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家宝执政最后一年频提政治改革之际，中国学者4月19日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制止体制改革之间还还存在一个社会建设层面，若中国改革贸然跨越它、漠视它，从经济体制改革直接进入政治改革，既不符合改革渐进的原则，也与时下民心不符。
有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倡导政改的努力一直遭到“自由派”和“毛粉”的冷嘲热讽，然而不同于他们的“作秀”、“反动”的批评，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邱运华则运用“学术用语”，称改革循序渐进包括三方面，生产力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健康、政治民主化水平提高，即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中间，多出一个社会建设层面。并以英国、俄国的改革为例，驳斥温家宝频提并推进政改是危险的，“若不及时进行社会建设就会造成一场革命”，甚至会如俄国一样，“忽略社会建设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失败”。
单不论英国、俄国改革的失败或成功，就从国情来讲，中国就与英国与俄国存在不同。首先中国没有出现类似英国的从战争脱颖而称“暴发户”的前提，也并没有像俄国一样由农奴制度直接跳跃到资本主义制度。反观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及的改革开放，以至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的发展等等，均是在以中国具体国情为参考条件的前提下进行试点并推广。
另外，邱运华的论据还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他表示，英国工业革命后，陷入社会和政治危机，最终通过社会建设层面的干预避免了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正如他自己的举例而言，他所谓的涉及医疗、教育、文化、养老等社会会保障体系的福利策略，是在英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会、司法制度实行积极的干预政治，进行一系列立法改革的前提下，填补了邱运华所谓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的缺失”。同时，俄国之所政治体制改革失败，是因为国家总体生产总值很大，但分配不均，掌握在官僚阶层、特权阶层，这联系所谓的“社会建设空缺”作为根本源。邱运华本意是通过这两个论据来证明他的观点，然而由此及彼是需要切实的论据加以佐证的，由此而推及其他，则不足为信。
同时，邱运华还存有概念混淆、偷换概念之嫌。邱运华在举例过程中，均以生产总值的提高即为为经济体制，他的文章中只表明英国19世纪造就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工人群体，俄国19世纪晚期成为欧洲大陆生产总值最大的国家。然而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仅包括国有经济改革和非公有经济发展、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还包括农村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
由此可见，邱运华通篇强调现在“不宜继续提经济体制改革”、“不可提即可启动整治体制改革”的观点，都以社会建设是联系二者的必经过程，不仅与温家宝曾于3月14日提及“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相左。而且也是有悖于中国发展过程中改革的实际情况不符的。而邱运华关于“从经济体制改革直接进入政治体制改革不符合改革渐进的原则，也与时下民心不符”的结论，除显得过于危言耸听，也少了作为学者的严谨推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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