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的邓公，能从文化大革命权利变异的夹缝中安然生存过来，等到了毛泽东过世，“四人帮”跨台的那一天，等到了党政军内外和民间的齐声呼吁、巨大压力，迫使凡是派不得不解放复出的那一天，自有其个人福运、声望，也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
严格地说，在开国功臣的系列里，党内，邓小平的个人威望不及毛泽东、刘少奇、陈云，仅与彭真、薄一波、柯庆施齐名；政界，则逊于周恩来、陈毅、仅与李富春、习仲勋等驾齐驱；军界，不如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可与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媲美。但是时来运转，在错综复杂，诡异变迁的政治斗争中，在文革的滥局剥夺了无数开国精英的健康、甚至生命的前提下，邓小平却能鹤立鸡群，脱颖而出，成为后毛泽东时代能够呼风唤雨，一言九鼎的人物，固然与他个人的才具、能力、后来居上的地位有关。但，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时代的选择。
使三起三落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躲过文化革命生死劫难，能够避免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一样的命运，而硕果独存，不能不认为是上天的眷顾，和个人的福泽。究其历史渊源，在于中央苏区时代，作为瑞金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曾经是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拥护者。自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博古路线而使毛泽东仅以瑞金中央苏区政府主席职衔靠边站的时候，邓小平和毛泽覃、古柏、谢维新等人即被以毛泽东死党的名义贬斥出权力中心之外。邓小平仅仅剩下了一个中央总部《红星报》主编的头衔。这一历史渊源奠定了邓与毛关系的基础，也是他们最终藕断丝连，割舍难分的纽带所在。正因为这样的历史渊源，毛泽东在文革中并无意真正打倒邓小平。只是感到自1956年自己退居二线，遥控形势的时候，作为中央书记处的主事人，邓小平和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得太近，逐渐成为其方针政策的得力执行者和贯彻者，有日渐脱离自己的倾向，而不能不以之当头棒喝。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并没有完全丧失自由，毛泽东也默许前百色起义旧部（韦国清上将）及八路军一二九师旧部将领(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等)将邓小平保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免遭被红色指挥棒指挥，已暴虐发狂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次次的批斗和肉体精神折磨，而始终保有健康。除了文革初期，大儿子在北大遭遇不幸外，家人还能够相对平安无事，甚至团聚度日。最大的厄运也不过是珍宝岛事件后，被一号战备令遣送到江西劳动改造。
整个开国时期，如《五七一工程所言》：毛有过许多忠诚的部下，但由于自负、矜持、和猴子般的多疑性格以及“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的用人风格，毛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但介于朋友和部下之间，却有三个始终的心腹：其一，始自井冈山时期，即信任有加的林彪。其二是可以专用于具体岗位，大可放心的邓小平；这也即是遵义会议后，即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纵队秘书长，主管日常具体事务；张浩病逝后，即派邓小平接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原因。其三，是老乡、有常人所不及亲密关系的海军司令萧劲光；宁都起义后的五军团政委、延安保安司令等等要职的胜任者，唯一一个几十年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军内高官。因此，邓小平对于文革时期的毛，有怨诽的一面，也有情感上不能割舍的一面。那个有所保留的文革决议，固然有维护执政党的威信，实现平安过度的考较，也有这种微妙感情的因素。所以，文革才成为一个难以彻底割除的毒痈，今天仍然发酵，流韵未尽。
使邓小平大难不死，后来居上的原因除了上述历史渊源外，主要有三点，对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体而言，自然是枪杆子最有发言权，这是邓小平能够复出而无人可以阻碍的真正原因。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很正常。中国的党，尤其是中国的军队，是在二十余年的战争实践中，是由一个个山头发展壮大起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百色起义、渭华起义，造就了一支支部队的雏形。井冈山会师，奠定了红一军团的基础；平江起义则是发展红三军团的根本。在同一个红一方面军中，一三军团各有所属；五军团产生于宁都起义，损失于长征，最终毁灭于甘肃高台（军团长董振堂以下，幸存者寥寥）；七、九军团没成气候，十军团旗坠于抗日先遣军中（粟裕为其余部）。真正属于毛泽东，林彪的嫡系部队也只有一军团。红二军团举义旗于湘西，发展于洪湖；与来自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会师后才成为红二方面军。也并非贺龙所专属。红四方面军起自于大别山，壮大于川陕甘，其骨干工农的成分要远远大于一二两支方面军。但西征一役于河西走廊损失了最精锐的九军、三十军；只剩下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王维舟所属，非大别山部队）。也是将帅易主，自成体系。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以及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却能自保，却也使常人匪夷所思。
海军的骨干源自于红一方面军，解放战争中萧劲光所属辽南部队。空军的骨干主要来自同一军队，解放战争中为四野所属刘亚楼、吴法宪所部；一部分干部则来自红二方面军系统。现在，三军虽然同在一个中央军委的旗帜之下，但其各自的政治背景，历史渊源却决定着统率他们的将帅们的不同命运。也就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革命“三支两军”的具体工作中，不可能持同一观点，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因而，各地有军队背景的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都比较复杂，个中缘由概由于此。
作为一代江山的奠基者、创始人，毛泽东有开国者的胸襟、气度、眼光、魄力与手段。由于历史深层次的原因，不管历史学家、政治家如何为尊者讳，都无法掩盖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晚年的毛泽东过于看重自己手中的权柄，容不得他人染指。许多时候，是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全党意志之上，让个人理念，往往不自觉地高于黎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又囿于斯大林的前车之鉴；因而，他晚年无法摆正历史的天平，一厢情愿地让其向他所认同的“阶级斗争”倾斜而去，使中国丧失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富国强兵的有利时机。在内耗与勾心斗角中虚掷了宝贵的年华。实际上，仅仅是建设了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
但是发动、控制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却精于中国古代执政者的驭人之术。在纵横捭阖中，一如一代代开国雄主，玩弄万千功臣良将于股掌之上。而自己始终是稳坐钓鱼台。
他重用林彪及其亲信，建成了一个以自己和林彪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驾驭着文化大革命分分合合的貌似混乱的局面。但他也只是把林彪们摆在京城，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真正手握重兵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却大部只听命于自己而并不听命于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因为，除了广州的黄永胜（后为刘兴元、丁盛），成都刘兴元外，兰州的张达志（后为皮定均）出自西北红军；济南杨得志是毛的爱将；北京郑维山（后为李德生），沈阳陈锡联，武汉陈再道（后为曾思玉），南京许世友皆出自前红四方面军。（其后身为刘伯承、邓小平的129师，及二野）因此，在中央，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与林彪相制约；海军司令萧劲光为毛的心腹爱将；空军有林彪嫡系以外的派系掌握着下属部队的实权。在地方，至少有六大军区枕戈待旦，虎视眈眈。不怕你林彪拥兵自重。说到底，林彪也不过是毛泽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筹码而已。荣辱沉浮，都在毛泽东一念之间……
历史在河西走廊,在延安红军大学曾经残酷地捉弄过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
但他们却因祸得福，在三十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几乎硕果仅存。因为党内军内各山头，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代理人。高岗、彭德怀、习仲勋的倒台，使原西北红军以及红三军团到志愿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党政军要员倒了一大批。刘少奇的下台，使原地下党、北方局党政大员大部分沦为走资派、叛徒与内奸。陈毅被排斥后，原华东地区出身于新四军的封疆大吏一个个灰头土脸、威风扫地。陶勇的死，叶飞的下台，姬鹏飞、宋时轮、张震、谭启龙、肖望东的失势，则是必然的了。贺龙的被羁押，株连了原红二方面军的许光达、黄新亭、廖汉生、刘震、李井泉以及晋绥军区的高峰、杨植霖、乌兰夫等。只剩下原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麾下的红四方面军诸将；因着张国焘早已成为叛徒、沦为加拿大一介难民；陈昌浩已失势死亡①；徐向前与世无争，不谙政治与权变；而失去了自己在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反而群龙无首，有幸躲过解放后一次次劫难，以不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便于分而治之，而为毛泽东慧眼相中，成为毛泽东布下的一着制约林彪，分其军权的关子。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这支潜在的巨大势力，终于合而为一，集合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其统帅的邓小平麾下，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
正是因为后毛泽东时代，这些枪杆子的拥戴，邓小平才能东山再起，成为左右中国政局、呼风唤雨的巨人。回首党政军界，得以苟且偷生或发迹的大员们，没一人具有他这样的军事后盾，自然不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李先念、王震。
使邓小平能够执掌国柄，从容应对，胸有成竹的是邓小平有建国后十七年的执政经验。作为毛泽东党内和刘少奇政界的得力助手，他参与了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执行，对其成败荣辱了然于心。所以，从政、执政是轻车熟路，可以驾轻就熟，深思熟虑后驰言改革开放，而一言九鼎。由于身为总书记，主管中央日常事物，他熟悉封疆大吏，政府要员，并且能够役使和臣服他们。而那些能够镇住邓小平本人的开国精英，都已离开人世，不足以威胁到他的崛起。所以，他顺理成章的成为当政的第一人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心，这也是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这不能不说到1973年邓小平文革中第一次复出。那一时期，鉴于林彪集团覆灭所提供的反面教育，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审视文革以来的所作所为。随着高层干部缺额的增大，他也在考虑解放一部分人来撑起国家、军队的摊子。于是邓小平的复出被提上议程。毛主席始终认为邓小平是个人材，柔中有钢，能顾全大局。加之自林彪倒台后，邓小平接连上书给中央，表示永不翻案，令毛主席念起旧情，才在1972年1月10日破格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起邓小平来。而苦于病魔折磨，需要有人接班的周恩来正中下怀，就紧锣密鼓地运作了起来。
1973年2月20日，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居住了三年的邓小平奉调令回到北京。在短暂的学习之后，4月12日晚，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国王与周总理身后，在中国政坛销声匿迹了七年之久的人物----邓小平的复出亮相。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提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后八天，则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至此，邓小平由学习阶段正式走上前台，协助周恩来执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0日 ，在刚闭幕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8日，四届人大闭幕，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然，十个月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第二次又被打倒；但这一次被毛泽东认可的，周恩来为之精心安排的角色，却为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复出，并取代华国锋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个治国理论十分混乱的年份。一方面，复出而又接替周恩来执掌国政的邓小平，为了恢复被文化革命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维持正常的国家秩序，不得不在方方面面开始整顿；另一方面，王洪文逐渐失势后，因着邓小平的复出，使权力的天平又向着元老派倾斜的局面的形成，又使得文化革命中崛起的新贵阶层，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即得的利益作拼死的争斗。虽然，1974年7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在四届人大上，周恩来又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成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但是，究竟该怎样去促生产，通过何种途径、措施，何种改革、改良手段，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来全面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推动生产力的根本变革，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四届人大，谁都没有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抓革命，促生产”只是一个抽象的泛泛的政治口号， 而不是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施政方针。“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连理想都谈不上。但是，唯一一个在国际民生上做了实事，并有目共睹的人，就是这个不久又被打倒的邓小平。但就这样，邓小平于乱世中，以给与人民巨大的希望和可视的未来却赢得了整个民心。这就为他的复出执政，铺平了民间道路。尽管，民间的力量极其微弱，最终的依赖还是枪杆子和实力。但是，毕竟人心向背，在一定历史时期，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这样，地利、人和、加之毛泽东离世，“四人帮”垮台，百废待兴，呼唤变革前行的天时就玉成了邓小平。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宠儿，一个历史时期的掌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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