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4821”，人们也许会以为是一个秘密工厂或代号工程，其实“4821”是1948年中央选派留学苏联的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的别称。他们当时被派去苏联学习，是为了建国后的社会发展做准备的。而在文革中，这21个中共高干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个不漏地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革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但“4821”这个称呼却被他们保留下来了。
2000年，赴苏“4821”同学聚会留念，项苏云（前排左一），李鹏（中），邹家华（二排左五），叶楚梅（前排中），叶挺长子叶正大（后排右二）
“4821”成员组成
1948年，为了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选送21位“根正苗红”的年轻人去苏联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对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并规定学业完成之前不准谈恋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这21名高干和烈士子女分别是：前排左起：贺晋年之子贺毅、谢子长之子谢绍明、项英之女项苏云、任铭鼎之女任岳、罗炳辉之女罗镇涛、叶剑英之女叶楚梅、高岗外甥江明、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中排左起：李硕勋之子李鹏、崔田夫之子崔军、张宗逊之侄张代侠、叶挺之子叶正大、王稼祥义子朱忠洪、杨琪之子杨廷藩；后排左起：刘伯坚之子刘虎生、叶挺之子叶正明、任作民之子任湘、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浩之子林彪之侄林汉雄、高岗之子高毅、萧劲光之子萧永定。其中有19人是中共党员。
在这21人当中，李鹏入选“4821”是李富春、蔡畅夫妇推荐的，他也是唯一在企业工作的，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邹家华则担任中共松江省（大致位于松花江右岸）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叶楚梅是“4821”中的4位女性之一，后来成为邹家华的妻子。在他们21个人赴苏之前，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国际俱乐部为他们开了一个饯行会，时任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岗、林彪、陈云、李富春悉数参加。
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林彪、高岗、陈云等
1948年9月2日，21个“红孩儿”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其身份是非公开的，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苏联方面将他们安排在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城补习俄语，直到1949年7月。
“4821”的大学生活
当时“4821”基本上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校。
但中央对他们选择专业是有指导性意见的。东北局曾经指示他们学经济和工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向“4821”传达了更明确的意见，就是不要学政治，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政工干部。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要学文科，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1949年9月前后，赴苏留学的21个同学分别进了不同的大学，慎重选择了自己的专业，正式开始了在苏联的大学学习生活。罗西北、李鹏、崔军、林汉雄、贺毅5位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晚一年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的萧永定选择了电机系；邹家华、刘虎生、张代侠等报考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叶正大、叶正明、朱忠洪等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杨廷藩、任岳、罗镇涛等报考了莫斯科财经学院；项苏云考入了莫斯科纺织学院；任湘进入了莫斯科地质学院；谢绍明、江明报考了莫斯科农学院；叶楚梅进入了莫斯科大学。
“4821”留苏期间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2月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泽东和周总理题词。毛泽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告诉毛泽东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泽东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张宗逊之侄）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贺晋年之子）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高岗之外甥）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恩来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大家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在大学的四五年时间里，除2位同学因病提前回国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学都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的学习任务，于1954年前后先后回国。
经历文革成“苏修特务”
然而，谁也无法预料，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4821”群体，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他们因为留苏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迫害。
21人当中，文革期间受罪最大的是罗亦农之子罗西北。水电系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的时候，罗西北正在以总工程师的身份领导建设黄河刘家峡水电站。他全身心扑在自己钟爱的工作上，无论道德品质还是工作业绩都让造反派无懈可击。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罗西北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成了当时刘家峡工程局唯一幸免的领导干部。
可是，1968年6月，罗西北突然成了“隐藏最深最深的阶级敌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刘家峡工程局的大院。
之后，他被勒令去打煤砖、挖臭水沟，甚至被支使去打扫女厕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后来，罗西北被关押在单间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经历过的每一件小事，诸如在东北做地下工作时每一次发报的电报内容。达不到目的，专案组的人便反复地折磨和摧残他。他们把关押他的那间“牛棚”的窗户用牛毛毡钉死，把小单间变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准出屋。就这样，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被打倒了：罗西北的身体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出现了神经反应症状……
崔军是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领袖崔田夫之子。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在黄河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兼质量处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开始后，由于一大批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打倒，青铜峡工程整个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生产形势也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铜峡工程局的两派“革命”组织“联总”和“工司”在青铜峡黄河大桥发生武斗，一青工在夺取火车头的“战斗”中不慎掉下来被火车轧死。事后，崔军去看望了这位青工的父亲，一位老浇注工人，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崔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几句安慰话竟变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铁证。次日清晨，“打倒杀人凶手幕后策划人崔军”的大标语贴了出来。几天后，除了“杀人凶手”外，崔军又被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7月底，他被红卫兵抄了家，技术资料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及笔记，被革命小将撕的撕，摔的摔。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学生、外国教师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一块游泳、晒太阳的照片，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珍贵的技术资料和文艺书籍被销毁，照片和纪念品被抄走。崔军被关进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后，他每天胸前挂着重达二十多斤写有“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大铁牌，戴着二尺多高钢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的词语的衣服游街，被人拳打脚踢，用指头粗细的钢筋棍抽，受尽了屈辱，吃尽了苦头。造反派扣发了他的全部工资，每天只给一毛钱吃饭。一毛钱，崔军天天只能吃个半饱，还要去干重体力活，打风钻、搬水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和罗西北、崔军大同小异，“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残。谢绍明在沈阳被隔离审查，每天就是两件事：干重体力活，接受批斗，饮食上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邹家华被关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给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饭洗碗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长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结束前后来到北京，不幸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平反后大都成各领域领军人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亲笔批件，让中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单上21位同志的情况。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
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1981年2月，李鹏出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4821苏修特务案”被认定纯属冤假错案，全部“平反”。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林汉雄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叶正大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绍明曾任科技部副部长，萧永定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罗西北曾任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叶楚梅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贺毅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崔军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任湘曾任北京地质局局长，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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