是文化反智主义的一种延伸，本身不是对于外在生存环境的抗拒，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无信仰的生理性生存之上。
应该说无信仰的文化犬儒化潜藏着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种子，往往也是暴力的开端，他的目的和逻辑与自我的非罪一脉相承。也就是在表面的犬儒化之下，埋藏的则是伺机待发的“自是而相非，自贵而相贱”的劣根性。他强调的固守自我世界，强调的爱与宽容是虚伪的，因他没有忏悔理性的信仰基础，所有的利益计算都是围绕自己安全和安适而进行的。文化的犬儒化不但拒绝超验的价值维度，而且还漠视经验世界，同时还强调自己文化的专业语言与生活语言的隔离是一种特色的水准。虽然犬儒化是从文化反智主义的去精英化而开始的，但是文化的犬儒化又常常以精英的姿态自居。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的犬儒化往往对事实的解说存在兴趣，它的理论逻辑建立在对抗事实真实的立场上。时间的不可逆，使得任何事实无法再现而只能进行解说，事实的唯一性与解说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给文化的犬儒化提供了学术舞台。于是，犬儒化的文化以细密、繁杂的事实解说拒绝了对当下发生事实的介入，其发展的极致已成为反精神、反价值、反意义的逻辑游戏。过去，人们习惯认为文化的犬儒化是无信仰的，但事实是这种犬儒化是反信仰的，至少他认为信仰无法给他带来生存的安全。这是文化的犬儒化一次重大的价值偏离，超验的信仰关怀的中心不是文化的社会功能，而是个人得救，文化的社会功能对于超险信仰来说只是第二位的。犬儒化是借拒绝世界的真实而想达到自足，恰恰相反的是他既未能改变世界，也未能完成自己，只是以对世界的恐惧而变成对信仰的恐惧，对自由的恐惧。说到底，尽管文化的犬儒化常常标榜自己的价值确定在抛弃了价值判断的工具理性之上，但他们恰恰未能逃离出去。他们的去价值判断又恰恰是一种利益取向。之所以对世界充满恐惧，是因为他是十足个人主义的自我利益的守卫者。犬儒文化并不是没有利害标准，而是他本身就是标准，他的标准又恰恰是对文化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起源的参与，因为他不相信除自己之外还有更高的普世标准。
强调自我价值的犬儒文化最终并未能拥有文化中的自我，他的犬儒化状态只是一种被挤压掉精神自由的物质化生存，这里仅仅是失去了精神舒展的自我，最终丧失了自我的物化而已。最大的危险还不仅此，在犬儒化极度的精神收缩之后，文化的专制主义已经长大，最终，文化的专制主义还会把这种文化的犬儒化列为专政的对象。文化反智运动的巅峰时期文革中，犬儒化的知识人并未能固守在自己的理想田园之中，他们遭到的专政暴力并不亚于为真理而斗争的人。阿伦特深刻地发现，犬儒主义是文化的反智主义的政治效果，“洗脑的最确实的长期结果是某种特定种类的犬儒主义----绝对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实性。无论这种事实性是怎样圆满地得到了证明。换言之，长期和全面地用谎言代替真理的结果不是谎言现在被接受为真理，而是真理在被诋毁为谎言，而是我们据以在真实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真假范畴乃是达到这一目的精神的手段之一----被摧毁了”。这样一来，自视清高的犬儒主义实际上早已加入了反智文化的阵营，成为与文化专制主义的紧密合作者，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了生活中的幻觉和谎言。实际上，阿伦特还发现，比极权主义运动的成员们的无条件忠诚和对极权主义政府的广泛支持更能扰乱心灵宁静的，是这些运动在社会上不仅对暴民，而且对精英产生无可置疑的吸引力。“一些艺术家的异想天开或学者的天真，以及一些著名人物，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同情者、同路人和注册党员中可靠的人”。有趣的是这些人常常是以犬儒化的姿态而自居，在他们漠视现实的等待中，一旦有激情点燃心中沉睡的邪恶，其暴力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这也便是文化的犬儒主义十分复杂又十分分裂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因为奴性幻觉在他们心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文化的反智主义进入极致状态的社会是进行高度的文化控制，所有的文化建设成为一种摆拍，以此塑造专制和极权所需要的文化偶像。这种情形之下，又会有大量的应制文化出现，在任何朝代都不是一个特别令人罕见的现象。即使是曾经自诩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也难得不去献媚，但这种状态中的文化专制已经羽毛丰满，对于各种应制和献媚行为也不一定纳入专制建设的权力中心。文化专制主义的摆拍是按照领袖意图进行的文化偶像设计，这种根据严密的逻辑和完美技术打造的文化谎言胜过了事实真理。事实真理多具有偶然性，其本身存在着各种缺陷，这种不完美性往往很难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但经过摆拍打造的文化偶像超越了事实真理的真实性，本身不存在人们苛求的缺陷，这种人世间无法找到的完美形象会迅速捕获人们的心灵。越是遥不可及的，越是完美的。这类高大全的完美形象超越了人性的真实，一定是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没有超验信仰基础的专为他人服务的行为模式中，人们又很少怀疑其现实的真实性以及效仿的危险性，所以，一个荒唐的时代过去，很少有人在当时察觉到其中埋藏的极权主义文化的阴谋。文化摆拍中倾注的大量道德油彩进一步扭曲了人们的视觉真实，偷换了真理的内容。尤其在青少年一代身上产生有效的影响，而摆拍的制造者以此获得了以德压人、以德杀人的武器，甚至要以此为依据给公民建立道德档案。
作为被摆拍者虽然进入了文化控制的中心，表面的光鲜与花环之后是生命的彻底悲剧，因为他已失去了一个自由人所应有的基本的自由，最终以文化模具的身份走进了历史笑柄。文化的控制者以为文化控制靠文化摆拍不仅可以在短期有效，还可以长期影响历史，因此，所有专制主义与极权主义从不会放弃对此的热衷。法西斯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以此扫清屠杀之路上的所有人性障碍，希特勒要求：“不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车、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以及竞争意识就行了。青少年的思考力，植根他们服从指导者命令的服从心。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领袖抱着一种憎恶。让他们深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就是公敌。”青少年或者全民必须与领袖批准的偶像保持一致，领袖会在适时的形势下颁布向那一位偶像学习的号召，于是会形成一个国家全民性的学习临时偶像的一次次高潮。尽管这种摆拍的临时偶像大多是底层的普通人员，但越是如此，对于民众来说越具有吸引力。失去思考的民众很难从偶像身上发现其缺少基本的人性真实，而会以其伸手可触的生活地位找到自己的参照，以此作为切实可及的榜样对自己的人性进行打造。普通人很难知道这些偶像身上本有着常人一样的劣迹，但在文化控制的拍摆中被精心剔除了，留下的只是涂抹了文化油彩的躯壳。经过理想化和逻辑化的偶像塑造，偶像的确是超乎普通人的一种完美，他们的身上普遍没有自私的成分，他们生来就是专为他人的。阿伦特将此看作不是对现实的美化，而是被看作是提供了对现实的完全替代。所以，这类偶像如果不是死去后才进行涂抹的，便是被摆拍后剩下的生命历程已经极短，以至于人们很难在现实中遇到有着真实呼吸的他们。这类摆拍文化偶像的另一些特点则是他肯定不是有思想的公民，只是对国家无条件的服从。也从不会去监督政府，因为他就是政府机器上的螺丝钉。他更不会有开启民智的言论，他会苦口婆心地告诉你国家正在带领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别尔嘉耶夫曾经引用普列恩的观点说，谎言文化是一种系统化的、隐秘的纷争，表面上一统天下。“诺言要与真理作对，哪怕这真理显得是有害和致命的”。本来，文化的价值在于承担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飞升的手段，但它被控制之下就变成了目的，成为压制人们自由的武器。
人之所以沦为偶像的奴隶，除了极权主义的精心设计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如何对待真理与自由的态度，如果失去了捍卫自由的兴趣，即使是曾经的革命者也照样会沉迷入犬儒化的、反智化的偶像谎言之中，长期浸淫其中，还会对谎言和专制深信不疑，甚至对于真理发出轻蔑和嘲弄，认为真理是幼稚的不识时务的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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