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与毛泽东同龄的73岁的宋庆龄心情就很沉重。她忧国忧民，常常终夜不得安枕，以作画来排忧解愁。随着运动的深入，宋庆龄也受到了红卫兵的猛烈冲击。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宋庆龄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破“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时，红卫兵扬言要把宋庆龄的发型剪掉。宋庆龄听说之后非常愤怒，她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几十年来，宋庆龄一直把头发朝后梳，在后脑勺盘成一个圆髻，这本是中国妇女一种传统的发型。宋庆龄曾经对母亲倪桂珍说，她将一辈子保持这一发型。
更令宋庆龄震怒的是，红卫兵竟然冲进她在上海的住宅，抄她的家。而且，最令她不能容忍的事情也发生了----红卫兵居然毁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坟墓，而且在被毁坏的坟墓上贴了批判宋氏家族的大字报！
中国人向来视“挖祖坟”为最大的侮辱。宋庆龄遭此奇耻大辱，内心如焚。所幸的是，周恩来及时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当即紧急下令加以制止，责令上海立即修复被毁坏的宋庆龄父母的坟墓，并把复原后的宋庆龄父母坟墓拍成照片，派专人送给宋庆龄，征询她对修复工作是否满意。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先生的家被红卫兵抄查。次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以保护。”周恩来在派人保护章士钊住宅的同时，写下了一份应加以保护人士的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宋庆龄，指派部队保卫宋庆龄住宅和宋庆龄父母墓地。第二天，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特别提出：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周恩来的讲话，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宋庆龄的历史功绩，最后严肃地指示：“绝不允许攻击宋庆龄副主席！”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尊称她为“国母”。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起之后，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对于江青，宋庆龄还是很熟悉的。
宋庆龄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她应邀由上海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之后返回上海时，时间是1949年11月，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此时江青从苏联治病刚刚回到北京。那一天，宋庆龄和江青在车站贵宾室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给宋留下的最初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
此后，1956年，宋庆龄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同时邀请陪同苏加诺总统夫妇到上海参观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王光美夫妇以及正在上海的江青作陪。这一次，宋庆龄依然对江青保持良好的印象，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
不过，那天席间江青忽地说起毛主席从不穿西装，不合世界潮流。江说，她曾劝过毛主席，在接待外宾时能否穿西装，以改变外界对中共领导人服装单一的印象。毛主席不以为然。
江青又说，孙中山先生就常常穿西装。她希望宋庆龄能够劝说毛主席穿西装。在江青看来，毛泽东非常尊重宋庆龄，也会听进宋的劝说。
宋庆龄听了江青很随便的这一番“家常话”之后未置可否，笑而不答。
但是，文革中的情况可就不同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戴着一副秀琅架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显得仪态雍容。随着文革风暴的降临，江青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政治野心大大地膨胀起来，开始做“女皇梦”。江青当初还异想天开，希望宋庆龄能以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公开表态，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说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接着，自命不凡的江青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
当江青起劲儿地吹捧“革命小将”红卫兵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行动时，宋庆龄忍不住地打断了她的话，冷冷地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红卫兵是她一手培植和竭力支持的“新生的革命力量”，红卫兵的行动与她关系重大。在她看来，宋庆龄所言的“伤及无辜”，正是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所向披靡的不可抹杀的革命功绩。现在宋庆龄是在借否定红卫兵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她绝不能容忍的。于是这次见面，也就不欢而散。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100周年诞辰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席讲话。
当时，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狂潮中，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言论和做法已充斥各地，在南京甚至有红卫兵冲击中山陵，要砸烂孙中山的塑像。
孙中山百年诞辰对宋庆龄来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她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100周年诞辰。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江青一直对那次在宋庆龄家里遭到的冷遇和批评而耿耿于怀。半个月前，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的百年华诞，赶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恭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号楼开碰头会，办公室秘书趁机发书。工作人员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就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脚踩，一边还愤愤地说：“总理也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
在纪念大会上，宋庆龄走上庄严的讲台，以少见的激昂情感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
充满凛然正气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一再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从此，宋庆龄便非常厌恶江青，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在文革中，宋庆龄长期保持缄默，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文革予以抵制甚至抗争。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刘少奇开始受到冲击。以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一眼就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难以理解。在纪念孙中山100周年诞辰集会见报时，新华社竟把身为国家主席、也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的刘少奇的名字排在好几个中央领导人之后，这已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预兆。但会后，宋庆龄仍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去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和《孙中山选集》，并亲笔在这两本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王光美同志纪念”等字样。不久，1967年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年一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去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并亲笔签上“宋妈妈”3个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前几天，江青在清华大学公开讲，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听说，王光美正在被批斗，刘少奇也在做检查。”宋庆龄听后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红卫兵在大街上将刘少奇的画像倒挂，还用黑笔打上叉子。”总之，一切都像往年一样，似乎刘少奇一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宋庆龄这样做的用意，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少奇一家的真切关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她对迫害国家元首刘少奇的强烈抗议。王光美收到宋庆龄送来的新年礼物，百感交集，边擦眼泪边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心情啊！”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刘少奇、王光美被隔离审查，直接受到残酷的批斗，其子女也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并且不准他们再和爸爸、妈妈见面。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虽然爱莫能助，但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她不畏强暴，不怕风险，为刘少奇愤愤不平。她皱着眉头对秘书和几位身边工作人员罗叔章、刘一庸、黎沛说：“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我看刘少奇不是什么内奸、工贼……我们交往多年，他人一直很好，不应批斗、打倒。”当有一段时间，她听说外面有大字报要打倒周总理时，更是十分愤慨地说道：“周总理是创国、建国最早、最辛苦、最有能力、最有功劳的人，也是对国内外强权斗争最有贡献的人。他日理万机，为国为人民操劳，现在居然要打倒他，中国要到哪里去呀？人民怎么会答应呀？唉，我看是有人在胡闹……”
1972年，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在孤立无援之中，为了能够到监狱看望妈妈王光美，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庆龄妈妈，给宋妈妈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收件后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给毛泽东发信后，宋庆龄又亲自给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由她创办的几份新出版的《新建设》去看望他们。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1972年，刘少奇的孩子们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够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流下眼泪。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但直到此时，刘少奇的子女和王光美还不知道，他们的父亲、丈夫，早在两年多之前的1969年11月12日，就已惨死在河南开封。
宋庆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实事求是，忠实于自己的朋友。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她同样表现出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打成“特务”、“间谍”而遭批斗，被关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处境困难，主动地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1968年8月31日，她为路易•艾黎亲笔写的一份材料，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写道：“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迫害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写了很多的诗与文章。当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国外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实、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材料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两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及时地解除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路易•艾黎说的那样，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位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
在十年浩劫中以及中国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宋庆龄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经常会见国际友人。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在何香凝的追悼会上致悼词，以后又相继参加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追悼会和“毛主席纪念堂”的落成仪式。1978年6月，她出席了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9月17日，她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1980年1月1日，她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元旦茶话会；3月，主持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会并致词，随后又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70周年大会上致词；5月17日，她参加了刘少奇的追悼会。
1981年5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在仪式上讲话，热情赞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宋庆龄说，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
1981年5月15日，重病中的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
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的病情公告。公告发出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宋庆龄办公室连续收到国内外发来的数百封慰问函电，衷心祝愿宋庆龄恢复健康，不少人还寄来了药方和药品。英国的肯尼思•康德黎先生（孙中山1896年在伦敦蒙难时，曾得到肯尼思•康德黎父亲的营救----笔者注）也于5月20日致电宋庆龄表示慰问，祝愿“孙中山与家父所开创的友谊长存”。
宋庆龄过去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她在上海寓所接待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时，恳切地对刘少奇说：“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便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后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位副主席在上海向宋庆龄转达党中央的意见时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怀着不平静的心情，含着泪花点头表示理解中共中央这些话的意思。
1981年，在宋庆龄病重时，她又一次提出入党要求。5月15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宋庆龄寓所通报中央政治局这一决定。在卧室的病榻前，廖承志握着宋庆龄的手激动地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庄严地决定接受您为中共正式党员。”5月16日下午，邓小平在看望宋庆龄时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她内心的喜悦。当天，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宋庆龄的病情一天天加重。5月20日，胡耀邦、李先念等一起到宋庆龄的住宅看望，宋庆龄微笑点头致谢。胡耀邦说：宋庆龄同志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这样的评价，她是当之无愧的。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于5月22日专程从美国旧金山赶到北京看望祖母宋庆龄。宋子良也在这一天自美国纽约州哈里森发来慰问电，为姐姐宋庆龄的健康祈祷。孙穗英和孙穗华来到宋庆龄的病榻前轻声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望您了。我们多爱您呀，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睁开双眼，望着她们，微微而频频地颔首，面露激动的神色。宋庆龄的外甥女戴成功居住在澳门，也于27日经由香港赶到北京，到宋庆龄病榻前问安。
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5月30日，首都各界3万余人，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到人民大会堂吊唁大厅，瞻仰宋庆龄的遗容。
3天之中，有12万余人前往吊唁，缅怀宋庆龄一生革命的光辉业绩。6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近万人隆重追悼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中说：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宋庆龄的遗体，由廖承志和孙穗英等护送，移往八宝山火化。6月4日，邓颖超和孙穗英等护送宋庆龄的骨灰，专机运往上海；再由上海迎灵车队护送，缓缓驶向西郊万国公墓宋氏墓地。
宋庆龄逝世的噩耗传出之后，我国收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包括政府、团体和个人的大批吊唁函电，称赞她是“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的象征”，是“中国杰出和崇高的女英雄”、“全世界妇女的典范”，是“杰出的国际人物和中国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对她表示了无限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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