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他在文革中炙手可热，曾带头批判过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政坛上十分奸诈！
看题目，很多人不禁要问，总爱批斗别人的张春桥怎么会被别人“炮轰”批斗呢？事实确实如此，随着2005年张春桥逝世，更多关于他的档案被公开，张春桥在文革中也有3次被“炮轰”的经历，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并且步步高升。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政治生涯才彻底结束，总爱批斗别人的他，此后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一月风暴”让张春桥有惊无险
张春桥，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1938年张春桥参加革命工作。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作为上海夺权“总导演”的张春桥和姚文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1月12日，他们在万众鼓噪声中，登上了“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的主席台，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张春桥宣布了对自己的任命：“根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张春桥的美梦还没有真正实现，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张”浪潮便席卷上海滩。1月24日凌晨，复旦大学的“孙悟空战斗组”在外滩、南京路等主要街道贴出“张春桥≠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幅标语和《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紧接着，复旦“红三司”成立了“炮打张春桥总司令部”；1月24日深夜，以复旦大学红卫兵为核心的“红革会”像一阵狂风，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并在大街小巷贴满《夺权通告》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三十个为什么----问张春桥》等宣传品，标语是：“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突如其来的变化，令张春桥吃惊不小，立即叫徐景贤出面解决。徐紧急约见“红革会”的头头说：“你们还是早一点儿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那帮热衷于夺权的红卫兵头目根本不理睬这一套，1月26日“红革会”举行会议，认为张春桥对群众组织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面临流产的危险。一致决定先抓徐景贤，再揪张春桥。1月27日晚11点钟，“红革会”在淮海中路的市委党校找到了徐景贤，十几个红卫兵不由分说地把徐景贤抓起来塞进吉普车里，将其押到复旦大学看大字报并令其交代张春桥的阴谋活动。徐景贤事后说：“我乘人不备，撕掉了我身上的记录本和电话簿。”
张春桥闻听徐景贤被抓大惊失色，这个干将号称“材料袋”，掌握着大量机密，若是他在对方的逼迫下“犯浑”说出来可不得了。
于是张便给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打电话：“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把徐景贤给我抢回来！”徐海涛立即率领全副武装的4个摩托化排和1个步兵连，风驰电掣般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对红卫兵们说：“奉上级命令，你们必须马上释放徐景贤！”“红革会”的“小将”们一片鼓噪：“你有什么证据？你凭什么闯进我们总部？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说上海的解放军镇压红卫兵！”徐海涛心虚害怕，赶紧打电话向张春桥汇报了情况，张咬牙切齿地说了一个字：“撤！”他又请求南京军区派部队“保护”，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星夜飞赴上海，得知是对付学生后，王必成召集驻沪陆海空三军主要领导，明确指示他们把部队稳住，不介入地方，“未经毛主席批准，一兵一枪都不准动用”。
张春桥动兵的事激怒了拥有6万人马的“红革会”，他们立即散发传单《一·二八事件真相》，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谁说张春桥的屁股摸不得？我们偏要摸！”“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红革会”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商定准备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并组织10万人的大游行。消息传出，张、姚如同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动用军队，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任其发展，将会身陷狂暴的海洋。看来这个时候得亲自出马铤而走险了。1月28日下午，正当“红革会”头头们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开会，讨论如何组织炮打张春桥大会和游行的时候，一辆轿车驰进大门，并有4个穿军大衣的人走进会场：张春桥和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他们拣最显眼的位置不慌不忙地坐下来，这情景让红卫兵们目瞪口呆，会场变得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对手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张春桥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这时红卫兵们才反应过来，有人打断他的话，念起了毛主席语录，又质问道：“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但上海上演《海瑞罢官》，你没有责任？”“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还有人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是什么货色？”“姚文元，你老爸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张春桥和姚文元与“红革会”的头头们辩论争吵，对方抽走了他们的椅子，从晚上7点到深夜1点，连续6个小时，不可一世的张、姚就这样站立着。可是，就在对方准备将他们押往复旦大学的时候，张、姚偷偷上了轿车溜走了。
但“红革会”定下的计划并没有停止。1月29日晚，“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复旦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各大专院校蜂拥而至。他们决定明天（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10万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大游行。
他们的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炮打狗崽子姚文元！”
29日凌晨逃回兴国招待所的张春桥，极度焦灼不安。他气急败坏地拨通了向江青求救的电话；同时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部署王洪文紧急动员“工总司”，随时冲击会场抓人。
30日凌晨，由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起草并经陈伯达、江青签发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送到张春桥手中，这份意图保护张春桥的电报使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拿起笔来批道：“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并指示“工总司”司令王洪文：“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红革会”原定1月30日8时召开10万人“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可是这天早晨6点钟，几十辆宣传车驰向上海街头，“工总司”的人封锁了广场，“打倒张春桥”等标语已被撕得粉碎，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着那份《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在王洪文“工总司”威逼和“特急电报”的强大压力下，“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和大游行流产了。“红革会”当天上午放出了徐景贤。2月1日，张春桥、姚文元满怀胜利的喜悦接见了上海的红卫兵和工人代表，姚文元说：“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张春桥说：“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2月4日，上海“反逆流联合指挥部”召开大会，徐景贤等出席，揪斗“红革会”负责人，宣布“红革会总部”解散。一封具有绝对权威的特急电报救了张春桥一伙的驾。
搞垮对立面“红革会”是张、姚的一次“练兵”，为他们最后夺取上海政权扫除了障碍。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2月23日根据中央通知将之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心满意得地登上了主席台。经中共中央批准，张春桥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升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张春桥牢牢把持了上海党政军大权。1967年5月，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的职位越来越高，人人谈“炮打”而色变；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出于各种目的的反张情绪有增无减。“地火”仍然在上海燃烧着……
“内部炮弹”打得张春桥焦头烂额
第一次“炮打”被镇压下去之后，复旦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年后，这句话应验了。1968年4月12日，上海又发生了一次“炮轰张春桥”事件。这天清晨，人们看到复旦大学围墙上出现了醒目的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张春桥》，红墨水画得鲜血淋漓，甚是吓人。校园里更是贴满“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红卫兵们全面出动，在通衢要道，各路公共汽车上，都刷满了反张标语，整个上海都轰动起来了，市民纷纷拥向复旦校园。几条街道挤得难以行走，比任何节日都要热闹。
这次不仅超过了第一次“炮打”的规模，而且领域广泛，背景深刻。包括上海警备区、国防科工委上海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等军方，甚至内部的市委组织组也翻阅张春桥和他妻子文静的档案，市委写作班的好几个人也卷入“炮打”行列。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及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解放军团以上干部，林彪宣布了“杨、余、傅事件”；深夜1时35分毛泽东前来接见了全体代表。3月27日林彪又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发表讲话，讲了“杨、余、傅事件”。而这两次重要会议都没有通知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参加，这使得人们猜测不已。徐景贤事先得知3月27日将要开会的消息后，马上告诉《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让她无论如何到会场，把所有领导讲话做详细记录，用飞机带回上海作传达。哪知张春桥在会议上传达时，把“揪出余立金”说成是“揪出吴法宪”。张春桥很尴尬地赶紧作了修正。然而他的“口误”和没参加会议的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市革委会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说：“中央那么重要的活动，林彪宣布，毛主席到场，揪出一个代总长、一个空军政委、一个北京卫戍区司令，为什么张春桥没去？”此前，张春桥曾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委会成立大会，新华总社在审稿时，把张春桥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头衔删去了，只说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人们据此推断，中央对张春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张在中央的地位在动摇。
4月11日深夜，《文汇报》核心组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分析形势，大家宣誓决定“炮打张春桥”。于是他们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把对张春桥的怀疑写成《十个为什么》传单。并决定《文汇报》次日（4月13日）全文转载4月7日《北京日报》社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因为这篇社论提出了一个口号----“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
张春桥见报后，显得很特别，那天他特意叫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把徐景贤等人叫到办公室，说：“不要紧，他们的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广播员兴奋得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还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
徐景贤赶紧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于是就在张春桥办公室里给姚文元打电话，说了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姚文元非常吃惊，说：“我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十多分钟后，姚文元回电话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徐景贤等一听江青要出面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安定了。但他觉得光找姚文元、江青还不够，徐景贤提出：“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表示赞许。于是，徐景贤独自写了封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进去。然后由他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走了。
江青为保张春桥，为什么要找李作鹏呢？因为北京已知道了张春桥在前两天的大会上讲话时，把余立金错说成吴法宪，得罪了吴，这些人不好找；而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和江青私交不错，所以请他出面最合适。但李作鹏也深知这件事的复杂性，于是4月12日向东海舰队作出如下电话指示：“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三、不要搞反击。”李作鹏这3点意见，与上一次“炮打张春桥”时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相比，态度并不强硬，有些话说得也很含糊，只是把问题严格控制在军队范围之内，对张春桥和地方情况不作任何评论。这是李作鹏的“聪明”之处。他不会因保护张春桥而开罪自己的主子林彪。因为林彪在许多问题上对张春桥早有不满，所以这次“炮轰”中有一些军队单位参加。这是一个令张春桥十分恐慌的问题。另外，在这次“炮打”中还有两件事让他头疼：一是贴出他妻子文静是叛徒的大字报；二是揭露出当年写文章攻击鲁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
文静原名李淑芳，曾任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宣传干事，1943年12月8日被日军俘获，并投敌写文章为日本人效劳。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事后为她隐瞒自首情节，安排她在报社当资料员，并于1946年和她结婚。但后来文静叛变的事被组织查出，记录在她的档案里。这次“炮打”张春桥，市委组织组的人秘密查阅了文静的档案并对外泄露出来，这令张春桥十分被动和恼火。
张春桥30年代在上海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等进步作家，更是他讳莫如深的一块心病。那么，它是怎么被人知道的呢？原来，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副主任葛正慧文革前就是一位研究“笔名学”的专家，1953年的一天，他在位于徐家汇的一座百年藏书楼翻阅那些发黄的图书资料时，一本书中的记载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上海千秋出版编辑部1937年2月出版的《鲁迅先生轶事》，看着看着，他明白了“狄克”是谁。狄克曾在1936年3月15日的《大晚报》副刊发表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指责被鲁迅称为“力透纸背”的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不够真实”，要对它们进行“严厉的批评”。
为此鲁迅作《三月的租界》一文，尖锐指出“狄克先生……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随后狄克又写信给鲁迅，指责鲁迅“伤大家底感情”……
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和鲁迅叫板的“狄克”不明就里。笔名学家葛正慧看到的这本书中写道：“记得《八月的乡村》行世之时，有人对他略有批评，像张春桥之类，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不快，作《三月的租界》一文给予尖锐的讽刺……”不言而喻，鲁迅讽刺的“狄克”就是张春桥！那时葛正慧把这个发现做成卡片，插入他研究的3000多张笔名卡片之中。他曾把这个发现悄悄告诉了老作家魏金枝，而魏早就知道，他们相约不对任何人提起。其时，张春桥为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处长、新华社华东分社副社长。
这一藏就是十几年。
文革中流行“抓叛徒”，许多“反共宣言”、“脱党声明”都登在解放前的旧报纸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纸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西安交大的一批红卫兵1967年4月进入藏书楼，他们请葛正慧帮助查找“民国二十四年”的资料。葛拿出了《申报》、《立报》，还拿出1936年3月的《大晚报》、1937年2月的《鲁迅先生轶事》等，并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红卫兵们惊奇地发现了张春桥和狄克的关系，他们问葛正慧：“难道狄克就是张春桥？”葛肯定地点一点头：“千真万确！”红卫兵的本意是从徐家汇藏书楼里抓“叛徒”，结果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张春桥！他们抄录了关于“狄克”的全部材料，于是，“狄克=张春桥”便悄然扩散。到1968年4月“炮打”中，这些大字报就出现在上海街头。
为平息这次“炮打”风波，堵住“风源”，张春桥在5月31日紧急下令查封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规定任何人不得进入书库。王洪文、马天水等市革委会所有领导成员，一起到复旦大学大饭厅，还把同济大学、市六中等“炮打”坚决的头头叫去，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会，所有市领导轮番发言，批判所谓“炮打逆流”，为张春桥唱赞歌，把复旦大学炮打的声势全部压了下去。王洪文坐镇《文汇报》社，指挥“文攻武卫”进行打、砸、抄。市革委对于带头组织“炮打”的《文汇报》革委会主任朱锡琪，则连续几天召开全市政宣系统大会进行批判，并撤销他的市革委会成员、政宣组长、报社革委会主任等职务，改做编辑工作。又召开全市群众组织、市机关造反队负责人大会，批判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不久，中央派专机接走了张春桥，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这场“炮打”便逐渐平息下来。
张春桥后来多次对徐景贤等人谈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他表示“炮打”的背景有很多疑点可以查。1970年全国范围搞清查运动时，王洪文提出上海市要清查文革以来十大事件，把1967年“1·28炮打”和1968年“4·12炮打”列为其中重点清查的两大事件。这项清查得到张春桥的正式批准。向红卫兵提供“张春桥=狄克”的“主炮手”葛正慧被张春桥下令抄家、逮捕，徐海涛亲自审讯，逼迫他说出收有张春桥资料的那本书，葛正慧咬紧牙关，以生命保护了这个仅存的孤本。他为此受到残酷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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