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军队发起了“反教条主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刘伯承被作为“教条主义”代表而受到批判。他被逼在中南海怀仁堂做检讨，在他上台时，台下的一千多军中将领起立向他敬礼，并鼓掌致意，这种给检讨者致敬的场面在全军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合照
刘伯承邓小平分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率兵抗美援朝。刘伯承在国内则针对人民解放军兵种单一、装备落后、游击习气浓等问题而想创办军校。在得知中央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首先找到邓小平，说：“彭老总在前线为打败最强大的军队而作战，我要为使解放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重执教鞭。”邓小平熟悉这位老搭档的“建军先建校”、“治军先治校”的主张，只好表示同意。
刘伯承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加陆大的建设。他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毛泽东也认为这位军事理论和军事经验兼长的老帅是陆大创办者的最佳人选，遂亲自复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尽快到北京领导军校的筹建工作。
就这样，合作了13年的刘邓分开了，刘伯承在南京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并任院长。
“反教条主义”运动
陆大原定设在北京。刘伯承考虑为节省财力，建议充分利用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舍，遂定址于南京，正式名称为南京军事学院。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向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授旗
刘伯承院长（右）在军事学院成立典礼上致词，左为中央军委代表陈毅
首批758名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师级以上年轻干部。这些干部都是令敌军丧胆的功臣。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散漫惯了，也不拘小节惯了。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开会时不注意军纪……
这个自由散漫的名声传到毛泽东耳中后，毛十分生气，提出：“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于是刘伯承决定整肃校风，颁布实行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很快使学院的风气焕然一新。在此后的5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3000余人。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将军的摇篮。
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突然降临。1957年2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军中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
1958年春天，中国开始了狂热的“大跃进”浪潮。5月，林彪当选党中央副主席。紧接着，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中央副主席林彪
林彪对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
风声传到毛泽东耳边，引起勃然大怒。毛泽东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又说：“军队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说很多，一种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图为彭德怀在会上发言
而此时，刘伯承已从军校卸任了近一年。
邓小平认为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来批是不公正，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空气下他无力回天。他专门找到毛泽东，说：“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我看不必上台作检讨了。”陈毅也发言想保护刘伯承：“刘伯承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毛泽东没有吱声，会议按原定计划进行。
刘伯承带病做检讨 上千将士致敬
1958年6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着会议的深入，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刘伯承、萧克扩大到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均、钟期光、宋时轮等众多高级将领。7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那天，刘伯承从南京赶到北京，刚下火车，他就一个踉跄险些倒在月台上。随后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医院。后来毛泽东也表示，刘伯承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的政治气氛中，刘伯承抱病要出席全体会议。
当时的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从1927年南昌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中共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现在却要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刘伯承在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左为徐向前
当7月10日，他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踏进中南海怀仁堂时，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除极少数“打手”外）起立，举手向刘伯承行了军礼，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刘伯承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检讨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和鼓掌，这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主持人反应过来后，喝令起立者坐下。
刘伯承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准备好的检讨，当他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据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伯承的同情。”
当刘伯承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鼓掌，目送刘伯承慢慢迈出批判会场。
刘伯承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即“打手”）站起来，对刘伯承大肆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挺身为刘伯承辩护，说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一直很重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但培养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话未说完，就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并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该名部长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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