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路何在呢？理论思维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但这种理论思维必须是创新型的，符合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共同人性的，死守早已过时的违反人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教条是绝对无补于事的。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在与某刊记者谈及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时说：恩格斯有两段名言，一是正面论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二是反面论证……“任何政党、国家甚至个人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一定的理论在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这实际上是李先生拿恩格斯和毛泽东两个伟人的言论来证明他本人关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论断的权威性，所谓拿虎皮作大旗来吓人也。
是的，恩格斯的那段话并非完全不对，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的确要有理论思维，特别是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但说任何政党、国家甚至个人都在用一定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则未必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即使是恩格斯说的也有夸大理论思维重要性之嫌。试问，无论过去和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贫穷落后国家的广大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和生计，本能地疲于奔命，不仅智力不开发，有的甚至处于蒙昧状态，他们哪来的理论思维特别是相对高级的理论思维能力。一般说来，理论思维最早发生于民智开启较早，文化科学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或民族中，高超的理论思维只能出现在这些人群和民族中的文化科学精英中。正是这些精英运用他们的理论思维引导本民族和人群不断发展和前进。
毛泽东的那段话也是如此。但毛泽东比恩格斯略高一筹，他没有强调每一个人都用理论在指导自己的行动，没有把理论思维绝对化、神化。
但我要谈的关键问题是，理论思维有没有对错之分，即有没有与客观发展规律相吻合的理论思维和与客观发展规律相背离的理论思维之分。回答是肯定的：只有前一种理论思维才会使一个民族站在科学的最高峰，而后一种理论思维则会使一个民族处于科学的谷低。恩格斯的谈话没有这么明确具体，但我相信他所说的理论思维是指前一种理论思维。因为恩格斯晚年修正了他和马克思的一些政治理念，成为后来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指导思想。而欧洲社会民主党则带来了现今的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民主与繁荣。
我一贯认为敢于修正自己违背客观规律的理念和理论的伟人人才是真正的伟人，因此我仍然承认恩格斯是一个伟人。
再看毛泽东。毛泽东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就是强调要学习、遵崇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放之四海而皆谁的普遍真理，强调只要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在这方面，毛泽东有没有错呢？我认为他没有错，但又有错。
站在党的立场，他要党内同志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一两百个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以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量，没有错，而且大大超过了他预期的目的。最大的效果是在1949年最终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毛泽东等人高超理论思维的伟大成果。
但我又认为他的错误更大，大得不得了。错就错在他的理论思维是一种不正确的或相当片面的理论思维，是一种违背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思维。
这种理论思维的实践结果是，在一个相当短的历史时段里，对他们少数人来说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夺取了一个大国的政权)，但对绝大多数民众(包括许多理论思维者在内)来说却带来了无穷而巨大的灾难和痛苦。这些灾难和痛苦，即使写几百万字的书也是说不完的，但说一个数字就够了。毛泽东等人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思维和实践的结果，酿成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大约8000万至一亿多，其中活活饿死的农民达三至四千万。这种悲剧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悲剧？就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政治上要搞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来消灭和改造所有其他的阶级，经济上完全公有化。而消灭和改造的手段是文武兼备，文的不成就用武的(暴力)。阶级消灭后，一切听一个阶级或一个党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是听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控制和管理，其中包括人的思维。毛泽东等人不仅完整地实践了这种理论思维，而且极大地发展了这种理论思维。这就是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实践这种理论思维所造成的灾难比列宁、斯大林等在前苏联实践这种理论思维所造成的灾难要大得多的根本原因。
实践证明，科学的理论思维，必须是符合客观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要求的。否则，即使短时期取得成效，最终还是要失败或无效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帝国的垮台即为有力证明。它们的垮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维本质上是违背客观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人性的。
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前苏联的情况，但到上世纪70年代也处于频临崩溃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等及时地部分地改变了理论思维，政治上不再搞阶级斗争，经济上恢复部分私有制，即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挽救了这一危局。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一改变，谁也不敢说中国不会发生前苏联那样的崩溃，中国民众不会面临更大的灾难和痛苦。而这也正好说明，只有相对正确的理论思维才会使一个国家或民族相对繁荣和民众相对幸福。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是部分地而不是彻底地改变理论思维，只是放弃了完全公有化，采纳了部分私有化的理论思维，而不是同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的理论思维，最终仍然造成了今天的困难和尴尬局面：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差别却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社会道德几乎全面崩溃，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前所未有，空前加剧。可以断言，今天中国的权力层如不进一步调整理论思维，这些矛盾不仅不能解决，还会进一步加剧，前苏联帝国的命运就难免不降临头上。
因此，我对李先生所谓“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在全球的低潮，西方政对势力加紧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加上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使我国思想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噪音，对这些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对各种敌对思潮的侵害，党的中高级干部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之说，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由于这段话，网上已有压倒性批驳和斥责，我只想问李先生：我国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各种噪音是什么？为什么不具体说说？我估计你是把人们对我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发表的各种不同看法看作噪音，而你的看法未必是正确的，人们的不同看法未必是错误的。只准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存在，不允许多元化和相互竟逐，本身就是专制独裁，违背社会潮流，违反人性的。
作为一个大国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难道不懂得人类社会从来就是相互学习和影响，共同发展和进步的，任何闭关锁国，孤芳自赏都是无益的，行不通的。
何况21世纪的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通讯技术的发达(如互联网)，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流。而李先生竟然还在号召要对各种敌对思潮进行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的斗争，这与时代的步伐多么不合拍啊！李先生号召党的中高级干部必须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便与敌对思潮作斗争。如果中高级干部真的都照办了，我看有两种结局：一是更加坚定坚决地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各种不同于现有教义教条的正确思潮进行斗争，中国民众包括相当多的中上层知识精英尤其是民主自由派将要大倒楣、大不幸;二是大多数中高级干部不会听这一套说教来学习所谓经典著作，或者越学习越觉得这一套理论已经过时，不合世界潮流，因而思考更多的新理论或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显然，第一种结局的可能性会大大小于第二种结局的可能性。因为世界大潮流和国内民心不会允许第一种结局出现。因此，李先生可能要失望的。
那末，中国的出路何在呢？理论思维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但这种理论思维必须是创新型的，符合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共同人性的，死守早已过时的违反人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教条是绝对无补于事的。李先生难道不清楚，现在地球上最多只有三、四个国家还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较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是当代世界普遍遵崇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尊严等等。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90%以上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些普世价值。当前，经济社会比较繁荣稳定，民众感到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全是受益于承认和遵从这些普世价值的结果。所以没有哪一个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发生过类似前苏联和中国上述的可怕悲剧。有这么多成功的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理论思维典范摆在人们面前，为什么不接受和实践，硬要坚持明明已经过时的有害的理论思维？这究竟为了什么？
抛开这种理论思维在国内早已不得人心不谈，由于坚持过时的无效的理论思维，拒绝接受上述价值观，我们几乎已成了“国际孤儿”，特别是亚洲邻国中的孤儿(朝鲜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几次投票，就是铁证。我们曾声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给了他们甜头，在政治上扶助了那些国家的专制独裁者而获得的一个虚名。现在普世价值越来越深入各国人心，我们却死守着自己的所谓特色制度和价值观不放。试问，在根本制度和价值观上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怎么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呢？而这种孤立已经使国内民众越来越感到失望、忧虑和悲哀，当权者再不静思和改变，后果可想而知！李先生如果是当权者的智囊，更应首先静思和改变。否则恐难逃掉失败和悲剧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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