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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薄熙来之后中共官场亟待新政治焦点排解政治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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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政经转捩似乎在有序推进,一方面因应经济发展减速、出口受挫和物价攀升等错位,宏观调控政策即将作出调整、结构调整也将着手铺开;一方面以国务院批转改革意见的通知,列出三十多项改革,新一轮改革有望起步。看似宏调稳步展开、改革有序推进,但中共官场不仅没有朗天晴日,反而瀰漫一片政治焦虑。

从政治层面上,中共领导层最近不动声色地在做两件事,一件叫做「全面贯彻学习两会精神」,也就是层层传达三月人大、政协的相关文件,以及胡锦涛在两会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另一件事,则是封网查谣,即封停门户网路微博评论功能,甚至关闭部分小型网站,清查所谓谣言来源和拘捕造谣者。

贯彻两会精神,是为思想统一;封网查谣行动,是为行动一致。两者来源是一个,即中共官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瀰漫着强烈的政治焦虑。这种政治焦虑的泛起,令整个官场忧鬱不安、社会浮躁不定,别说看似在有效推进的宏观调控、正要起步的诸项改革,可能受政治焦虑制约,出现拖慢或延滞,就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也要受到影响而变形。

焦虑症大致可以理解,是伴随着一系列生理上的病症,出现心理和情绪上的焦躁难定、忐忑不安、恐惧忧鬱等等表现。何为政治焦虑症呢,大意是指对当前政治环境产生极大的疑虑,对政治行动显得不是极焦躁就是极消极,对政治前景产生强烈忧虑。由之而产生思维的偏颇、行动的浮躁。如近期走访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官场,会发现这种政治焦虑之风,颳得相当广泛。

中共官场的这种政治焦虑,明显地经历阶段性的酝酿,又由重庆事变勾起爆发。首先其酝酿和形成,来自于近年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转型中经济关係的变化,以及围绕经济利益出现的政治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型和变化,令中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和群体,集团和群体之间,必然出现利益之争,由之矛盾由潜伏、丕变而尖锐化。政治焦虑,由之而起。

在政治焦虑广泛积压之际,最近发生的重庆事变,将之激烈的勾起发作。身任政治局委员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专题) 被禠权,「重庆模式」全面垮台,不仅是中共十八大前一场权争,也是中共政治发展模式构建和道路选择中的一次病变。权争和病变,令中共最高领导层不能不提早摊牌,而这种摊牌当然只能局限在宫闱之间,不能拿来明示天下。加上中共领导层虽然手起刀落,前期的紧急处理较为明快,但后期的善后处理,显得迟疑不决,密雾重重。令官场的焦虑症,集体爆发。

中共官场的政治焦虑,目前看上去有三大遗患。首先是政治的方向感失去,令整个官场高度焦虑。之前中国的发展,其实有多重模式,现在不仅「重庆模式」垮了,天津模式、广东模式等等也各有危机,令各方无所适从。当然,更大的政治方向感,是由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及其团队来展现,现在官场上最大的疑窦,就是现在应该跟谁,以后可以跟谁。

其次,多年来中共由上到下的官场维稳结构,为深度政治忧虑所打乱,可能出现权力失衡。近年来中共官场的权力斗争,已表现成权力平衡,除非特殊情况,从上到下都在这平衡中共享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现在权力失衡已经出现,官场忧虑其失衡由中央而地方延伸。

在政治方向感的迷失,以及政治权力失衡下,政治焦虑症有两种可能的表现,不是激进亢奋,就是极度消极。现在看来,是已经出现普遍的消极表现,不是消极观望,就是消极等待。

这些遗患,如在焦虑症扩展的情况下,就会变成遗害,且由官场的遗害变成社会的风波。比如经济层面的消极被动,在现阶段可能演成调控乏力,进而出现经济波折,如通货膨胀,摧动社会风波的浮现,社会矛盾的爆发。因此,中共最高领导层当前急务是后危机处理,不仅要传统的统一思想、一致行动,还得以明快的新政治焦点来突破政治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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