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陶行知送给导演孙瑜一本《武训画传》，希望他能将武训的故事拍成电影。抗战胜利后，孙瑜在归国的船上开始动手写《武训传》的剧本。“我自己流的眼泪并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少，”孙瑜后来谈到这部电影时说。
1948年，老搭档蔡楚生、郑君里在上海成立昆仑影业公司，孙瑜曾想过在昆仑公司拍摄《武训传》。“但郑君里告诉他，阳翰笙等左翼人士还是希望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拍。当时的‘中制’隶属于国民党，会拍一些反共的片子，（电影）放在中制拍，占据着中制的设备、时间，能让它少拍反共的片子。”孙瑜之子孙栋光说。
《武训传》开拍不久停拍。1949年，“昆仑”出面把已经拍好的1/3电影拷贝买下。“中制”撤离大陆前，曾希望孙瑜能一起到台湾，但他选择留下。“‘联华’的老朋友都在那边，他也很愿意在昆仑拍完《武训传》。”
1951年，这部反响热烈、轰动一时的电影遭到举国批判，孙瑜半生辉煌的电影事业也随之改写。
首轮放映场的爆满
为拍摄《武训传》，孙瑜带剧组去山东调查，向当地农民了解武训的事迹。“那时每个人都说武训好，武训卖唱、行乞、变戏法，靠这些钱积累起来办了好多义学。等到江青一调查，完全两回事了。”
“我们到山东体验生活，住在老乡家里，每天我都把吃的喂驴，赵丹在驴的身上感受到武训的精神，写了一篇关于我、老乡小孩和驴的文章，后来就批判他驴道主义。”孙栋光在《武训传》中饰演小武训，当时他年仅7岁。
孙瑜原打算只写一集剧本，后来在资方的苦苦要求下，将一集改成上下两集，为此增加了很多戏，“本来批判农民运动的并没有，后来就加进了”。
1950年底至1951年初，《武训传》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上映，取得空前的成功。在上海，巨幅海报挂在大光明电影院外，首轮放映场场爆满。海报里写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为贫苦不识字的孩子们造福”、“提倡识字运动，普及农村教育。”
到1951年3月下旬，四十多篇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杂志同时发表了《武训传》的详细故事、大量剧照、孙瑜创作谈以及赵丹撰写的文章《我怎样演武训》。当时一本知名的电影画报还将7岁的孙栋光称为“天才小武训”。 孙栋光认为，《武训传》虽不算孙瑜最好的一部作品，却在艺术和技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作为第一个在西方系统学习戏剧电影的中国人，孙瑜在这部影片中进行了很多大胆尝试。 “有一场戏说的是武训被打后，发高烧做梦，梦见地狱里的穷孩子被官僚地主压迫，最后又到了天堂。这些场景在摄影棚里拍，动用了几百人，为制造烟雾效果还放干冰，这在当时好像还是第一次。”
这些艺术上的创新后来却成为《武训传》的污点之一。戏剧家陈白尘在1951年的《文艺新地》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里有针对性地指出：“他们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上已经成了美国电影的俘虏……《武训传》就是最突出的标本。”
《武训传》大批判
建国后第一次文代会上，孙瑜遇到南开中学校友周恩来，并就《武训传》向总理征求意见，周恩来说，“你拍吧，拍了送过来我看看。”
上海审查时，《武训传》就赢来一片叫好声。“拍武训传的目的很清楚，当时提倡新文化，另外是扫盲运动，武训办学校让人来念书，正好配合了这个。”
电影送到北京时，孙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下午就得到消息，当晚中南海将放这部片子。周恩来、朱德等领导都去看了，朱德的评价是“好得很，很有教育意义”。孙瑜问周恩来的看法，周恩来说武训被打那几场戏太残酷了，孙瑜就把武训挨打的戏剪掉了很多。
1951年5月，周恩来提前让人给孙瑜带话，《人民日报》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但针对片子不是针对人”。
袁鹰在《风云侧记》里回忆道，“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天《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
这篇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指出，“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人民日报》“党的生活”发表评论，“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5月23日，中央电影局也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通知，“均须在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藉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
1951年6月，江青化名“李进”率工作组到山东调查，孙瑜及《武训传》相关人员相继在报纸上公开检讨。批判还牵涉到当时负责上海文艺界的夏衍。“在拍《武训传》时，夏衍不赞成拍，批判时找到他检讨。放映时，夏衍在国外访问，他要检讨，他也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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