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香港特首选举，台湾媒体4日发出评论，文中认为，在梁振英成为候任特首之后，北京将“大和解”作出演绎，向香港泛民温和派抛出橄榄枝，令民主派陷入一个难题。全文如下：
北京硬捧梁振英为特首之后，梁振英即提出“大和解”之建议，指香港社会以后只有“香港营”，寻求社会团结。另一边厢，北京亦透过亲中报章，将“大和解”再作演绎，向民主派之温和派再招手。民主派亦再一次面对，如何处理与内地关系的问题。
北京释出“大和解”的讯息，是2010年政改方案之后，再一次释出相关“善意”背后相信有以下思路：
第一，支持唐英年之工商界不可靠。今次特首选举，北京忽然转向支持梁振英，除了令唐营团队人仰马翻外，同时亦抖出了工商界背后盘根错节之利益关系，比想象中更为细致绵密。
表面上，唐营工商界是支持北京之建制派，长期以来与泛民有接触但立场尖锐对立。然而，到了选战后期，特别是最后一个星期，接连发生不少“怪事”，相信足以令北京重新估计唐营工商界与泛民的关系。首先，有支持泛民的报章，不断挑动社会恐共之情绪，先要求流选，后众口一辞推动选委投白票，甚至后来提出泛民选委应转投唐英年。另外，前高官陈方安生亦呼吁泛民支持唐英年。在众口一辞之下，出现唐营工商界与泛民合流之势。换言之，在选举后期，揪出了工商界原来背后有“暗通”民主派。
其次，在温家宝提出北京选择特首之条件后，民建联前主席曾钰成力排众议，认为温之言论“不愿但不怕流选”，在流选的问题上与唐营工商界，以至部分泛民的立场接近。虽然最后民建联“建议”手上147张选委票支持梁振英，但与另一个亲中组织工联会，要求全数选委捆绑式全投梁振英的做法迥异。换言之，唐营工商界之力量，亦可影响部分民建联人士。
另一边厢，就在特首选举后第三日，曾提名唐英年之新鸿基地产两位主席郭氏兄弟，因为涉及前政务司许仕仁之贪污案件被捕。有报道指出，事件涉及许仕仁在曾荫权政府执政期间，有政府政策文件泄密之问题。在特首选举期间，曾荫权亦被传媒踢爆，接受富豪款待。从中可见，唐营工商界既与泛民及亲中团体有一定接触及关系，又涉及曾荫权政府前高官之贪渎问题。在北京眼中，如此盘根错节的关系，已不能对他们有充分信任。北京需要重新估量，在下一届特首管治之下，怎样重组一个新的管治及合作联盟。泛民内之温和派，就在此现实环境下获得招手。
第二，在特首选战之前的全民投票之中，有十多万市民投下白票。虽然亲中报章高调批评此运动之科学性，但却有两重意义。
首先，这次特首民间全民投票其实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开启了民间公投成为民间就公共政策集体表态的工具。
不过，更重要的是，二十多万的民意不可欺侮，北京明白不可能不面对，有十一多万人投出弃权票，以“两者皆不、拒绝唐梁”的白票效应。这些情绪需要疏导及处理，因为处理不当不单令梁振英出闸“脱脚”，更为危及北京治港之稳定。这个政治现实促成北京再度思考与泛民的关系。因为假如连泛民之温和派也倒向唐营工商界的话，唐营工商界会否、以及怎样整合全新力量与北京抗衡，把香港社会进一步推
向撕裂，将会令梁振英及北京领导层十分头痛。
北京向泛民温和派抛出橄榄枝，令民主派陷入一个难题。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泛民既需通过提名委员会“入闸”，成功获得足够提名候选。但即使能“入闸”，就要面对有没有足够人才执政的窘境。假如现在接受北京“招安”，进入建制，虽然有助培养政治人才，让社会不会惧怕泛民执政，但就要背负“背叛民主”、“出卖民主”、“投共”、“助纣为虐”等恶名，随时会在九月之立法会选举，丢失议席。泛民温和派面对北京“招安”，如何自处？将是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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