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正在筹组执政团队,有迹象显示,关于政治任命官员,梁振英除了着眼未来5年施政,他还盘算打造政治人才库,增加政治助理数量,让他们经过历练,成为日后司局长、以至特首人选的摇篮。
这个构想会否过于理想,且待新一届政府提出具体细节和做法,再行研判;不过,10年来问责制虽有贡献,但亦衍生诸多问题,特别是特首曾荫权扩大问责制所增加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两层政治任命官员的表现,总体风评欠佳,新一届政府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和落实构想,对梁振英是一大考验。
梁振英属意年轻人当政助
问责制是首任特首董建华于2002年连任后实施,主要官员由社会精英和政务官组成,比例上社会精英稍占多数,公务员约占四成,整体磨合未尽人意;“董下曾上”之后,2007年,曾荫权重组问责班子时,重用公务员,主要官员之中三分之二是公务员,其后连保安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两名副局长,曾荫权也在公务员班子物色人选出任。所以,问责制之于董建华和曾荫权,在主要官员成分方面已经有所不同,不过,即使如此,问责制于香港政治发展,在双普选时间表底定情况下,已经成为不归路,问题只是如何使问责制符合政治发展实际需要而已。
近期,梁振英与民建联和工联会交流时,都提到期望他们给下届政府推荐人才,相信他与其他党派,包括民主派交流时,也会提出同样期望,否则用人唯才承诺,就会跳票。另外,执政团队各个司局长以至副局长人选,固然重要,据知,梁振英对于政治助理的职能和角色,有更长远考虑和期望。
梁振英期望的政治助理可以是20来岁年轻人,有大学学历和一定地区工作经验,不分政治党派;新政府有14个政策局,每个局在不增加开支下,以现在政治助理约13万元薪酬,由局长视乎分工和需要,决定聘请两名或3名政治助理不等,即是最多会有42个政治助理。梁振英认为,5年后表现优异的政治助理可以拔尖为副局长,再过5至10年,就是说,这批人历经政圈和政府浸淫约20年之后,就有一批年约50岁左右的局长,甚至是特首人选的人才。梁振英以储备政治人才,构筑政治人才库的角度体待备受争议的政治助理问题,事态发展尚待观察,不过,他把候任特首办特别助理一人编制,分拆为3个职位,这3人将来会否加入政府,仍是未知之数,但是毋须增加开支而可以把一职分三,“为我所用”,梁振英的盘算从这件事上可见端倪。
梁振英这个构思现实上是否可行,还看他如何落实,2007年曾荫权扩大问责制,增加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当时也有培养更多政治人才之意,但事与愿违,未能帮他加分,反而成为政治负累,主要原因是遴选过程欠缺透明度,首批8名副局长及9名政治助理,不乏与主事官员关系良好者,予人政治酬庸、用人唯亲印象。事实上,这批副局长和政治助理,除了个别表现获得肯定,大多数被认为不够班,以政治“见习生”水平,却坐享最少约13万元以至22万元高薪厚禄,不但广大市民有意见,公务员对此也有不满,形成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宛如带“原罪”入职,被污名化,负面印象4年多来都未能扳回。
按梁振英的新构想,政治助理拿超高薪酬的问题应可解决,不过,能否吸引能人干才加盟,还看具体安排。各个党派推荐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人选之后,是否统统由局长自行决定聘请几人和具体人选,然后报请特首任命?若局长在党派推荐以外另有心仪人选,又或有人欲投考政治助理,应如何安排?具体机制如何厘定?
稍后当细节公布之时,可以进一步评断。
民主派应思考适当对策
必须指出的是,现在的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大多面目模糊,公众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工作。按梁振英的构思,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主要做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助理透过工作中历练,使他们成为身经百战的政治人才,这样的话,政治助理就不能躲在办公室做文牍工作,他们必须面对议会、传媒和公众,推销政策、解释政策,具体工作要有适当能见度,让公众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从而衡量他们是否适任,让公众知道并非供养了一班滥竽充数的酒囊饭袋。也就是说,新政府对政治助理要订出清晰、明确、具体工作领域和要求,才可以锻炼和考验他们的政治工作能力。另外,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职能和角色深化之后,公务员在情绪上会否有反弹,新政府必须评估和化解,以免因为政治任命官员与公务员磨合有问题而误事。
5年之后特首普选,除了选举制度设计,也要有足够政治人才配合,此乃香港政治发展之必然,对于年轻一代有志从政之士(包括年轻政务官),梁振英的构思是一个机会;但民主派应何去何从?民主派对加入政府一直有保留,然而,只停留在体制外批评,虽能培养一个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人物,却未能在实战中参与施政,等于缺少一块重要拼图,使政治人物变得不完整。所以,民主派应否透过推荐人才汲取施政经验,就趋势而言,宜从整体策略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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