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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京穗跨入“发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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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鹰/北京广州这样一些已宣布跨入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中,公众的不满意也是俯拾即是。GDP增长产生的社会效应在很多方面则是向着不适于居住与生活的方向迅跑。这种现象值得引起各级政府和决策者的高度警觉。

新年伊始,喜报频传。北京市发改委某官员宣布:北京人均GDP已超6000美元,标志着北京已经达到发达国家中等以上水平!无独有偶,几天之后,广州的常务副市长也“透露”,该市再过3年就将达到人均1万美元,从发展状态跃居世界发达行列。不言而喻,广州今天的水平也必在次发达水平。也许是“好事连连” 吧,前不久,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天津市的经济官员和权威部门也相继宣布,这些省市的人均GDP也接近或突破了3500美元。这就是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在这些地方已经提前实现。

“喜讯”有彰显政绩之嫌

我们暂且不说,为什么这些“喜讯”的公布时间恰逢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各级地方党委调整之际。这是否有彰显政绩之嫌。仅仅就这件事本身而论,也再一次显示出,不良政绩观虽然屡受公众和舆论的指责,但它在某些官员那里依然如臭豆腐一样,闻则避之,食则趋之。

在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新的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日益深入的今天,在为解决日趋严峻的“城市病”方方面面都在苦思冥想、而公众也愈来愈痛感城市管理亟待改进的今天,像北京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仍然把GDP的多寡视为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继续用单纯的GDP作为科学的量化指标,而无视城市发展中的“人”的因素,无视城市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与内在要求,实在令人吃惊。这就从实质上暴露出:在相当一级的领导者决策者头脑中,陈旧落后的城市发展与管理思路仍占据着相当地位,如果不是统治地位的话。

因此,笔者以为,北京广州以及所有率先致富的东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千万不要轻易宣布自己已经跃上了“发达”水平的台阶。事实上,即使是在北京广州这样一些已宣布跨入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城市中,公众的不满意也是俯拾即是。只要我们随便去询问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常住居民,其中包括那些常住的外籍人士,就会发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并没有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

相反,种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病”“都市病”正在抵消着人们因收入增加而产生的成就感幸福感和满足感。GDP在增长,但人们的消费环境治安环境服务环境却越来越令人头疼;GDP在增长,但人们的不舒适感也越来越强烈。很明显,在许多城市,GDP增长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是向“宜居城市”目标发展而是背道而驰,在很多方面则是向着不适于居住与生活的方向迅跑。这种现象非常耐人寻味,更值得引起各级政府和决策者的高度警觉。

怎样才无愧“发达”称号

也许有人会对上述议论表示置疑,因为如此说来,人们为发展经济付出的千般辛苦万般努力不是毫无意义了吗?当然不会这样。笔者这番主张的核心并不是用城市发展中的严重社会问题来冲消GDP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而是认为,“发达”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概念。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进入世界发达水平,要根据城市自身应有的功能制定衡量城市发达水平的标准,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从而使城市的发展获得更科学更人性的基础。为此,我认为除了GDP之外还应在几个方面取得显著进步,才可以无愧“发达”之称号。

首先是国际化程度。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一座城市的国际影响往往要体现在它的国际化程度上。所谓国际化程度实际上是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含义。从硬件上说包括一切服务性设施的国际标准化。从软件上讲,是它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国际交流方面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这个城市在这些国际交往中是否具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国际化程度从本质上说,实际是对城市开放程度的一种真实直接的检验。

第二是生态保护程度。环境恶化、资源危机是中国城市病的突出表现。能否在生态资源的优化利用与保护上取得卓越成效是当今世界判断城市优劣与发达的基本标准之一,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量齐观、比肩而立。当生态保护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发展条件而变为捍卫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时,它作为城市发达的标志性目标应当说已经无可非议。

第三是公众的素质,其中公众的知识化水平是公众素质中最核心的内容。城市公众的知识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它不但可以孕化出知识经济,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得以平稳实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最坚定的基础。数字化信息技术将会把城市资源加以整合,极大地改变与扩大城市空间。无疑,城市公众的知识化是信息化城市基础的基础。

第四,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城市发展的“人本化”问题。这里所说的“人本”就是“以人为本”。近年来,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努力推动加快实现“城镇化”,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国家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决策部门也逐步认识到以扩张规模与数量的城市发展思路存在严重缺陷,开始探索新型的城市发展机制和思路。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新的科学发展观。应该看到:以人为本虽然是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上的总趋势,但中国政府能够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议会同步强调“以人为本”,这对于尚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一种理念上的飞跃!

城市发展要“以人为本”

城市的“人本化”当然要体现在建设与服务上。建设不仅包括了规模速度更要包括人性化布局结构和伸展空间,而在服务上,人本化城市的最高的要求实际就是信息的国际化、环境的田园化和工作的家庭化。毫无疑问,城市服务的人本化将成为评价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

以上所提的几条,从学术上说是城市社会学要研究的课题,但对北京广州这些特大型城市来说,已不再是学术研究的课题而是举足轻重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这些内容的确带有某种软指标的色彩。但是,怎样把软指标硬化固化量化本来就应该是政策部门责无旁贷的义务。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类通常所说的把理想变为现实这句话,就是一个从软指标到硬指标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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