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求同存异”回应了胡锦涛四年前的“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但“讲信修睦”却大有讲究，是要先声夺人，以“代替决定”的手法，强求北京落实杨毅的“什么都可以讨论”，及李克强的“双方平等协商应该可以找到办法”、“相信中华民族会有智慧来处理这问题。”
吴敦义2日很忙，一连会见了多位出席“博鳌论坛”的现任或卸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并接受台湾媒体访问。尽管吴敦义现时仍是“平民”身份，但由于他即将就任“副总统”，也由于他曾任“行政院长”，趁此“空档”时间进行“民间外交”活动，将有助于他就职后协助马英九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事务，尤其是在两岸政治对话中争取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因而将会是马英九的一枚活棋。如果干得出色有表现，说不好四年后就是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吴敦义与李克强会面在台湾地区引起的回响，没有吴伯雄与胡锦涛会面时那么强烈。究其原因，除了是两个会面的规格不同之外，最关键的，是吴伯雄提出的“一国两区”论，不但遭到大陆方面的冷处理，而且在台湾地区也引发激烈争论，授权吴伯雄向胡锦涛放出试探气球的马英九似乎是“试温”失利。因此，此次吴敦义会晤李克强，马英九并未授权他继续加码“一国两区”，因而吴敦义并未如台湾媒体事前预测的那样再提“一国两区”，却是提出了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台湾民众对国际活动空间需求有很强烈的愿望，例如国际航空组织、气候变迁公约、NGO活动等等 都希望大陆能够重视。”吴敦义还强调，“希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能为台湾海峡创造和平、为两岸人民谋幸福，为炎黄子孙开盛世。”尽管同样也遭到大陆官方媒体的冷处理，但毕竟李克强有作出正面的回应：“大陆方面认为不论是公共卫生还是气侯变迁，两岸要共同面对；至于涉及到国际领域的问题，双方平等协商应该可以找到办法，只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下去，相信中华民族会有智慧来处理这问题。”
相信，马吴体制之所以敢于那么直接地向大陆方面提出“国际活动空间”的诉求，是受到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获高层授权所说的“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议题都可以讨论”的鼓舞。也正因为如此，吴敦义昨日在与台湾媒体会晤时，就提出了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的“三条件”说：一是两岸彼此需累积足够的诚意与善意；二是台湾内部一定要形成更强、更一致、更高的共识，如果这部分无法达到，那两岸对谈时，一定不会顺畅；三是以上两个要件接近成熟时，仍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吴敦义还进一步解释说，前面两个条件是要分析客观的情势与基本的氛围，还有整个情境的需要，最后是一定建立于民主的社会。
由此，我们就可初步梳理出一条脉络红线来：基于马英九已经“没有连任压力，却有历史评价压力”；也基于马英九必须兑现在竞选过程中曾作出的当选连任后将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诺言；亦基于从“五‧二零”到二零一四年“七合一”选举前，台湾地区没有公职选举活动，与对岸的协商谈判有所突破将不会引致较大的麻烦；更基于已经预测到大陆方面必然会施加进行政治对话的压力；因此，马英九希望在这两年间，与对岸进行试探式的政治对话。
但与大陆地区的体制不同，台湾地区的区情是呈现多党竞争轮换态势，且意见多元纷陈，甚至尖锐对立，故而马英九去年十月提出“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政见时，也附带了“人民同意、国家需要与国会监督”的“三条件说”，后来还增加了必须经过“公投”。而吴敦义昨日提出的“三条件”，正是马英九心中的真实想法。这对台湾地区的复杂多元政治生态来说，是最保险的说法。
这条脉络显示，马英九是借助吴伯雄提出“一国两区”以作试探，力图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进，就是要与大陆争夺“正朔”地位，不愿“屈从”于历史比“中华民国”短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至少也应是“政府对政府”，不能再假借于海峡两会的“白手套”。退，就是倘若大陆方面不接受（其实也早己预见到大陆根本不可能会接受），即退回原点，可以从容应对来个右的统派和来自“左”的“独派”的夹攻，尤其是民进党“卖台”的责难。
应当说，马英九对民进党的攻击，是并不在乎的。因为“一国两区”坚守了“宪法”增修条文”和《两岸关系条例》的底线。而这两个法律文件，并非是由国民党独家包揽，而是有包括民进党藉“国代”、“立委”在内参与制订，可说是全民共识。正因为如此，就连民进党中也有人肯定“一国两区”论，马英九在意而且需要弄清楚的，是北京的反应。
从公开的报道看，北京对“一国两区”论也颇感棘手。一方面，它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底线，而且还是自马英九四年前走马上任以来，首次如此清晰地表达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尽管那是“中华民国”，但以“九二共识”精神来衡量，还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不能明显强调其“中华民国”的内涵，而应当在坚持一中底线的同时，暂时不提一中的内涵。而马英九此举，却是对“九二共识”的异化处理，亦即不但是坚持本来就是对岸已有啧言的“一中各表”，而且更是加大了“各表”的分量，因而就“一中”就变成了“中华民国”。而这却是大陆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打击马政府坚持“一中”的积极性，以避免形成“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反效果。因此，杨毅的公开表态，当然是肯定了马英九坚持“一中”的部份，但却小心翼翼地避过了马英九对“一国”的定义内涵。可以说，马英九是实施了一次成功的“火力侦察”，摸清了北京的底线。他不像其前任李登辉、陈水扁那样，对岸越是反对就越是要对着干，非要把对岸刺激得无法忍耐，而采取一些超乎常态的反制措施，如导弹演习等不可；而是退一步进两步，既注意避免踩踏对岸的红线，但又要求有所突破。在看到杨毅代表高层作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什么议题都可以讨论”的承诺，今次就授意吴敦义避提“一国两区”，但却提出国际活动空间。
因为即使是按照北京的标准，这不是不可讨论之事，除了是杨毅的“什么都可以讨论”之外，更应为“胡连会”《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有此规划，即使是《反分裂国家法》也有此规划。
因此，就有了吴敦义在“李吴会”中提出的国际活动空间诉求来。由此揣测，马政府对进行两岸政治对话的第一步，并非是寻求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而是要求国际活动空间。因为前者在台湾内部仍有不少杂音，这也正是吴敦义开出三个件中原因----他说的是两岸政治对话，实质是两岸和平协议，而这也正是防止两岸关系走得太快的“刹车皮”；后者，相信在台湾内部杂音不多，连民进党也将会乐见其成，因而较易成功。
这也正是马英九授意吴敦义提出“求同存异，两岸和平，讲信修睦，民生优先”的“十六字诀”的原因。表面上看，“求同存异”回应了胡锦涛四年前的“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但“讲信修睦”却大有讲究，是要先声夺人，以“代替决定”的手法，强求北京落实杨毅的“什么都可以讨论”，及李克强的“双方平等协商应该可以找到办法”、“相信中华民族会有智慧来处理这问题。”
这就使马吴体制“路线图”的如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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