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笑称，昔日的“两报一刊”正以“两报一台”的形式卷土重来。近日来，中国大陆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各大官媒，相继发表大规模“辟谣”文章， 警告网民不可散发谣言，否则“依法处置”，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观察人士认为，距离十八大的召开已不到半年，此番严打谣言，正是一次正本清源之举。正基本事实之本，清理谣言之源头，以防在特殊时期，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两报一台齐上阵 向网络谣言亮剑
继《人民日报》3月29日、3月31日先后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集中精力把两会精神贯彻好》、《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强调“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在大是大非上头脑清醒，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后，4月1日再次发表《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文章，称中国当前处于敏感时期，容易出现一些谣言、杂音、噪音等，并借贯彻两会精神提醒民众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立场，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3篇文章接连不断地以宣传“两会”精神为由头，实际指向的是“谣言、杂音和噪音”。同日，人民网民网评《对造谣传谣者就该勇敢亮剑》，对“网络谣言”、“妄议十八大”等网络行为发起了凌厉的攻势。4月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坚决支持依法处置网络造谣传谣》。4月10日，人民论坛再次发起“宽容谣言不是民主素养”的讨论。
更为特别的是，鲜少碰触政治议题的《解放军报》近来也频频对“杂音”发出警告。先是4月6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稳中求进的要求落到实处》，强调贯彻胡锦涛讲话，切实做到“不为噪音所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9日又以一篇署名“辛士红”的文章《慎“发声” 不逾矩》警告：“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噪音杂音有所增多，各种谣言、小道消息不时出现在网络上。有意制造和传播谣言，目的就是挑拨离间。一些造谣骨干分子近日受到有关部门的依法查处。这也再次警醒我们：舌头底下有政治，网络上面有法律，切不可被谣言牵着鼻子走”。4月10日，再次发文《制造传播网络谣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央电视台也在4月8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对网络造谣者要果断‘亮剑’”的相关报道。报道中称，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也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互联网为生活带来了便捷，但是客观上也给一些人造谣传谣提供了空间和渠道，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诋毁他人名誉，破坏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4月10日又在《新闻联播》中播报，新浪、百度、腾讯三家网站表态，坚决支持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查处网络谣言的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抵制网络谣言的传播。
此外，新华网、《环球时报》、《光明日报》等官媒也纷纷大放言辞。新华网发表题为《网络谣言是“毒瘤”》的评论员文章，将网站“守土失责”视为网络谣言升温发酵过程中的“助推手”、“发酵剂”；《光明日报》则称，网络社交平台的复杂言论环境，极易为人所利用，也容易造成不明真相群众的惶恐和不安；《环球时报》在题为《坚守社会对谣言的抵御防线》的社评中称，“不断泛滥的谣言归因于信息的不对称”。
地方机关报也紧跟中央步伐。以《北京日报》为代表，4月9日头版报导《首都各界积极献策抵制网络谣言》及《遏制网络谣言的治本之策》，并且在二版刊登《呼吁抵制谣言依法文明办网》及《中国互联网协会抵制网络谣言倡议书》。十八大前严打以防谣言兴风作浪
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匿名性与易于向公众传播的特性更是助长了谣言的传播与影响能力。此前社会上流传过很多谣言，比如“女干部携巨款潜逃加拿大”、“艾滋病患者滴血传播艾滋病”、 “女大学生求职被割肾”等等，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易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中共已经采取了一套“硬”手法加强管制，诸如网络警察、网络实名制等等。但中共的操作手法向来都是两手抓的，所以除了“硬”件对网络技术层面进行管理外，也同时对“软”的一面有所动作，即开始对讨论环境进行“清理”。
所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四月青年、凯迪社区等近10家代表左右两派声音的网站或论坛，因“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和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被要求关闭一个月整顿自查。并且，电信管理部门依法对16家造谣、传谣，疏于管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站予以关闭。另外，北京市公安机关对编造、传播“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的传播者迅速展开调查，对在网上编造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
有人会问，谣言一直都存在，为什么现在如此大规模治理谣言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里原因有二。首先，谣言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个杀伤力已经超出了一般社会层面，甚至伤及了政治层面，对政权产生了混淆视听的效果。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谣言广泛传播，十分活跃。有些谣言甚至牵扯到了中南海、党中央，给社会舆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举例来说，自薄熙来被免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大陆网络上一度疯传各种谣言，诸如”京城放枪”、“军车如林”等各类桥段纷纷登台，更甚者还一度传出“政变”说，说者言之凿凿，传者添枝加叶，好似真的有一股政治乌云已经笼罩在北京上空。虽然在第一时间证实了北京无事，“政变”之说子虚乌有，但军队已经成为这次风波的主要受害者之一。通常来说，军报的警惕性更高，一般不会轻易发声，但此番，《解放军报》打谣言则站在了“先锋”的阵营里。而且经观察发现，《人民日报》评论中仅提到杂音、谣言，但《解放军报》更为露骨地谈到了“暗流”。
其次，在《解放军报》的文章中能找到点滴线索。在《把稳中求进的要求落到实处》一文中有如下表述，“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党和国家面临大事，每当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往往更加尖锐复杂，影响稳定的因素也明显增多”。在文章《慎“发声” 不逾矩》中，也写到“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有意制造和传播谣言”。其实，在《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中也有极为相近的表示。文章指，“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人们的思想往往更加活跃”。
原本，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加之十八大临近，各种关于改革的讨论、社会的讨论、意识形态的讨论就铺天盖地。原本讨论并没有任何问题，但由于突发薄熙来事件风波，涉及中央高层要员，舆论被带入了另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中，真真假假，恨不得人人都能够发个声。有的人只是一个玩笑，有的人居心叵测，但无论怎样，都破坏了中共最想要的----稳定。
需讲道理讲事实的“大辩论”
如此看来，观察人士认为，此番严打谣言，是一次正本清源之举，正基本事实之本，清理谣言之源头。中国已经有多达数亿的网民，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民众的表达权、参与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和张扬，强大的网络舆论能量随时可能喷薄而出。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进行有效舆论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也能使谣言传播之快甚于超级病毒，社会危害之大猛于传染性疫病。特别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谣言的滋生有了经济动因。网络谣言，最初大都是通过网站的论坛、贴吧、微博发布和传播的，在谣言的升温发酵过程中，或许网站并非始作俑者，但一些网站“心知肚明”却听之任之的态度，无疑为谣言的迅速扩散打开了方便之门。
与此同时，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成分日趋多元化，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多样化，必然带来社会精神生活、价值追求的多样化。制度上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反映不同经济关系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追求，就必然是多样的、多元的。这也是“大辩论”的开始。然而，当这场“大辩论”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谣言的时候，这个辩论的性质就会发生了改变。
而且，还需要看到，谣言在这样的互动、辩论中不断完善。芝加哥大学教授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了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一概念：“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就如同谣言，没有因为传播主体的复杂化和传播平台的多元化而变得分散、迥异；相反的，人们对于谣言信息的意见在社会群体的持久互动和讨论中趋同了，影响力和破坏程度均达到最大。简而言之，互动不仅使人们意见趋同，还让谣言得以不断完善。
举例来说，最初网络上出现“中南海枪响”的谣言，只是以猜测和不确定的语气出现，然而在网友的互动中，开始渐渐出现“军车如林”、“军车进京”等各种说法，谣言中原本模糊的地方被更多的谣言渐渐补足，细化。随着网络谣言传播的愈演愈烈，使得网络用户在找到“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后，在对谣言内容的共同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群体自我膨胀的现象，以为所谓“群体的决策”是正确的。于是，最后出现了“中南海政变”的版本。
这就对“大辩论”提出了更高一层次的要求----讲道理讲事实的思想交锋。至少来说，首先，不是在谣言的基础上去讨论。其次，讨论的论据不应是谣言。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但必须回到正轨的讨论，要站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讲道理摆事实，而不是以讹传讹。发表言论，表达诉求，可以，但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可以怀疑，可以质疑，但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就要求参与辩论的人一言一行，与法律给予一个公民的权利相适应，不要只想着自己参与辩论的权利，而不想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中强调“不为困难风险所惧，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才能扎扎实实地稳中求进”，看起来正是在传达上层的维稳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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