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现对爱因斯坦的重新评价与思想解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这集中体现在1979年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意味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以及学术界研究和传播爱因斯坦的思想。1980年代的爱因斯坦研究也有着思想解放的意蕴。
关键词：爱因斯坦 思想解放 爱因斯坦文集 研究和传播
“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展开了为期长达八年的批判(1968―1976)。爱因斯坦被诬称为“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反动学术权威”，“渺小的哲学家”；相对论被批判为“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批判，是“文革”极左意识形态在科学上的反映。七十年代末以来，围绕着为爱因斯坦恢复名誉而展开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这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是意识形态转换和推进思想解放的重大事件。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探究在宏观的思想解放背景下，对爱因斯坦评价的变化和思想研究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
一、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
早在1977年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上，许良英就向钱三强建议，要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就举行纪念爱因斯坦的活动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得到批准。1979年为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天文学会于2月20日联合举行纪念活动，首都一千多名科学工作者参会。周培源做大会报告，针对长期以来对爱因斯坦的扭曲以及正在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我们所以要隆重纪念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一生的科学贡献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因为他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为真理和社会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鼓舞我们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力量。这样一位举世景仰的伟大科学家，不久前在我国却遭到凌辱和污蔑。我们今天隆重纪念他，就是要恢复他的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报告肯定评价了爱因斯坦的生平、科学贡献、哲学思想、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周培源最后强调：“我们今天隆重纪念，就是继承和发展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学习他不怕艰难险阻，不畏强权暴力、甘为真理而献身，为正义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学习他不迷信权威，不盲从旧传统，只服从真理，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在科学道路上永不固步自封，永不自满自足，始终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学习他崇尚理性，关心人，尊重人，反对偶象崇拜，反对专断的民主精神；学习他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坦白胸怀；学习他为追求真理和为人类谋福利的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1〕于光远的报告同样是要恢复爱因斯坦的本来面目。他客观评价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思想观点，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学习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科学和文化。爱因斯坦的成就是科学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部分。我们纪念爱因斯坦，也是一般地表示我们对全人类全部知识的重视。“尤其是因为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曾经成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疯狂阻挠破坏我国现代化的反革命分子在要不要发展科学和文化，应不应该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分子要不要钻研科学知识等问题进行斗争的一个战场，今天我们举行这样的一个集会，也就是对这场战斗奏出的一曲凯歌。因此我们今天这样的纪念，对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很大意义的。”〔2〕会后，新华社为会议发了新闻稿，《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刊登了会议报告摘要。这样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纪念爱因斯坦的活动以及对爱因斯坦根本不同于以往的评价，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蕴，它意味着官方从政治上为爱因斯坦“平反”，爱因斯坦从“文革”时期的批判对象转而成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的象征，这种政治境遇上的变化在思想解放的开端时期对于打破旧观念的禁锢是一种积极的思想力量。
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紧随北京的纪念活动，其他省市也纷纷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纪念爱因斯坦。一些省市的党报也刊登纪念文章，有《现代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潘传康，江西日报，1979-2-28)、《追求真理的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柯红玉，工人日报，1979-3-2)、《略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张卓民，辽宁日报，1979-3-6)、《自然科学的大革新家----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朱新民陈浩元沈小峰，北京日报，1979-3-13)、《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天津市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摘要)》(周培源，天津日报，1979-3-15)、《纪念爱因斯坦学习爱因斯坦----在天津市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摘要)》(吴大任，天津日报，1979-3-15)、《自然科学的大革新家----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张永谦、葛荣寿，解放军报，1979-3-16)等。这些纪念文章从不同侧面介绍和正面评价了爱因斯坦的人生道路、科学成就、社会活动、哲学思想、政治观点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党报反映着意识形态的方向，有着巨大的社会覆盖面和广泛的受众，把对爱因斯坦的新的评价迅速传播到社会公众中去，这对于进一步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评价科学家问题上传统认识的残余有积极意义。放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
由以上论述，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之际，举行了全国范围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反映出那个政治和思想转折时期特征。从空间上看，先是在北京的纪念活动，其他省市也相继举行，并发表纪念文章，呈现出从中心到周边延伸的态势。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的活动带有政治意味。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视野中，爱因斯坦是贬抑的对象，而随着科学大会及真理标准讨论，科学上升到权威的位置上，这客观上要求对科学化身的爱因斯坦以重新评价。借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之机，由不同层面的官方出面组织纪念活动正是从政治上重新评价爱因斯坦，重塑爱因斯坦在中国的政治形象，这在政治化空气还很浓的七十年代末是至关重要的。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是带有意识形态转换意味的活动，自科学大会、尤其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意识形态进入了全方位的转换期。要摆脱以往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逐步树立起适应于新时代、新发展的新观念。当然，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全国性的纪念爱因斯坦的活动无疑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具体地说，就是确立起对爱因斯坦、从而扩展到对所有科学家的新的意识形态评价，摒弃以往那种“渺小哲学家”的陈见和一些带有歧视性色彩的理论观点。随着纪念活动在空间上从中心到周边延伸，形成了思想解放新观念传播中的波形推进，这正是纪念活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体现，这种传播方式扩大了爱因斯坦纪念活动在思想解放中的影响和范围，对于观念的破旧立新产生广泛而持续性的作用。
二、爱因斯坦思想研究与传播的突破
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参与其中是一个普遍性的、显著的特点，起着指引路径、确认方向作用，上文讨论的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就是如此。不过，仅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确认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学术研究的开拓和深入。对于爱因斯坦，要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陈腐观念，真正认清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的精神风貌，没有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特殊的思想环境下，学术研究的突破就意味着思想解放。
为了讨论问题的清晰，借助“中国期刊网”有关爱因斯坦文章的数量及性质，分析一下1949年以来爱因斯坦研究的基本状况。在“中国期刊网”键入主题词“爱因斯坦”，时间从1949年开始。据所载论文显示，自1949年以来，关于爱因斯坦的讨论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9至1955，1951年和1952年《科学通报》刊登三篇涉及爱因斯坦的译介文章；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有四篇纪念文章，其中包括周培源的《阿・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就》(物理学报，1955年第3期)，对爱因斯坦给予肯定评价。这表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影响到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但还没有到对立的地步。1956年到1966年为第二阶段，“中国期刊网”显示论文是九篇，基中译文四篇；和哲学相关的二篇，一篇为译文，一篇为李宝恒和许良英合作的《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3〕。这一时期，随着政治路线的日益“左”倾，把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一些西方著名科学家纳入意识形态的批判范围。第三阶段从1966到1976年，有一篇讨论爱因斯坦科学问题的文章，其余为立足于阶级斗争的批判文章；第四个阶段从1977年开始，虽然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不多，但出现了为爱因斯坦辩护的内容，如范岱年的《“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一个罪证──批判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所谓“批判”》(物理，1977第6期)；进入1978年，“期刊网”上显示的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迅速增多，且内容都是正面介绍和研究性质的，“革命大批判”的文章消失。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与政治和思想环境密切相关。事实上，这种关联性是普遍的，其他西方著名科学家在中国的命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
下面具体探究思想激烈变革1978和1979年间，学术界在爱因斯坦思想研究和传播上的突破。
1978年，推动爱因斯坦思想研究并且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重要事件是，许良英公开讲授“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几个问题”，〔4〕这是许良英作为“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授课专家的讲课内容。他从科学成就、政治表现和哲学观点三个方面一一清除对爱因斯坦带有“左”倾意识形态色彩的谬见，重新评价了爱因斯坦。讲述中对休谟、马赫等人也给予正面评价，并就爱因斯坦的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做了探讨，对其晚年的“统一场论”做出正面的哲学分析。他指出，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正直的、精神境界高尚的、有强烈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一个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奋斗终生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公民’。他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颗明亮的巨星。”〔5〕要知道参加讲习会的成员大部分是自然辩证法的教育工作者，长期“左”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一提起爱因斯坦(其他著名科学家也是如此)，绝大多数人满脑子都是见诸于报刊的辱骂词汇，都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形象，而如此正面的评价爱因斯坦呈现给他们的无疑是一个颠覆传统的形象。教育者首先受教育，这是思想变革和传播的前提条件。不过，人的观念转变总是需要过程的，在讲习会上，有人就质问许良英，爱因斯坦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什么态度？
许良英对爱因斯坦的哲学的见解对还处于1978年的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而言极为新颖、极为大胆也是能够触动人心灵的，这些观点事实上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对爱因斯坦展开学术研究的开端。当然，现在看来许良英的个别结论及他的论证也有着明显的传统的意识形态痕迹，对此，许良英本人也曾谈到自己的思想有一个从传统思维模式走出来的过程。〔6〕后来，许良英的研究方法和对爱因斯坦的看法完全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这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一个变迁时代的思想解放历程。
作为1979年全国性的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活动的组成部分，学术界也举行了纪念活动。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前夕，也正是《自然辩证法通讯》正式出版发行的开端之年，杂志编辑部召开“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讨论会”，有四十多位物理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出席。会议就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对当代科学的影响展开热烈讨论。与会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全面肯定。在哲学上，对过去流行的“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观点予以否定；赞扬爱因斯坦反对先验论，强调世界统一性，创新精神强；与会者也肯定了他的方法论；还有与会者指出，前些年有人把爱因斯坦看成是马赫主义者是完全错误的，就是对马赫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具体分析。〔7〕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重要的思想突破。讨论会还对过去批判爱因斯坦做了反思：“半个世纪以来，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的批判，往往同政治运动搅在一起，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批，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是有害的。特别严重的是在德国的法西斯和我国的‘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对科学家和科学理论所采取的粗暴态度和迫害手法，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今，人类社会的这些渣滓都已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爱因斯坦及其科学成就则永远属于全人类！”当然，学术界的认识也还没能完全脱离传统观念，比如有学者坚持：“爱因斯坦哲学思想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觉的辩证法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很少谈到辩证法。尽管他的相对论有很多辩证的观点，但他主观上却看不到辩证法的价值。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他虽然是量子论的奠基人，却长期不承认量子力学，这是值得重视的教训。”〔8〕这是“文革”结束后学术界举行的首次高层次的爱因斯坦思想学术研讨会，打破了多年的禁区，开启了八十年代研究爱因斯坦的先河，但对爱因斯坦的看法上仍有传统意识形态和陈旧观点的色彩。
这一年，学术界发表了不少讨论爱因斯坦的文章，1979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期专设“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专栏，刊登了胡宁的《爱因斯坦的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和郭汉英的《酝酿中的变革----爱因斯坦之后的相对论物理》。《哲学研究》也刊登纪念文章《相对论物理的哲学意义----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郭汉英，第2期)、《关于相对论》(爱因斯坦，第2期，转自《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斥“四人帮”的“互相攻讦”论》(沈小峰.1979年第5期)。其他刊物、报纸、学报也刊登不少纪念文章，有郭汉英：《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认识论意义----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79-1-25)，钱时惕：《正确评价爱因斯坦的认识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79第2期)，沈铭贤：《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特征》(光明日报，1979-3-8)，金秋鹏、戴念祖：《伟大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现代化，1979第2期)，沈华离、李成林：《略论爱因斯坦的基本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周奇：《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中国青年，1979第3期)，谢庆绵：《爱因斯坦的认识论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年第3期)，杜镇远：《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等。这些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的文章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一方面高度肯定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崇高人格，否定了“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的错误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把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放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内，论证一个基本结论：“无论相对论物理的诞生，还是这门科学的最新进展，无一不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对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胜利，并且不断地丰富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不断地证实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9〕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较之以往的观点是巨大的进步，这就使得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初步讨论了爱因斯坦的唯物论、唯理论、怀疑论和认识论，这是爱因斯坦乃至科学家思想研究的新开端。
探索之门已经开启，但由于长期极“左”意识形态的禁锢，人们思想的转变注定不会平坦。就是在对爱斯因坦评价有了根本性转折的1979年，有一篇文章写下这样一段话：“诚然，爱因斯坦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世界观受马赫主义的思想影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糟粕。影响他达到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此，我们不能苛求爱因斯坦，更不能像‘四人帮’那样把他同‘渺小哲学家’马赫、彭加勒之流混为一谈。我们要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爱因斯坦那种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以期在我国出现更多的爱因斯坦。”〔10〕这段话是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后对爱因斯坦认识的真实记录，现在看来，传统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作者的头脑。应该说，这样的理解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着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这种状况也就是八十年代进一步展开学术研究、解放思想的意义所在。
七十年代末期爱因斯坦思想研究突破的同时也是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过程，放在历史纵向对比中，爱因斯坦思想的正面传播是一个质的变化。这里要着重提到爱因斯坦思想在中国传播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是“文集”的主要编译者，自六十年代初期就着手选题和编译工作，书稿的编译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迁风雨14载，堪称“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的历程”，〔11〕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张宣三先后参与。《爱因斯坦文集》共三卷，1976年12月第一卷出版，但属内部发行；1978年3月，刊有周培源序言的“第一卷”重印版公开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篇“序言”，赞誉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1977年3月第二卷出版。1979年10月，第三卷出版。三卷文集恰好在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之年出齐，也是对爱因斯坦的一个很好的纪念。“《爱因斯坦文集》首次全面地将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介绍到国内，”〔12〕是建国以来首次肯定意味的正面翻译出版西方科学家的著作，是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思想的一个新的开端。《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在七十年代末产生很大影响，许良英回忆，第一卷刚一出版就大受欢迎，印了二万五千册，虽然标明“内部发行”，但在书店公开陈列，不到半年就全部售完。〔13〕胡耀邦对此书非常关注，1977年下半年，在青年工作干部会议上，胡耀邦说自己买到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称赞这是一本好书，他通读了全书，除了有些部分看不懂以外，凡能看懂的，受到启发很大。胡耀邦还曾在中组部的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学习《爱因斯坦文集》。〔14〕《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甚至领导人关注，主要是由于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和思想的巨大变革时期，爱因斯坦的科学和哲学形象的重塑正好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相一致，还有就是人们对新知识和新思想的渴求。也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文集》的广泛传播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知识界引起不小的振荡，对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15〕
正是七十年代末传播路径的开拓，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爱因斯坦文集》传播及其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入。在学术层面上，八十年代中国对爱因斯坦研究有了根本性突破，所依据的主要文本就是《爱因斯坦文集》。如果没有“文集”的出版，要取得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文集》深受八十年代青年大学生喜爱，“80年代中期，报上曾公布大学生最爱读的10种书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16〕《爱因斯坦文集》的影响不限于学术界和青年学生层面，在社会上也有大量读者。总之，自20世纪第二个十年爱因斯坦科学思想在中国传播以来，中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在传播内容和方式上不断变化。直到七十年代末《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出版，爱因斯坦的思想才在中国得到广泛而全面的传播，它所影响的对象涉及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面的读者群体，并且切实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刘兵把《爱因斯坦文集》在中国这种传播和影响概括为“一部对中国人影响超常的科学家著作”，〔17〕是非常恰当的。
三、八十年代的爱因斯坦研究与思想解放
进入八十年代，对爱因斯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已不存在问题，而且主要是学术活动，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但正是由于上述社会和思想背景，研究的深入和展开同时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首先，爱因斯坦思想研究范式的变化，这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通过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爱因斯坦诞辰百年纪念活动，“革命大批判”的批判范式全面退出。进入八十年代，在爱因斯坦研究中主要是采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析框架，多把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归结到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是肯定性的评价了。学者们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对爱因斯坦思想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在研究中也认识到拘泥于这一分析框架难以深入解释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因此在研究中仅就问题本身展开讨论，而不是一定要将之归到传统的分析框架下讨论，这就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进一步突破。1985年在杭州举行的“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是在爱因斯坦研究上继往开来的一次会议，也是研究范式转换上有标志性意义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涉及爱因期坦的生平、工作、思想以及他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提交的爱因斯坦科学哲学方面论文中，都是立足具体事实，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探讨的。〔18〕这反映了中国学者已经逐渐摆脱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分析框架，意味着爱因斯坦(其实有更为普遍的意义)研究和传统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可以从问题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了。从这次会议以后的爱因斯坦研究情况看确实如此，由于扫除了思想障碍，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质的飞跃。其次，八十年代对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都立足于爱因斯坦思想的一手资料，讨论了爱因斯坦的唯理论的唯物论，经验约定论，爱因斯坦的统一性思想，爱因斯坦的思维特征，“概念是思维自由创造”的思想，外在证实与内在完备的思想，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爱因斯坦与斯宾诺沙、休谟、马赫、波普尔的关系，爱因斯坦与实证主义，爱因斯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等问题。在这些思想进展中，爱因斯坦主导哲学思想的认识突破是一条主线，具有基础性意义。在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爱因斯坦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爱因斯坦是一个马赫主义者。许良英在“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的授课中，提出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唯理论的唯物论，〔19〕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随后关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讨论展开；李醒民的认识更进一步，提出爱因斯坦理性论的实在论和经验论的约定论都是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20〕这些学术进展根本上突破了以往对爱因斯坦的“左”倾意识形态认识，并且愈来愈深入地把握到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真精神。第三，屈儆诚和许良英撰文《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文章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审视这一事件，并总结了历史教训。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实行“全面专政”的论断违背马克思主义，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科学领域既没有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也没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政治民主是科学繁荣的保证。〔21〕这是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深刻反思。当然，以上概括的是学术界的主流，并不排除有理论工作者论证一些教条化的观点，甚至用阶级的眼光分析。这种现象并不为怪，不同思想传统并存是八十年代这个从极“左”时代走出来的历史环境下思想解放的必然现象。
八十年代有众多的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面世，而且认识上不断有新突破，也是思想解放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爱因斯坦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关注点，这反映在历史纵向比较中研究成果数量的激增，集中体现在发表了数量不斐的研究论文，涉及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思想诸方面。其中哲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有：沈铭贤的《爱因斯坦式的唯物论》(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许良英的《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几个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马名驹、林立、熊先树的《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的层次进化----关于爱因斯坦科学方法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阳兆祥的《爱因斯坦和马赫》(哲学研究，1983年第2期)，许良英的《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2期)，屈儆诚、许良英的《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李醒民的《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上、下)----狭义相对论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3期)、《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和《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论爱因斯坦的探索性的演绎法》(自然科学发现经验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第215-233页)等。著作方面，除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外，还有不少中国学者撰写的研究成果问世，有舒炜光的《爱因斯坦问答》(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李醒民的《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李家熙的《狭义相对论与爱因斯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5)、朱亚宗的《伟大的探索者----爱因斯坦》(人民出版社，1985)、李泽骘和陈军民的《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研究》(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李申伍编的《爱因斯坦哲言录(世界贤哲溉言集萃)》(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八十年代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有添补空白的意义。此外，有关爱因斯坦的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评介在八十年代的报纸、杂志及书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文本的内容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愈来愈丰满的爱因斯坦形象，而且通过广泛的传播固化于公共意识中。
四、结 语
总之，七十年代末以来通过政治推动和学术研究，把对爱因斯坦的认识从诸多错误和歪曲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以往教条化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得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形象由“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变为家喻户晓的受人景仰的伟大科学家。而且，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通过学术的力量，把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智慧、理性的象征”的观念纳入到新的意识形态范畴中，牢牢地树立于国民的心灵中。这些认识上的突破和成就是八十年代学术繁荣与思想解放的交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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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几个问题〔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75。
〔20〕李醒民：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4)：12。
〔21〕屈儆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续)，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1)：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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