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邓小平时代，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功能虽然恢复，但仍然形同虚设，以政治局常委之身居军委主席高位，俨然开了“枪指挥党”的先例。重大决定都是在邓的家中做出的。高层决策程序从未理顺，所谓“邓小平建党理论”不过是后人的附会。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由于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百姓的安全感却日益下降。尽管官方热衷宣传“中国模式”的“震撼”效果，民众却与官方心态严重不同步。“居安思危”的阶段已经过去。据《环球时报》的一项民调，近半中国人感觉目前的国内形势有如“革命前夜”，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当人们不感到安全时，则会“人心思乱”。
当社会道德严重滑坡时，把阶级斗争年代的雷锋祭出来说教，没有社会效果。官方也不否认权钱合作引领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雷锋即便是道德“小天使”，也与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社会不安的根源主要不在民众，而在社会精英。邓小平“让一部分先富”，为权钱交易大开绿灯，是他最大的败笔。
现在，中共领导人也承认改革的关键在于领导制度。但是，当今的体制仍沿袭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顶层决策架构。这是一种从外国引进的战时集权体制。
“政治”不能再设“迷局”
“政治”凭什么设“局”，“书记”缘何建“处”？中共党内至今无人对此发问，也没有“党建”理论家为之辩护。这个体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相背。如果说，理顺官民关系，党政关系和决策过程关系是政改的核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改的底线，取消苏联体制就是关键一步。
“政治局”（politburo）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建立的临时军事指挥机构，十月革命后曾取消。后发生内战，列宁在1919年将它恢复为最高权力机关。在那个时代，军事政治是一切国务的核心。列宁本人对这个体制心存疑虑，并在遗言中担心斯大林会利用它乾纲独断。他不幸言中。在最高领导人大权独揽的时候，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更是画蛇添足。
中国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即使在邓小平时代，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功能虽然恢复，但仍然形同虚设，以政治局常委之身居军委主席高位，俨然开了“枪指挥党”的先例。重大决定都是在邓的家中做出的。高层决策程序从未理顺，所谓“邓小平建党理论”不过是后人的附会。
有人说，这个体制能保证“集体领导”的有效性，“中国模式”的优势据说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在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这个体制已难以为继。首先，8000万党员的作用难以发挥，因为政治局既非党内直选，也无透明操作。因此，新的强人政治仍会在这个体制中滋生。在传统中国，国家出事，责在朝廷，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如能及时纠正，不会人心思乱。但政治局代表一个政党，不可能下“罪党诏”。
但如能及时纠错，还是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
温家宝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官媒也大谈“深化”改革，但如何改却语焉不详。当前改革的要点不在经济体制转型，因为政改不启动，将会造就更多的既得利益者。改革开放曾造出“改制”富翁。国家宏观调控产生“调控寻租”，中国不能再提供“转型寻租”的机会。
政令难出中南海已成为常态
当然，中国是超大国家，中共的领导仍不可或缺，但其决策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国情，顺应民心。比如，腐败问题已成体制毒瘤，必须有相对独立的司法程序来统一处理，否则无法奏效。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国，但国家安全体制仍然停留在小国寡民阶段。由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没有理顺，至今未能产生一个统领全局的最高安全机构。
其实可以借鉴传统。传统中国的决策体制基本顺畅。国家一般事务有六部，军国大事有军机处。吏治有监察，铨叙体制。皇帝统揽全局，往往可以举重若轻。政治局、书记处体制自视万能，九个常委看上去权力很大，但上不通天（无帝王之世袭“天命”），下不着地（与民意无直接的纽带）。尾大不掉，首尾难顾。政令难出中南海，政策创新更不容易。
因此，只有分权才能对领导层和社会双重减压。“两会”机制毫无减压功效，党内改革只能先行。应当开始直选民主，取消政治局，将中央委员会设为常设的最高权力机构，书记处变成党的“内阁”，其重大决策需全会批准方可执行。同时，建立向国家元首直接负责的“军机处”，处理内忧外患。这个机构的人员可以随时替换，从而大大降低利益格局的束缚，提升政策创新。选择年轻人在军机处“行走”，培养有全局观念的接班人。总之，“居安思危”阶段已经终结。从决策程序改革的角度看，保证国家安全是纲。国家安全体制率先突破利益格局，就有条件摸索一个适应国情并顺应民心的新决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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