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指出，梁振英“稳中求变”政纲和治港理念得到中央肯定，符合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新局面的要求。“大和解”是意味着梁和新一届班子团结及带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局面。
据4月16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刘梦熊指出，梁振英赴京接受任命，他提出的“稳中求变”的政纲和治港理念得到中央领导人充分肯定，符合中央希望梁振英全面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局面的要求。世情、国情、港情都在变化，香港面对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不能“一本通书读到老”，必须稳中求变，开创新局。特首选举过程中生成的嫌隙乃至矛盾，是香港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反映，“大和解”不等于社会没有不同意见和矛盾，“大和解”是意味着梁振英和新一届特区政府团结和带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局面。因此梁振英在吸收不同意见和照顾不同利益的同时，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其“稳中求变”的理念和政纲。只有扭转社会的不公义、不公平和利益结构畸形和僵化，调整利益格局，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各阶层，才能真正解决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保证香港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
梁振英在解释“稳中求变”的政纲时指出，内外环境都在变，我们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吗？如果新一届政府对大环境的变化漠然置之，施政一成不变，要想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肯定做不到。
多年一觉蹉跎梦，赢得教训痛心铭
在世情变化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区域经济竞争愈趋激烈，特别是香港周边群雄竞起，香港的许多优势受到严峻挑战，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况。“多年一觉蹉跎梦，赢得教训痛心铭”，在社会泛政治化环境和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下，香港蹉跎岁月，许多优势正在减弱或失去。综合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对全球国际都市排名中看出，香港城市发展正面临着竞争力下跌，可持续发展弱化的趋势。以香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新加坡而言，过去20年间，新加坡生产总值年均实质增长6.60%，高于香港的3.95%，香港的整体生产总值已经在2010年被新加坡超过；与此同时，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
在国情变化方面，国家已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创新、可持续发展以及改革开放，都是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坚持不懈的方向。国家的对外开放格局正由过去的“引进来”为主开始转向与“走出去”相结合，这恰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另一大契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011年8月访港宣布“李6点”涵盖“36招”的“挺港”战略措施，勾勒出香港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定位与功能，概括了未来内地与香港携手合作共赢的方向，对香港应对金融危机和全球双底衰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老一套无法应对香港困局
港情方面，香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已经到了影响社会稳定和阻遏经济发展的严重程度。
例如：高地价高楼价高租值政策陷入困境，经济转型举步维艰，产业空心化和单一化，在激烈区域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贫富悬殊加剧，社会呈现M形导致中产阶级陷落，80后、90后缺乏人生出路而走向激进等等。 香港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都处于十字路口，老一套无法应对当前困局，当前香港奉行的，只是在高地价高楼价高租值政策下，以房地产创造财富的旧政策，结果不但无法解决现在的困境，反而在房地产价格高企下，遏抑各行各业的生存发展，社会财富集中于利润丰厚的地产行业，而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小企和基层受害最深。
梁振英在竞选时介绍政纲说，“我的治港理念是行之正道，稳中求变”，对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均，成果分配不公，发展停滞，不能视而不见，即使在过程中触及既得利益，仍要迎难而上，勇于面对。梁振英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畅谈他未来5年的治港思路，其中强调他要亲商界，也要亲基层民众。梁振英“稳中求变”，必然触及既得利益，但又要做到既亲商界也亲基层民众，这对梁振英是难度很高的挑战。
必须厘清“大和解”有关的几个问题
梁振英要应对这一严峻挑战，正如笔者在本栏上一篇文章指出，梁振英和新一届政府一要促进香港经济转型，二要实现社会转型，因为香港经济转型不只涉及经济结构问题，而且涉及复杂的利益结构问题。要强调的是，“稳中求变”不一定与商界对立，只要政策合理，就能使工商地产业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总体一致。而地产工商界若要在香港“长莜长有”，也必须在利润和公众利益之间作平衡。因此，实行社会“大和解”，必须厘清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实行社会“大和解”不等于社会没有不同意见和矛盾，“大和解”是意味着梁振英维护社会公义公平，改革畸形和僵化的利益结构，消除生成社会严重分化和尖锐矛盾的土壤；第二，实行社会“大和解”，也不意味着“反梁”有功，“拥梁”有罪，“反梁”者可以继续声大夹恶对梁振英和“梁营”人士诸多指责，“拥梁”者只能为避嫌“夹起尾巴做人”，而是“拥梁”者“反梁”者都是平等的兄弟，应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用人方面“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第三，实行社会“大和解”不意味着梁振英要“负荆请罪”，似乎有什么缺失要祈求既得利益集团“原谅”，更不意味着梁振英要迎合过去经济发展不均，政策向大财团倾斜，成果分配不公，发展停滞的社会现实和治港理念。相反，梁振英在吸收不同意见和照顾不同利益的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落实得到香港社会广泛认可和中央充分肯定的治港理念和政纲，才能真正在公义公平基础上建立和谐社会。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竞争下，香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困扰下，香港如不稳中求变，必然积重难返。梁振英“稳中求变”寻求香港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与市民一起共谋对策，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民众，才能适应世情、国情、港情的复杂变化，以“新人事、新作风、新思维”去“让香港公众看到新气象、新希望”，“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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