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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反银行垄断论恐被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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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南方视察期间表示,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必须打破。在观察人士看来,打破金融业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的任务必然要留给下一届领导班子。站在今天看待这个问题时,要警惕部分人扭曲问题并把问题意识形态化,更要警惕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利用。

温提打破银行垄断有何盘算?

观察人士认为,虽然温州已开始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点,但要打破金融业垄断,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温州试点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诸如民间资本的准入、监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配套的完善都需要时间去探索;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带来的阻力到底有多大?如何应对这些阻力,如何避免之前民航、石化等领域出现的民资被迫大量退出的现象,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在温州探索的过程中,其他地区是等待温州的经验照搬,还是结合自身的实际进行探索?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决定了打破金融业垄断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在今年年内完成。

而中共最高领导层今年秋天面临权力交接,改革任务只能留给下一届领导班子。时间线温家宝不可能没有算过,但他还是选择在这个时候提“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必须打破”,除了他原本就是改革派,多次发表“改革宣言”,总爱秀一秀挑逗公众视野之外,也让人不的不去想,温家宝是否在为其退休后的生活铺路。毕竟第一个政治局常委级别提打破国有银行垄断的人是他温家宝,那么,当下届政府着手此事,就像成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那样,成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小组”的时候,是否至少也得请温家宝当个顾问呢?

亦有观察人士认为,在秋季的换届之前,这一改革无法推进。原本,有关金融市场改革在中国内部备受争议,在中共即将进行权力交接之际,人们对于许多重要经济问题的政策、路线是否将发生改变也都议论纷纷。温家宝的表态代表了一种改革方向,但在高层内部肯定也存在与其意见相左的流派,认为这样的改革风险过高,不应该进行。在发生了薄熙来事件后,力求平稳过渡的中共又怎会愿意在这最后的半年里面再出现“杂音”。

温总方针与世行报告合拍或招质疑

其实,在看到温家宝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必须打破”的时候,让人立刻就联想到1个月前世界银行报告提的那句“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当时,世行报告发布之日,现场曾发生“插曲”,一位参会者大打出手,认为该报告包含了非常明显的“私有化规范”和“非垄断化操作”。动手者杜建国认定,世行企图把在拉美证明为失败的计划“当作灵丹妙药推销给中国”。

当时,“非垄断化操作”的建议触动了杜建国的神经,他把问题立刻上升为“私有化操作”,并把该观点推向极端,拿私有化为主的美国银行把全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作为“私有化祸害”的论据,拿东京电力和美国汽车公司的无能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甚至于连中国国企改革中的腐败和下岗问题也被拿来当成“私有化祸害”的论据。但观察人士认为,“非垄断化操作”与“私有化操作”是有区别的。“非垄断化”强调创造多元市场主体的公平环境,“私有化”强调的则是国有经济实体的“存量变革”。

而世行报告的基调恰恰不是“存量变革”,强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增量改革”,这些也正是中国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价值方向”和“具体操作”上的混淆使杜建国的批评有强词夺理之嫌。温家宝说“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由此句话就可判断,这是“非垄断化操作”。但其实,扭曲问题并把问题意识形态化,杜建国不会是唯一,不知,杜建国们看到温家宝此番话的时候作何感想?

警惕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借题发挥

进而需要有所警惕,杜建国们的对立面----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借此夸大“市场逻辑”的道德性,将温家宝的这番话带至一个矫枉过正的程度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逻辑可以不依靠政府而自发运行。在上述观察人士看来,并不是主张国家干预,而是希望然更多人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市场和政府关系认识的错误性。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在逻辑上认为,有信誉的“市场逻辑”先于政府的“强盗逻辑”(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甚至进一步认为,市场在历史事实上也先于政府而存在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曾用“自发秩序”的概念描述风俗习惯基础上的市场演化过程。可是,这种“自发秩序”也许是老庄哲学里的“小国寡民”状态,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近现代意义的市场状态。

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的博兰尼在《大转变》一书里指出:市场秩序根本离不开政府秩序,信誉的“市场逻辑”完全是以政府的“强盗逻辑”为基础的。人性必贪,民风淳朴的道德秩序只是市场乌托邦的想象,政府的“强盗逻辑”其实是“市场逻辑”的“必要之恶”。这点,中国也好,美国也罢,皆是如此。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导致了“市场道德主义”,而“市场道德主义”则误把政府错位缺位的政治批判、公有崇拜的意识形态批判,简单地当成了政府越位的道德批判。回到说中国国有银行的垄断问题,其实辐射的是一个国有体制的问题,然而,中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批判计划经济和捍卫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运用政府这只手更理性地捍卫,或者说运营市场经济的问题。当要反对政府干预就应该首先承认政府的作用,“市场道德主义”无助于强化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也无助于对市场本质的认识。

当温家宝说,“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就很容易被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发挥”。不要认为这样的担忧是多余的。在内地颇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在其论文集《市场的逻辑》中写到,“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政府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是强盗的逻辑。就像国有银行,赚那么多钱,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强盗的逻辑”。这和温家宝此番言论的逻辑性及其相近。然而,张维迎的核心观点是:坚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主张用“市场逻辑”对抗“强盗逻辑”,其“市场道德主义”的倾向,集中地反映在“市场制度最道德”的判断上。

温家宝提打破银行垄断的效果,要么,他本人真的有和张维迎一样的“市场逻辑”,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试想,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旦走入极端市场化,恐怕这剂猛药并不一定会是良药;要么,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即会将温家宝的话视为推行完全市场化的“圣旨”,片面地夸大自己的某些含糊认识,给公众的认识带来混乱,成为原本改革之意的“杂音”,也亦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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