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进退反复，无非是一部生活被路线裹挟的历史，里面充斥着典型的人物事件和范式的历史解读，它们都被抹去真实的影像，设计成路线精神的形象代言，媾合了致命的自负与虚妄的自卑。
山城的故事，让舆论再次聚焦在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上。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反反复复的执着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那还是19世纪的尾声，兴办洋务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现代的教育，技术，商业一个个接踵而来，帝国的精英们将视线投放到更广阔的世界中，期冀寻找到未来中国的道路。从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开始，王韬，郑观应，郭嵩焘，薛福成等等的后来者们，一次次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个字添加上新的注脚。他们的改革设计也从最早的枪炮轮船，深入到议会与政党，宪法与宪政。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曾国藩，李鸿章们加入到其中，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开启了输入和移植的先声。这当然令人欣喜，唐廷枢和徐润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足够说明了那个年代所跃动的活力与希望。只不过，改革的路线在甜头过后便草草锁定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八个字上。
你发现路线的故事还在继续，大多数人的生活或被裹挟或被鼓动，而自我生活的主导感却很少存在。我们不得不跟随时代的想法而思考，跟随主流的声音而发声，跟随国家的理想而行动，在一过程里学会背叛内心，放弃智识，丢掉勇气。国破民衰，大抵如此。
1898年的战败触动了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整个士人阶层的耻辱感。仅仅过了几十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个曾经谦卑脆弱的撮尔小国，就这样轻易的羞辱了我们。这股巨大的悲愤让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而没法摆脱，接着就指向了路线的颠覆。从公车上书始，到陈宝箴的三湘新政，和后来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办讲堂，建学会，印报纸的身体力行蔚然成风，“维新政治，改良体制”的新路线呼之而出。慈禧的宫廷政变打断了它应有的进程，却并没影响它的延续和保留。
这是又一次被耻辱启动的路线讨论，被耻辱启动意味着，救亡置于了本位，国家也压倒了国民。它像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另一个版本。这是理所当然的伟大，还可能制造了认识上的失真。没有人有资格决定他人的生活，和他祖国的未来。当一个国家的理想都被统一成了吃饱穿暖时，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会多么可笑的变成吃喝拉撒的动物。
之后的日俄战争给了国人一记新的刺激。人们不敢相信，小小的日本竟然再一次重复了不久前的表演。只不过这一次，失败的主角换成俄国，另一个享受着泱泱大国的声名的国家。中国扮演了一个尴尬的旁观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双方把中国的领土当做了竞技的场地，另一方面则来自实实在在的视觉冲击，前不久的中国刚刚经历一场荒诞的义和拳乱。八国联军进占了北京，而帝国的主心骨慈禧太后却带着光绪仓皇出逃，一路上狼狈颠簸的来到了西安，可怜的让人发笑。人们感叹日本的胜利是“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沙俄”，多少联系着对时局的紧张和失望。很快，资政院，地方的咨议局和起草宪法的研究机构相继设立，清政府委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1906年9月1日，慈禧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提出了比维新更广泛的改革主张，立宪的名词化作了新路线的名称。
只不过，国会请愿，皇族内阁，保路风潮，武昌起义这一连串事件的纷至沓来，让这个老大的帝国着实应接不暇了，在一个并不十分热闹的场合下，爱新觉罗们悄悄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人们用年份的称呼，辛亥年，命名了它的发生。“辛亥革命”也同时意味着，革命的话语走进了路线的设计，革命与反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张力标签了社会生活的一切。
五四运动是富有意义的一个历史片段，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引发了酝酿已久的民族情绪的爆发，按捺不住的愤怒让学生们冲上街头，在一路游行中到达天安门，这个北京的城市中心，表达他们的抗议和不满。期间，还顺带进行了一场火烧赵家楼的插曲。这与此前那股激烈的要求变革的思潮相呼应，人们深感国家的失败，却每每以一个救世主的面孔指点江山，一次次放大自己的话语和口号，设计一直在颠覆，从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一直到文化革命。生活却从未被关注，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日常经验，真实欲望，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都无关紧要，可以被任意的牺牲和计划。旧科举的弃儿和新教育的产品，新旧的知识分子在巨大的社会震荡中，倍感飘零，巨大的失落感让他们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在兜售和把玩政治伎俩的过程中找寻到一点可怜的存在感，无论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被任意的解读成人们所喜爱的语句，它总是责任推卸和路线崇拜的组合，或者对自由的限界不理不睬，或者把所有的罪责交付国家，或者说某某主义可以救中国，或者让每个人都按着主义办事说话。
一九三零年代的民国乡建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东西，它既是路线对乡村的裹挟，也成为了一个失败的案例。那还是剿匪刚刚胜利的年头，第五次围剿将在江西经营多年的中共剿去了艰难的长征路上，但遗留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战乱后凋敝，之前的土地改革和意识形态等等都困扰着国民政府的治理。于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下乡运动，周作孚力图改变农村的面貌，在短短的时间内大建公园，改建厕所，梁漱溟和晏阳初则旨在农村教育和智识的增进，在定县和邹平推广自己平民教育的理念。政治的下乡和文化的下乡，一个带着维稳的目的，一个带着精英的理想，都无一例外的走向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境地。这与革命的下乡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都是某种路线的贯彻者，但革命懂得利用生活本身的矛盾和诉求，一个依靠内部的张力，一个则单凭孱弱的外力。当然，两者都算不上真正的建设，它们从未细心培育起乡村自身的潜力，让农民得以主宰自我的生活，只是在利用和安抚间徘徊而已。
革命的风潮书写了二十世纪前半部的中国历史，从中央苏区，到延安的枣园，再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三大改造，到三面红旗，再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革命的路线走上神坛，一步步的裹挟了生活的本身意义，人们在臆想的敌人和切实的恐惧中互相猜疑，揭发和伤害。每个人的生活都支离破碎，只剩下干瘪而荒诞的革命想象，既无法超越政治的路线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也无法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欲望定位真实的人生。
百年来的进退反复，无非是一部生活被路线裹挟的历史，里面充斥着典型的人物事件和范式的历史解读，它们都被抹去真实的影像，设计成路线精神的形象代言，媾合了致命的自负与虚妄的自卑。比起时下改革和革命的无聊争论，回归真实的生活，在日常的体验中倾听内心的声音，点滴的争取和改变，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比起知识分子们停留在笔上嘴上的无用功夫，生活里的真实作为才是担当和负责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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