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手稿4月1日起公开揭秘，民众也有机会一窥当年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秘史。1944年美军与中共首次接触，戴笠却担心中美合作所情报工作主导权受到影响，宛如充满哀怨的小三一般，处心积虑暗中搞破坏。
戴笠为达目的处心积虑不择手段，恰似充满哀怨的小三。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与中共在延安进行的第一次接触，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并内定为后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所介入的国共谈判，让当时国民政府军统情报头子戴笠相当忧心，最新解密文件显示，他担心中美两国在1943年成立的“中美合作所”情报工作主导权受到影响，因此打算暗中进行破坏。
台湾国史馆与军情局合作，自4月1日起公开解密戴笠的手稿、函电史料59卷，这些珍贵手稿目前已数位化，典藏于台湾国史馆，可以申请阅览，但不得复印或摄影。
台湾国史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和军统局依据1943年4月1日签订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由当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与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Milton E. Miles）分任正、副主任。不过，美国由海军部与陆军的战略局一起参与，计划筹备一开始是由战略局局长邓诺文委托梅乐斯兼任战略局在华代表，但事后认为梅乐斯未能善尽转达之责，并独掌中国方面资源，战略局和海军部不合，因此在中美合作所成立后，战略局打算与国民政府另立合作组织，但戴笠坚持仍纳入中美合作所来运作。
赫尔利在1944年11月7日自重庆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多次会谈，10日就著名的“五条协定草案”签字，再加上之前美军观察组与延安的第一次接触，让戴笠对原为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的可能幕后动作感到不放心。在“戴公遗墨组织类第5卷”编号144-010105-0005-040的手稿中，戴笠于1944年11月21日致电公开身分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武官的军统局下属萧勃，下达命令指示，“关于战略局拟与中共合作之事务，希多多查明具报，并设法阻止”。
戴笠在该手稿也观察判断指出，“赫尔利本月初曾赴延安，已回渝，赫对中共态度良好，就目前情势观察，（赫尔利）不至偏袒共党，在目前情形下，吾方对海军部之合作与战略局之合作，一视同仁，无轻重厚薄之分，因国际间只有利益，无道义可言等声”。
赫尔利是美国与中共在政治问题交手的第一人，但后来协调国共失败，驻华大使只做了一年就被迫辞职。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一场记者会上公开表明反共。
此外，戴笠手稿也证实他使用多种化名的传闻，尤其是抗战期间刺杀制裁目标对象时，他并不使用向蒋介石报告时用的“生笠 叩”，在“戴公遗墨行动类”手稿中，戴笠多次提到要制裁汪兆铭，署名曾用过“泽霖”、“灵”、“健进”等，另有一手稿提到要制裁伪外交次长徐良时，戴笠用的署名是“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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